墓碑，自古以來就是後人為紀念自己先人所立。所以，我國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領導人，為其他人、特別是為自己老師寫墓碑的先例。但，袁吉六先生是唯一的一個例外！
袁吉六(1868-1932)，名仲謙，生於湖南湘西保靖縣葫蘆寨，家境貧寒，其母早逝，其父也是一個窮秀才，以賣豆腐為生。袁吉六從小跟父親學詩文，聰慧過人，勤奮好學，飽讀詩書，才華過人。
14歲那年，辰沅道臺來葫蘆寨巡視屯倉，住宿客棧。為保證睡眠，將客棧的豬全部趕到野外，引起袁吉六強烈不滿，深夜故意高聲誦書，使道臺一夜未眠。第二天，道臺問罪，袁吉六理直氣壯:“深夜誦讀是我的習慣，讀書聲越大，越記得深刻。老爺少時若不刻苦讀書，今天怎能做如此大官？”
說得道臺惱羞成怒，又無法發洩，於是使出一招:“既然你如此發奮，腹內定有才華，我今出一對聯，你若對上便罷，若對不上，我就要打你的嘴巴。”於是瞧了一下天花板，又從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袁吉六，念出上聯:
“小學生，藍衫掃地。”
袁吉六向道臺頭冠掃視一眼，立即應對:
“老大人，紅頂沖天。”
“小學生”的文思敏捷，使“紅頂沖天”的大人不得不折服。這個“智鬥道臺”的故事，至今還在其家鄉廣泛流傳。
清光緒23年，袁先生中舉。先後很多人勸他做官。特別是同年中舉的師兄弟譚延闓，1916年任湖南省長兼督軍，邀請袁先生任省府機要秘書；其後任民國政府行政院長時，又邀請袁任國史館總編修等。因為不滿政府腐敗，他都斷然拒絕，並且決心矢志從教。
袁先生先在保靖、永順、新化，後又在長沙省立四師、一師、一中、長郡、湖大和北京師大任教，所教學生數以千計，可謂桃李滿天下！毛澤東、羅學瓚、周谷城等一批著名政治家、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和學者都是其門下。特別是毛主席，袁吉六先生擔任其國文教師達五年半之久。
袁先生教書非常嚴格，教學遵循“嚴師出高徒”的傳統，據歷史學家周谷城先生回憶:讀一中時，第一次作文批改，全班僅其一人60分，其他人都不及格，最少的只有5分；因為周錯了一個字，袁先生便從文字演變起，引經據典，詳細分析，批語達1000多字，比其作文還長，此事使周先生終生難忘！
袁先生對毛澤東更是特別器重，他早就斷言，毛澤東是他所教學生中最為勤奮、最有天分的佼佼者；還多次對人說，毛澤東具有“挽天下於危亡”的思想和品質，將來從文定是一代文壇泰斗，從政則是一代安邦興國的社稷英才。
所以，袁先生對毛澤東要求更嚴，除了要求掌握課堂講授，還經常找毛澤東談話，開小灶，指導毛澤東閱讀屈原詩賦、唐宋詩詞和八大家散文、桐城派的代表作品等歷代大家優秀作品，吸收我國幾千年優秀文化精髓。在寫作上，要求毛澤東改變原先慣用的“梁氏文體”，用古文作文，以進行高難度的強化訓練，由此足見袁先生用心之良苦。
1915年夏，第一師範爆發驅趕校長張乾的學潮。毛澤東應同學們要求寫了一篇“驅張”宣言，歷數校長張幹辦學無方，推行尊孔讀經，俯仰袁世凱之鼻息，貽誤青年等等劣跡，氣勢磅礴，大有駱賓王聲討武則天檄文的雄風。張幹惱羞成怒，掛牌開除毛澤東等十七名鬧事學生。
袁先生聞訊，同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等主持正義的老師，與校長論理，力保毛澤東。袁先生為此，甚至還一氣之下，疾書辭呈，說:
“毛澤東等皆傑出人才，挽天下於危亡者，必斯人也。如若開除，天理不容！”
就這樣，毛澤東在老師們的全力保護下才免遭被開除的“橫禍”。這次“患難之交”也讓他們的師生感情與日俱增、愈發深厚。
(圖為當年第一師範校長張幹)
袁先生多才多藝，對毛澤東的影響亦是越來越廣、越來越深。
袁先生酷愛讀書，“通古今文史”，曾教導毛澤東:
“學不勝古人，不足以為學；才不勝今人，不足以為才。”
毛澤東深受影響，嗜書如命，深研古今中外文史，成為“學勝古人”、“才勝今人”的一代英才！
袁先生工於書法，自成一家，還著有《書法必覽》，毛澤東深受影響，亦成為自成一派的名馳中外的書法大家。
袁先生善於應對，毛澤東更是“應對”如流。1917年暑假，毛澤東為熟悉社會，廣交朋友，到長沙、安化等五縣遊學。在安化聽說一叫夏默安的“學夫子”，畢業於清末兩湖學院，飽讀詩書，著有《中華六族同胞考說》等書，毛澤東走訪他，他瞧不起遊學先生，故意迴避。毛澤東不厭其煩，連續拜訪三次。最後“學夫子”想了個辦法，在書案上留下一對聯出句:
“綠楊枝上鳥聲聲，春到也？春去也？”
毛澤東見了，馬上微笑應對:
“青草池中蛙句句，為公乎？為私乎？”
夏先生聽到，被毛澤東敏捷才思折服，連聲稱讚，馬上出來以禮相待。毛回長後說與袁先生聽，袁先生喜於言表，稱讚毛澤東:“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啊。”
袁先生尤工詩歌，創作態度十分嚴謹。毛澤東的《講堂錄》記載了不少有關袁先生寫作詩文的獨特見解，如:
“文以理勝，詩以情勝”；
“有感而後有情，有情而後著之於詩”；
“文貴顛倒簸弄，故曰做”；
“詞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為妙文矣。”
袁先生這些金玉良言，對毛澤東練就“橫掃千軍筆一支”，產生深遠影響，特別是詩詞創作方面，毛澤東將袁先生的創作理念和“顛倒簸弄”的教誨，當作座右銘，貫穿於後來一生的寫作之中，甚至發揮到前無古人的地步。
所以，《毛澤東自傳》中說:
“予之得窺古文之涘涯者，袁胡之教為多。”
1950年10月，毛主席特邀一師老師和學友徐特立、王季範、周世釗、謝覺哉等人來中南海做客，敘間詢問袁先生。周世釗告訴主席，袁先生積勞成疾，已於1932年病逝，其遺孀戴氏年邁體弱，無依無靠，生活困苦。王季範先生則呈上一紙，上寫一《七絕》詩。開頭兩句是:“袁胡教學有何奇？橫掃千軍筆一支！”
毛主席對袁先生去世十分悲痛，對袁師母的處境十分焦慮，當即致信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王首道接信後，立即派人前往慰問，瞭解情況後，先後送300斤大米，每月發60元生活補助。後來毛主席又邀請師母遊覽北京，為其量身做衣製鞋；之後逢年過節生病均寄錢送禮。
師母和其親友及周邊群眾非常感動，當年流行一民謠:
娘疼崽，長流水；
崽疼娘，扁擔長。
世上哪個親生崽和女，
有毛主席這麼疼師孃？
1952年9月，毛主席邀請恩師羅元鯤、張乾等敘舊。回後羅先生寫信告知毛主席，袁先生因為生性剛直不阿，嫉惡如仇，前清罵皇帝、民國罵蔣介石及當地貪官汙吏、土豪劣紳，成為當地地頭蛇的眼中釘。生前因為有學生擋駕，不敢造次，而死後則故意刁難、以各種藉口不準其親人為其立墓碑。
毛澤東懷念恩師，第三天就派人送來親書墓文:
袁吉六先生之墓
毛澤東書
羅先生看後激動得流下眼淚:“我為袁先生高興，也為潤之這麼尊敬老師高興，這下好了，足以告慰袁先生在天之靈了。”
不過，墓文左下方一般是墓主子孫署名的地方，可毛主席署名卻正好落在了此處。羅先生詢問毛主席署名是否可移到右上方，毛主席對羅先生深情地說:“不要移。古人云: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袁先生教誨我輩五年多，應該，應該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