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方方作为极具文学创作天赋的作家，她是极其成功的。
但剥离了作家身份之外的方方，一旦涉及到政治、经济、时事、策略、方针等经天纬地的事情，便暴露出大部分人知识分子的共同缺陷——喜欢以一种狭隘的政治观，虚浅的社会观去看待顶层建设，用小布尔乔亚文青的角度，以非理性的心态，以煽动性的文字，对不熟悉的政治、社会、经济领域的大事下结论。而方方笔下的《方方日记》便是如此，充满了谣言、夸大、扭曲与双标。
故意为之，是内心阴暗和扭曲世界的反映。
《方方日记》写的是日记，号称纪实，然而疫情期间，方方足不出户，消息来源大多也是“听一个朋友说”，却用文学式的笔触，小说的手法，把武汉和中国描绘成修罗场，甚至编造出火葬场遍地手机的故事，以发泄自己内心的阴暗，迎合一部分同类人。这种论调，必然会被某些媒体利用，此举已然不仅仅是代表方方个人的言行，而是对无数医疗工作者和参与到此次全民战疫的人的抹黑和侮辱。现今，方方的日记在美国出版，英文版和德文版相继上市，也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然而，方方每篇日记都能迅速传播，点击量不只是“10万+”，更是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对于方方的言行，拥趸们一如既往地支持， “不见得是事情的真实”，“方方最可贵的是情感的真实”。那么请问，事情都不真实了，情感岂不就是空中楼阁。
拥趸们如此畸胎的景象不得不证实了社会心理学上的一句话：行为可以改变态度，说了就会相信、做了就会认可、选择了就会欣赏、付出越多就越喜欢越在意。
有一种心理现象，叫做“认知失调”。
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是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一种理论。
当时有一个叫做“追随者”的宗教团体认为，世界末日即将到来。
其宗教领袖玛丽安·科琪告诉其信徒并登报传播，在末日大洪水到来之前，会有一个飞碟来把自己的信徒们带到安全地带。
费斯廷格和同事们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决定潜入这个组织。
一直到预言指定的那个日子，自然是什么都没有发生。
本以为，既然预言失败了，那么信徒应该幡然醒悟，这个宗教也该解散了吧？
结果却恰恰相反。
这个组织不但没有解散，反而信徒们还到处派发小册子希望更多人能加入进来。
因为玛丽安·科琪告诉他们，他们虔诚地坐了整整一夜，传播了很多的光，所以感动了神，这才让地球免遭灭顶之灾。
于是他们就信了，并且变得比过去更虔诚了。
费斯廷格由此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
即，一个人笃信的某种认知如果和现实（或者另一种认知）发生冲突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不舒适、不愉快的情绪。
比如，对于信徒们来说，如果承认自己信错了教，那么他们之前为这个组织所做的一切就都白费了，而且还不得不承认自己很蠢。
所以，即使面对强有力的证据，他们也会更倾向于篡改这些证据，而不是改变自己的信念。
这也正是在预言落空后，为什么信徒们选择相信是自己感动了神，并且变得比过去更虔诚。
回到方方的铁杆粉丝话题。
拥趸们在明知道武汉疫情不等于方方日记，方方的“极左”言论更是与武汉疫情毫无关系，却依旧死心塌地的拥护与追随。是因为要让他们承认自己之前一如既往地狂热支持是错的，会感到如芒在背，自尊心受到攻击，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情绪体验。于是他们产生自我辩护的原动力，去合理化他们错误的行动和决策，粉饰证据来维护自己的信念，便可以把他们从巨大的负面情绪的压力下解救出来。
那方方的拥趸们是如何养成的呢？
方方一直在号称“和普通人站在一起”，利用“弱者人设”登上道德制高点，进而让其拥趸们不要思考，逐步失去思考复杂性问题的动力和能力，从而制造思维休克。一旦拥趸们进入到思维休克状态，方方就成功地成为了他们的意见领袖，获得了蜂拥而至的支持者和话语权。但要完成思维休克需要至少完成以下三步：
第一步，分享个人日常以使读者放下戒备。在方方的日记里，我们会看到 “有一只16岁的老狗”、“有不爱做饭的女儿”、“有个给她送香肠和腐乳的姨侄女”、“有两个和自己一样患了糖尿病的哥哥” 、 “住文联大院”的方方。正是利用这些生活细节让读者放下戒备，变得亲近。
第二步，利用混杂多元且模糊的信息使读者思维无法对焦。在分享个人私事的基础上，一篇2000字不到的日记中，包含了十几条碎片化的信息。从对疫情的整体形势判断，网络上看到的新闻片段，甚至是一些没有证实过的谣言，到身边的医生朋友分享的疫情信息，中间穿插自己的评论和批判，再夹杂着个人的生活琐事，一股脑被打包呈现在读者面前。信息可谓十分多元丰富，短时间内不断在切换思考视角，每一个即将开启的思考在刚刚萌芽就被阉割了，部分地又被方方的情绪化评论替代了，从而促使读者有种思维无法对焦的感觉。
第三步，煽动读者情绪实现对理性思考的替代。在方方的日记中，不难发现，充斥着大量的负面情绪。“死”、“骂”、“哭”、“烦” 、“哀”、“难过”、“害怕”、 “焦虑”、“ 恐惧”和“崩溃”等。除此之外，在武汉人民比较恐慌且还存在医疗资源挤兑的情况下，方方在网上号召其拥趸们一味宣泄情绪，并且将正在进行疫情防控的工作人员和抽象的官员群体作为情绪发泄的对象。于是
当我们过多的负面情绪被激发出来，步入狂热状态，人们很容易走进情绪宣泄的死胡同，阻断了理性思考的道路，发动情绪的能力便悄无声息地替代了理性思考的能力。可见，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过程中，大多数人都处于焦虑和情绪饱和状态，“私事共享+呈现大量碎片化信息+煽动情绪”，便成了方方立于道德制高点上致使其拥趸们在阅读日记过程中进入思维休克的三步曲，从而圆满完成对铁杆粉丝的洗脑操作，于是，一步步将自己推上了“意见领袖”的神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