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發生後，廣西壯族自治區南寧市疾控中心青年突擊隊隊長岑平，於2月11日和多名同事赴湖北十堰開展疫情防控工作。到達十堰後，為了做好每個病例的流調分析，並把工作建議及時反饋給現場流調人員，她常常通宵工作，只為了跟時間賽跑；得知十堰市血庫告急的消息，她到採血點捐獻了300毫升血液。岑平的事蹟被諸多媒體關注後，這個80後疾控人更加感到自己工作的責任和價值。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不少80後、90後的年輕公共衛生工作者在一線擔起防病控疫，守護健康的重任。與此同時，也有人道出對這一行業的隱憂：我國公共衛生人才數量不足，特別是缺少高水平、高層次的技術人才。對於一線青年公衛人（從事公共衛生服務的專業人士）來說，收入低、存在感低、地位低的“三低”困境成為影響他們發展的瓶頸。
也有不少專家對公衛行業的發展前景持樂觀態度，蘭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王俊玲表示，此次疫情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凸顯了公共衛生在推進新時代大健康體系建設中的重要性，對於加大公衛的建設投入，促進公衛行業向好發展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收入低，留不住人才
在整個公共衛生領域，薪酬待遇較低已成為公開的秘密。
出生於1981年的馬慶華是蘇州市相城區第三人民醫院（相城區渭塘鎮衛生院）副院長，公共衛生副主任醫師，碩士研究生導師，自2005年大學畢業後一直從事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及管理工作。他告訴記者，即便擁有副高職稱，並承擔一定教學任務，自己的月薪也不足1萬元。而同醫院預保科剛剛入職的本科生，年薪僅在5萬元左右。
“即便深知鄉鎮（社區）一級對公衛人才的渴求，但作為個人，我希望這些年輕人能飛走，擁有更好的前途。”馬慶華有些無奈。
就職於蘇州某三甲醫院感染管理科（以下簡稱“院感科”）的90後公衛醫師姚敏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入職4年，平均月薪僅有4000元左右，不足臨床一半甚至1/3的收入。
3月27日，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康復驛站，工作人員在進行消殺。當日，最後一批共102名康復隔離人員結束了隔離觀察。至此，武漢軟件工程職業學院康復驛站正式完成歷史使命，在對相關區域完成專業消殺之後，準備恢復原有功能。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趙迪/攝
3月25日至3月29日，由“CDC（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疾控人”微信公眾號發起的“疾控人疫情補助發放情況調查”共收到來自31個省（區、市）的5127份有效回覆。受訪者中，有5030人參與疫情防控工作，承擔著流行病學調查、樣本採集、實驗室檢測、現場消殺、報告撰寫及疫情數據管理、密切接觸者追蹤管理、以及防控指導、隔離監管、健康宣教等工作。疫情發生以來，平均加班的工作日累計天數約為42天。其中，3902人所在轄區有確診病例。但截至3月29日20時， 有4754人、92.7%的受訪者表示沒有獲得工作補助。
“疫情期間，沒有人當逃兵，但如果相關情況沒有得到改善，疫情之後，疾控人才流失的現狀或許會加劇。”公號運營者、90後公衛醫師年雲鵬道出自己的擔憂。
2018年從武漢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與衛生統計學專業碩士畢業後，年雲鵬來到陝西省疾控中心工作。他還記得，入職第一天，部門領導就給同批次進入單位的8名小年輕打起“預防針”，希望他們經過深思熟慮再選擇投身這一行業，“因為之前走的人不少”。
上班第一週，還是有1名同事打起“退堂鼓”，覺得工資太低，也不想在單位每天做研究生階段已經做膩了的實驗。出生於大西北的年雲鵬珍惜這份事業單位的工作，但收入同樣讓他有點困惑。“交完房租根本存不下錢，更別提買房。”
湖南女孩楊柳（化名）曾在當地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公共衛生辦公室（以下簡稱“公衛辦”）工作，入職3個月後跳槽至一家藥企擔任醫藥代表。她表示，在公衛辦試用期間的月薪只有2500元，轉正後是3000元，沒有績效、沒有提成。“作為重點大學預防醫學專業畢業的學生，這樣的工資收入讓人臉紅”。
公益一類事業單位的身份，或是導致公衛領域，薪酬待遇較低的主要原因。根據國家相關規定，公益一類事業單位面向社會提供基本公益服務；不能或不宜由市場配置資源；宗旨、職能任務和服務規範由國家確定，不從事經營活動。
當前，部分單位開展績效改革相關工作，以期合理分配和使用人力、物力、財力資源。
“但大多考核指標、任務分解表都不太符合基層實際，是本著平均主義思想的績效管理，以致‘幹多’等於‘幹少’。”一位公衛專業的高校教師告訴記者，據她觀察，在一些發達省份，推行績效管理之後，公衛從業者的收入待遇反而變差了。
已從某省疾控中心離職的馮晶晶（化名）告訴記者，2017年，因為單位體制改革，二類疫苗不創收、工資中少了一些款項，月薪降了2000元，單位一下有七八名同事離職。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健康業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陳秋霖在《小康》雜誌撰文指出，2018年財政給專業公共衛生機構的補貼，佔醫療衛生機構補貼總量的比重僅為20.5%，相比2010年的23.73%還有所下降。儘管2019年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達到69元，是2009年15元的4倍多，專業公共衛生機構得到的財政補貼，2018年是2010年的3.14倍。但另一方面，新醫改以來更多政府投入投向醫療保障，公共衛生的增量相對不大。
存在感低，做得越好越不會被看見
“任重薪低輩分微，盡責何敢顧身危。千門萬戶平安日，世人不知你是誰。”
“疾控控制增量，醫院減少存量。減少存量看得到，控制增量看不到是吧？”
……
在“疾控人疫情補助發放情況調查”問卷的開放問答中，共有3138人寫下自己參與疾控工作的感受。這些帶有個人情緒的句子，從側面反映了公衛從業者不被重視的實際情況。
1月下旬，有關新冠疫情的報道逐日增加。此時，某媒體的一篇公開報道戳痛了年雲鵬的心。“報道寫了一家醫院醫護人員的工作內容，但事實上這些是疾控部門承擔的。”年雲鵬決定做些什麼，為疾控人發聲。
說幹就幹，在幾名同學、業界老師的幫助下，“CDC疾控人”很快開通。第一篇公開推文講述了除夕之夜，年雲鵬和同事奔赴某傳染病醫院，開展流調工作的親身經歷。隨後，他更是一遍遍科普疾控中心的工作內容，向衝鋒在疫情一線，默默無聞的疾控人致敬。
然而，公共衛生服務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它“做得越好越不被看見”的局面。
這也是讓姚敏感到委屈的一個地方。在此次疫情中，她所在院感科負責改進建築佈局、工作流程，合理劃分汙染區、緩衝區和相對潔淨區，指導臨床40餘個病區設置隔離病房，還要緊急修訂各類應急預案和工作制度。此外，承擔針對全院各級各類2000餘員工的培訓工作，通過授課、網絡課件學習和現場演示指導等方式，讓大家學會個人防護用品穿脫、強化環境清潔消毒、手衛生和人員管理相關知識。“幾乎每天深入臨床一線指導臨床的感染防控工作，確保醫院的工作人員零感染和患者之間不發生交叉感染。”
在平時，院感科也承擔了許多“無形”的工作。然而，社會大眾眼中，這些付出似乎都未曾發生。姚敏告訴記者，疫情還沒有結束，一篇十萬加的自媒體“爆文”，就將院感科人員納入醫院“領導”行業，質疑其補助領取資格，認為“控感科，只是佈置佈置任務，發發文件而已”。
上海市長寧區疾控中心醫生許安陽對此感同身受。她所在的工作小組是應急小分隊，由各個部門抽調的人員組成，主要負責收集樣本，如痰液、血液、鼻咽拭子等；對疑似病例進行流行病學調查，摸排病例活動軌跡和密切接觸者，以便開展下一步的消殺工作和隔離管理等，及時切斷傳播途徑。平時，許安陽所在的疾控中心也會處理一些小型公共衛生突發事件，在進博會等大型活動期間，承擔一些醫療保障工作。
“但對這些，國人都不太熟悉。”許安陽認為，疾控部門的“存在感低”和群眾接觸少有關。“疾控沒改革前叫防疫站，那時候負責打各種幼兒疫苗、狂犬疫苗，辦健康證什麼的，跟群眾接觸得比較多；改革以後，這些業務都下放到社區或者別的單位了，疾控就沒有什麼跟百姓打交道的業務了。久而久之，就變成了虛無縹緲的‘相關部門’。”
甘肅省隴南市某村80後村醫王超也告訴記者，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時間用於健康普查、慢性病隨訪、防疫接種工作，但很多村民健康意識落後，不把防病當回事。而自己是學習中醫的，並非公衛專業科班出身，致使服務效果有限，預防為主的工作方針難以得到有效落實。
地位低，難以滿足社會應急管理需求和大眾多元化健康需求
待遇差、不被社會關注，只是這些80後、90後年輕公衛從業者感到“憋屈”的一個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在整個醫療體系建設中，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一直處於“從屬”地位，沒有處方權無法正常執業、發展空間侷限、行政氛圍濃厚……
“以‘預防為主’，以‘基層為重點’一直是各項衛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僅僅停留在決策者的意識中，並沒有轉化為實質性的政策體系。再加上醫療機構（包括部分社區醫院）都以服務創收成為首選策略，往往不重視公共衛生人員及其職能。”作為蘇州市相城區渭塘鎮引進的區域內第一個預防醫學本科生，參加工作的10多年間，馬慶華深切感受到了基層公衛醫師工資低、地位低所帶來的“尷尬”。
馬慶華告訴記者，大多地區，社區（鄉鎮）醫院公共衛生人員人力不夠，不少公衛醫師需要同時兼任傳防、免疫、慢病、預防接種等多項工作，但其參與社區健康治理，制定促進健康的行政手段，管理和指導醫院、學校及企事業單位做好公共衛生工作的督導管理職能卻沒有得到重視；包括公共衛生醫師前去監督協調臨床科室時，也經常不被理睬。
“去學校開辦相關講座，大都是與校醫接觸；去村子調研，只有村醫能夠提供幫助；去企業宣傳健康知識，更是不被搭理。”馬慶華說，有時，為了讓工作更加紮實，他不得不動用私人關係，請一些行政部門領導提前“打招呼”。
“在一些領導的觀念中，除了臨床治療之外，其餘的工作都是公共衛生人員承擔，造成醫防職能不清，從而導致全社會認為鄉鎮（社區）公共衛生工作是打雜的後勤人員，甚至一些無醫學背景的人員也進入鄉鎮（社區）公共衛生醫師行列。”馬慶華說。
然而，相比於一些更加偏遠的地區，江蘇地區的公衛工作已經遙遙領先。馬慶華說，2017年，他曾在貴州省石阡縣進行醫療援助，發現受地理位置、環境影響，這裡的公共衛生體系建設面臨更多問題，“經費有限、人員有限，困難更多，壓力更大。”
馬慶華坦言，每一個鄉鎮都有一個動物防疫部門，還是一個獨立的機構行使著行政和技術於一體的功能，而一個人群防疫站在一個鄉鎮只是一個衛生院的科室，不能給予一定的地位去行駛公共衛生權力，職能是一個技術科室的功能，很難發揮社區公共衛生的權力，協調溝通指揮指導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也在一定程度上挫傷了社區公共衛生人員的積極性。
在此次疫情處置中，年雲鵬認為，從疫情發現報告、流行病學調查、防控措施的提出與實施，均未讓疾控機構發揮主導作用。這與疾控機構作為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各類法律、法規明確其機構職能定位是技術指導支撐，沒有行政管理和獨立決策權有關。
“比如疫情的網絡直報系統的作用僅為內部參考，對外公佈和各級決策部門使用的數據均為衛健行政部門另設一套電話和表格報告系統，浪費大量的行政和防治資源，導致疾控機構的定位和大眾對它的要求不匹配，它的權力和它的職責不匹配。”年雲鵬說。
就職於浙江某區級疾控中心醫師周展豪（化名）對此也有同感，他回憶在一次疾控部門的內部視頻會議上，某省疾控部門領導向上級提問：我們的職能範圍到底是什麼？哪些事情是我們需要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當時領導被問蒙了，這個問題他們回答不了，因為疾控中心無權拍板，需要跟衛健委商量。“區疾控、市疾控、省疾控都被各自衛健委管著，但是衛健委的領導很多不是學這塊的。”
馬慶華直言，在此次疫情的社區防控中，鄉鎮公共衛生醫師理應屬於鄉鎮（社區）一級防控專家，但在討論會議和決策制定上，沒有話語權。而在制定政策上，地方部分領導缺少公共衛生應急處置知識和能力，缺乏大衛生觀念和公共衛生專業意識，決策制定上偏於政治保守，不遵循科學治理。還有些地方幹部包括醫院領導層公共衛生概念模糊，應急指揮能力缺乏，以至管理方向把控有點偏移，不利於疫情防控“時間窗”的爭取。
為此，馬慶華提出重溫公共衛生涵義、重定公共衛生職能、重樹公共衛生地位的策略，建議公共衛生經費向基層傾斜，編制鄉鎮獨立公共衛生機構，行使行政監督和業務指導職能，讓全科醫生真正意義上參與公衛工作，加大宣傳教育、改變公眾認知。“只有這樣，才能更高效地搭建社區防控的第一道防線。”馬慶華說。
來源：中國青年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