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滸傳作為我國古典小說的巔峰之一，描繪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梁山108好漢，從聚義水泊，劫富濟貧一步步發展壯大，到最終招安於朝廷，幫助朝廷徵遼平方臘的故事。小說讀來令人蕩氣迴腸，卻又不禁為宋江等人的最終命運扼腕嘆息，感慨不已。時述文獻多以分析梁山招安於朝廷，並最終導致其勢日漸衰微的結局。從這一角度出發，一定程度確實反映出梁山由招安前的聲勢浩大，到招安後實力不斷損耗並最終衰敗的事實，但卻未能夠充分考量梁山作為草根創業團體，未來發展前景及內部危機等因素。本文將以企業視角，以併購的眼光看待並分析梁山選擇招安的成因，並論述招安結果對於"朝廷"及"梁山"的雙贏原因。
《水滸傳》最早的藍本出自於宋人的《宣和遺事》，它著力描寫了楊志賣刀、晁蓋等結夥劫生辰綱和宋江殺閻婆惜等事，對林沖、李逵、武松、魯智深等主要人物作了細緻描寫。經由施耐庵將有關水滸的故事和人物整理加工，完成《水滸》一作。本文視角中，將梁山視為"發展具有一定規模"的初創企業，而朝廷則作為行業存在的壟斷巨頭。分析在企業法人宋江的引導下最終實現被"朝廷"的併購。
梁山發展狀況
在招安前期，儘管"梁山"已初具規模，"聲勢浩大"。但就其內部而言，"初創企業"梁山企業架構並不合理。
首先，梁山儘管有以108將為首的企業骨幹，但實際上每次行動很大程度上都取決於梁山高層以"智多星"吳用，"及時雨"宋江為代表的領導層，企業內部的自主管理決策能力不強，過多地依賴於高層的決策。這種方式過度地將決策權讓渡給個人，而沒有有效的制度保證確認職權劃分清晰，使得職責的承擔過多地取決於道德上的"義氣"而不是制度上的應然。長期以往，這種方式在未來的管理和行動上會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
其次，就企業管理層架構而言，梁山的管理模式更趨於扁平化，一方面，108將本身無明顯的層級關係，更多的是這108將下直接帶領眾多其他梁山人員。這種管理模式伴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迫切需要不斷地做出改變。與之相對應，壟斷企業朝廷擁有良好的決策機構，同時在管理上傾向於垂直化管理，擁有清晰的上下層級關係。另一方面，梁山也缺乏相應的制度管理，獎懲制度模糊，這就導致其內部的排位不斷拖延。制度上的模糊也進一步導致殺人無度卻並未有相應的懲罰措施，如李逵的嗜血成性，將自我價值的標尺作為普世價值上的衡量，因而他對於惡人的懲罰完全取決於內心的快意，擋我救宋江哥哥不分老少黑白一律該殺，觸怒自已，引我不快該殺。名義上打著道義的旗幟，但實際衡量道德的標尺卻依賴主觀的判斷，這樣的道義未必能得人心。
另外，從營收業務來看，梁山採用打家劫舍，強取"豪紳"等富裕階層，強制吞併吸納資金的方式。這種盈利模式具有十分可觀的回報率，而相對成本也十分低廉。但營收卻顯得十分不穩定。今日有明日無，今日飽，明日瘦。同時這種獲利方式也並不正當，儘管在道義層面能夠為大眾接受，但是其從官府獲取了利益卻並不代替官府履行相應職責，這也可能導致官無錢，而民亦受損的局面。在日常運營中，如"山頭剪徑"的方式，難以區分"良商"與"惡商"，並不一定就能為民除害，贏得擁護。同時反而一定程度上為自己的未來融資-得到鄉紳富賈的支持）潛力打上負面標籤。這種處於"灰色地帶"營收顯得十分具有爭議。而反觀朝廷，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保證——稅收。無論是從營收的正當性，優越性，數量上都要優於梁山。
最後，從企業文化來看。基於忠義的企業文化使得梁山團隊的內部凝聚力很強，儘管內部也有抱團現象，不過總體而言還是和諧一致的。但實際上這種忠義文化很大程度上是種侷限於團隊內部的主觀的道義觀念，並沒有上升到與普世價值一致上。對忠義的價值也十分模糊。甚至往往梁山的忠義與世俗許多相矛盾。由於梁山內部人員素質的良莠不齊，使得既存在宋江這樣世俗道德與企業文化能相對保持一致的，也存在李逵這樣以"兄弟義氣"、快活自在作為核心價值觀念但卻罔顧世俗道德的人。過分看重忠義而漠視其他價值觀念，在這樣的背景下，企業在挖掘人才上也無所不用其極。這客觀上也導致了被吸納的人員才在文化認同上不容樂觀。
梁山的未來在哪裡
處在招安前的梁山對於企業的前景未來是模糊的。儘管在有效的企業文化與策略上，梁山得到一步步的發展壯大。但也面臨著巨大的危機，此時的梁山成長為已經具備一定的實力並暫且偏安一隅的初創企業。通過"替天行道"的旗幟隊伍得到壯大，而另一方面也引來了壟斷巨頭朝廷的關注。此時的梁山能做出的選擇不外乎三種：被動地等待朝廷的市場圍剿、主動地拓寬市場對抗朝廷以及尋求朝廷的併購方案。
方案一：被動地等待朝廷的圍剿-苟活亦只是權宜之計
首先，不興風作浪，朝廷便無暇顧及梁山。此時的寡頭朝廷只是注意到了梁山，但並非視梁山為心腹大患。
面對梁山，朝廷更畏懼的是目前的外患——遼的入侵。這樣一個頗具實力外來行業進入者。他們才是真正能撼動朝廷的市場統治地位的競爭對手。宋朝的重文抑武策略，令朝廷在軍事部署上，將精銳側重於邊疆與京師，而有意地削弱了地方軍事實力。這是梁山得以搶佔細分市場，取得一定市場份額的重要原因。如果梁山由此選擇剋制，偏安一隅。面對棘手的外來競爭者的存在，朝廷並沒有足夠的動機剿滅梁山，這樣或許梁山便能繼續快活自由。
但如此亦有難處：
1、 打著"替天行道"旗幟的梁山，藉此吸引的優質人才將對這種不作為的觀念感到失望。在梁山內部，不少團隊成員來自社會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或被動或主動地加入梁山，甚至是使梁山由小微企業轉變為有可能成為獨角獸的"初創企業"的關鍵，他們期待梁山真能履行替天行道，剷除奸佞匡扶正義的諾言，甚至是為自己昭雪的可能。因此，這種不作為的方式並不符合他們對於梁山的預期。在這種情況下下，團隊內部矛盾將可能被不斷激化，並最終導致人才流失，團隊素質不斷下降。
2、 朝廷只會暫時鬆懈對梁山的處理並不會就此罷休。在解決好外來進入者的侵佔市場份額的危機後，朝廷並不會對著打著"替天行道"，質疑自己"產品質量"的企業坐視不管，也不能置作為投資者的收到梁山侵害的鄉紳富豪的呼疾於不顧。所以儘管可以放任梁山小打小鬧佔有細小份額，但為了進一步的利潤增長空間，朝廷還是會有所行動，只是考量到成本與收益的因素。過高的機會成本，令朝廷只得暫時擱置，但並非棄之不顧。
在這種方案下，團隊管理者需要高超的領導藝術使團隊能緊緊圍繞在自己周圍，同時又得妥善地把握壟斷巨頭容忍底線，平衡二者，尚可苟活。
方案二：對抗朝廷——風險高收益大
作為初創企業，下定決心準備挑戰巨頭地位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同時不言而喻地，也蘊含巨大的收益。對抗朝廷，梁山的企業戰略分析：
從優勢來看，梁山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和抗壓性。相比於龐大的朝廷組織，其內部臃腫制度繁冗，無論是策略的制定還是調整，成本高，信息的層層傳遞效率低下，機動差是不可避免的弊病。而梁山相比之下則顯得靈活的多，無論是信息的傳遞還是決策成本都不高。面對朝廷的市場圍剿，採取靈活的應對機制很大程度上便能化險為夷。如在反覆圍剿下，採用持久戰的策略很可能令朝廷因為過高的成本而放棄市場，並得到休養生息的機會。另一方面，梁山內部人才能力多樣化，以108將為首的梁山好漢各有所長，相對於依賴從科舉中吸納人才難度大門檻高的朝廷而言，能向受眾很好傳遞出材必有用材必重用的觀念，同時在應對企業危機時，這些人才更充分地也發揮了各自的作用併成功地解決了面臨的困境。最後，梁山的企業文化和營銷手段能充分打動消費者。在現行巨頭的市場下，存在著不滿，得不到最大效用的消費者，也存在著由於朝廷內部的矛盾而認同梁山這一企業文化的人群。他們是身處社會底層受到壓迫的勞苦大眾以及朝廷裡受到打壓不得志不忍內部汙濁環境的體制人員。在前期營銷上，梁山有效地建立了自己的品牌聲譽，將梁山定義為一個願"替天行道"而齊聚一堂有著俠肝義膽願為忠義兩肋插刀的志士匯聚的平臺，藉助對"替天行道"進行有效的營銷推廣，梁山有潛質源源不斷地吸納來自寡頭內部不得重用、為奸佞所害之良以及來自群眾的優質人才。
從劣勢上看，不論是從實際規模、盈利能力還是從制度的合理性而言，梁山都難以正面與朝廷對抗。一方面，朝廷坐擁天下，相比於梁山的獨處一隅，朝廷對於各種資源的調動能力要遠勝於梁山。換言之，朝廷擁有強大的供應鏈能完成其對資源的配置，而梁山則不然，其勢力範圍主要集中在水泊梁山方圓百里的狹小空間之內。另一方面，通過穩定的稅收收入，朝廷擁有雄厚的資金，具備更強的抗打擊能力，一兩次的失利難以撼動其市場地位。而梁山實際上難以承擔失敗帶來的損失，過重的打擊極易造成巨大的資源流失。最後，通過科舉制度吸納人才的方式，使得朝廷內部的優質人才無論從質或量上都要遠勝於梁山企業，而管理上的層次分明權責劃分清晰獎懲制度完善也使得朝廷內部架構相對穩定。反觀梁山儘管108將聲名在外，但相較於朝廷的人才濟濟，108將未必足以抗衡朝廷。同時針對人才流失的問題，梁山的承受能力也難及朝廷。
於機會而言，梁山仍具備戰略上週旋的餘地。首先朝廷的主要競爭對手是邊疆外寇，在軍事部署上側總邊境與京都，使得地方上要圍剿梁山相對困難，而王慶田虎方臘為代表的其餘反叛賊寇也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朝廷的重視，緩解了梁山的壓力，為位處山東依泊而立的梁山創造了發展壯大的可能。其次，巨頭朝廷的內部領導存在問題，自上最高管理層的領導力不足能力欠缺，同時內部集團化使得內耗相對嚴重，併產生了一部分懷疑體制不滿現狀的員工；自下陳朽的制度，官員的腐敗也滋生了廣大民眾的不滿；而這部分人群對梁山懷有期待，也認同梁山的企業文化。
從威脅來看。除了來自朝廷大軍圍剿的外部危機，梁山內部不穩定因素同樣值得重視。一方面，在團隊的部分成員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們本就從屬於體制甚至是體制的既得利益者，這一部分人群在出身與觀念上與來自於底層、被剝削者的梁山好漢們有較大差異，並非十分認同梁山。只是處於生存和抱有對替天行道的期待甚至本就懷揣著被招安的願景方入梁山。在直接對抗朝廷的情況下，替天行道的旗幟就難以自洽，而他們也會變成犧牲者。此時若面對朝廷的主動接納戴罪立功甚至是寬赦，這部分人將很容易動搖，這反而使梁山陷入被動。而對於已經熟悉梁山的運營內部情況的這部分人來說，他們的改旗易幟更有可能對梁山造成致命打擊，甚至造成內部的土崩瓦解。另一方面，梁山的資金鍊壓力巨大。伴隨著梁山規模的擴張，通過強取豪奪的方式作為的資金來源越來越難為繼梁山的日常運營，這種運營方式不但難以得到投資者的支持並且也十分脆弱。資金鍊的沉重壓力迫使也迫使梁山不得不快速做出抉擇。最後，梁山的"創始人"的經營決心尚不堅定，作為被"朝廷"辭退的職員，宋江並非否認朝廷的價值。而是不堪於內部環境的汙濁，而又無力改變現狀。因此他更渴望的是證明自身價值，通過樑山來改變朝廷的環境，而非意圖顛覆朝廷，這也是他堅定地選擇以"替天行道"作為企業品牌營銷的原因。
梁山通過"替天行道"的旗幟吸引人才，又藉助忠義的價值捆綁凝聚團隊。在這種策略下，公然對抗朝廷，無疑是對自身文化的否定，同時也難以處理內在的分歧與矛盾。
方案三：接受朝廷招安
面對偏安一隅的坐以待斃以及公然對抗朝廷的巨大風險，無疑選擇接受併購是一種相對安全的策略。那麼從併購的結果來
看，梁山的招安是否是一次明智的選擇呢？
首先，於併購方而言。這次併購不但成功地瓦解了自身的威脅之一，更藉助重組後的力量成功地緩解了外部危機並消滅了同類競爭者方臘等眾。相較於不招安需要投入大量成本打壓對手，增大資金投入而言。招安成功地將矛盾進行了轉移，並通過併購彌補了自身在低端市場控制力不足的缺陷，利用梁山與同類市場的競爭成功消滅了更多潛在的競爭對手。實現了一舉多得的豐厚回報。
於被併購方而言。梁山品牌實際上實現自身價值的最大化。儘管在併購後，梁山做出了巨大的犧牲，但相較於極大風險地在與朝廷的打假對抗中作為賊寇身首異處，或是選擇解散後變得籍籍無名一文不值，被併購後的梁山品牌顯然得到了正名化。而這也是梁山這一品牌能得到世人尊重與肯定的原因。
迴歸於現實，人們渴望英雄幻想英雄，因而對梁山傾注太多期待，這正如消費者總期待不求盈利只為孜孜不倦實現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廠商的出現一樣。梁山的屈服確實實現了雙方的"共贏"，只是理想上我們更熱望著這種福祉能為我們共享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