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繼夏王朝之後，經營了500多年的天下。在公元前1046年(距我們3000多年)，周武王在甲子日這一天早晨，滅掉了商王朝。
戰爭打得很快，按照《史記》裡的說法，周武王帶著三千“虎賁之士”，直搗敵巢。當然這是周武王的骨幹部隊，同時還有來自其他方國的軍隊，就是那不期而會的八百諸侯。這裡邊值得一提的是，來自今天重慶、四川一帶的八個南方族群，他們也跟著周武王一起來打擊殷商王朝，最後殷商王朝迅速地土崩瓦解。
這件事情發生在甲子日，這是從很久以前延續下來的說法。那麼是不是真實的呢？是的。因為我們挖掘出來一個青銅器，它是西周早期的一個簋。簋實際上就是一個有底盤的大碗，它是盛糧食用的容器。古人祭祀祖宗時，鼎是放肉的，簋和鬥是放糧食的，這不能搞錯了。我們看到有些廣場的大鼎裡面裝滿了糧食，那是錯誤的。這個簋就叫利簋。總而言之，這個器物是非常寶貴的，因為它告訴了我們，就是在甲子日這一天，周武王克商。
此時的殷商王朝已經腐敗到極點了。過去有一個傳說：起初，人們都在罵商紂王，有人就向周武王提出，我們討伐他吧？姜太公、周武王就說不用，因為現在還有人罵他、關心他，過一陣子沒人罵了，再討伐他。
實際上從軍事角度來說，武王的這次行動是擒賊擒王，多少有點像斬首行動。據說“克商甲子”之前的那一天，整個武王的陣營，就是姬家的主力和他的友軍，就像過年一樣前歌後舞。據說到了劉邦時期，在重慶一帶還保存著這種舞蹈，叫巴渝舞。古時候景頗族以及其他一些西南兄弟民族在打仗時會跳舞。在世界範圍內，恩格斯在他的著作裡也提到，古代歐洲人會在戰前跳舞以鼓舞士氣。
剛才我們說過，周武王帶著三千虎賁之士，那麼按照古代的兵制“五家出一兵”來推，三千虎賁對應的那就是1.5萬戶。一戶人家有多少人？孟子說“八口之家”“七口之家”，那麼我們就按八口之家算，1.5萬戶乘8，也就是十幾萬人。史學家估算，武王統治下的民眾少則六七萬人，多則十幾萬人。就算還有其他的人沒算上，也不會超過20萬人。可是殷商王朝有多少人呢？史學家保守地估算也有百萬之眾。所以這是一個極不對等的戰爭，周武王是以少勝多。這還是諸多諸侯抬著他、護著他的結果，其中包括八個西南族群，而這西南八個族群對武王的擁護實際上是周文王政策的結果。
所以有人就猜測，可能周人在強大了一些以後，就想直接和殷商人開戰，結果被打了個落花流水。後來文王學聰明瞭，開始走迂迴包抄路線，聯合弱小的力量。注意，這種聯合本身帶有一種開放性的特徵。他弱小，所以要聯合。而陝西這一帶，考古發現先周時期(就是周人正式建國之前)各種類型的考古遺址比較多。周人在陝西這一帶生活，他生活在一個不同人群雜錯的地帶，這使他養成了一種開放的精神。所以他就開始走包抄路線，向西南、東南迂迴著走，於是就有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局面，九州中，有六州諸侯跟隨他，就這樣戰勝了殷商王朝，開創了一個新時代。
歷史記載裡面有很多細節，我是學文學出身的，所以常常能夠從一些細節中看出強烈的文學色彩。雖然有文學色彩，但是它們的象徵意義可能更能通達歷史的本質。有一部書叫《逸周書》，這裡面就記載了周武王登高一望——當然這個登高登的哪個高，其實比較含糊——看到了大量的殷商遺民。而剛才我們說過，周武王帶著三千虎賁之士戰勝了殷商王朝，結果他登高一望，看到那麼多的殷商人。作為一個依靠軍事獲得勝利的領袖，根據《逸周書》記載，他一晚上沒有睡著覺。結果到了第二天早晨，周武王趕緊把弟弟周公旦請過來，和他說了一些話。
大致說了兩件事：
第一，周公你來繼位。周武王身體不好，50多歲就死了。據現在夏商周斷代工程的說法，武王在位僅三四個年頭，其間一直飽受病痛折磨。而且《尚書·金縢》篇裡面也反映出武王多病，所以有周公為他祈求神靈這樣的事情。而成王還年幼，所以周武王就說，我死了你來繼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古人都實行哥哥死了弟弟繼位的傳統，後來慢慢就變成弟弟繼位後，等到哥哥的兒子大了，再讓哥哥的兒子繼位，這叫“一繼一及”。所以周武王就向周公提出了這個要求，這個要求被周公拒絕了。周公當時流著眼淚，表示不想接這個班，而是想輔佐自己的侄子。《逸周書》是這樣講的。
然後就是第二件事，也就是都城建在哪兒的問題。這也是周武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決定的。他考察了地形，認為都城應該建在夏王朝的故地，也就是今天的洛陽。因為這是天下中心，大家來這兒“道里均”。意思是大家走的路程一樣，很公平。
這實際上是一種舉重若輕的政治決策。當週人戰勝了殷商王朝以後，大家都對新的統治者心存疑慮。周人的統治並不穩固，對於那些幫助過周人的聯合族群，今天你好好對他們，他們就和你聯合；明天不好好對他們，他們就可能起來擁護別人，推翻你；另一方面，殷商人那麼多，遠遠比周人強大，周人只是趁著殷商統治者政治腐敗，一時在武力上戰勝了他們而已。所以向天下人表明自己的心跡，便成了重中之重。在洛陽這一天下的中心建都具有極深的政治隱喻——這是為天下人建的都城。正是因此，洛陽這個地方在周初若干時間裡就成了歷史的一個熱點。
我們說，人是一種有思想的動物，思想決定你的行為。周人在洛陽建了都城，而且在這兒演出《大武》[1]樂章，就是為了向天下人宣誓一種和平政治，這實際上是一場重大歷史轉變的開端。
洛陽在文獻中稱“洛邑”“新邑”。在《尚書》裡面會稱“新邑”，在金文裡面也這樣稱呼。這個舉措，伴隨著一種觀念的變化，也就是“天命觀”的誕生。“天下觀念”和“天命觀念”，只差一個字，含義卻不同。還有就是它推陳出新地實行了一種制度，那就是“血親大封建”。這幾個制度的實施使中國歷史發生了重大變化。
我們先來看“天下”觀念。“天下”這個詞，出現於西周的中早期。它的宗旨就是要相信上天，當然“天命”也是如此。“天下觀念”就是包容所有。我們在前面講過，周文王聯合諸多的弱小族群，開始走“包抄”路線。這樣一種聯合，就是“天下”。“天下觀念”是一個空間觀念，用現代語言意譯，就是舉目望去只要有人類的地方、有人群的地方，我們都要用“天下”來概括。
而這首先就要有個都城以安頓龐大的人群，這個都城就叫“中國”。“中國”這個詞見於何尊，距我們今天3000多年了。何尊出土了以後，在它上面就出現了“中國”兩個字，何尊上的這個“國”字並非寫作繁體的“國”，也不是我們今天用的簡體的“國”，而是寫作“或”。“或”字的右上邊是一個“戈”，意思是用武器保衛一個城邑，這就是“國”。“國”這個詞跟“城郭”的“郭”是同源的，它們語義相近，讀音也相近。
與中國相對的是四方。後來的文獻《尚書·禹貢》篇以及《國語》裡都寫到了五服制。五服制就是中國周圍要有諸侯拱衛著。“中國之內”，按照傳統文獻的說法就是京畿地帶，這一片土地是王朝直屬的，但這塊直屬之地上也有諸侯，以土地分封貴族，這些諸侯往往叫伯。
有位旅美的學者叫李峰，他在研究西周王朝政治制度時就談到這個問題。這些京畿地帶的諸侯是離周王室最近的，他們要向王進貢東西，比如說穀子、小米、小米糠、小米的秸子等；這之外的諸侯叫侯衛，他們守衛著王朝疆域，這就是侯；再遠的諸侯實際上就是一些周的同盟者，或者一些跟周關係不是很緊密的國家。這些遠方的諸侯，離得稍近的，就讓他定期來朝拜，比如說一年來朝拜一次，他只要不鬧事就可以；再遠的諸侯一輩子來一次就行了。
總而言之，越遠的責任越小。最遠的諸侯只要不鬧事，不侵犯我們，就可以和平共處。然後對於這些遠方的諸侯，我們要想跟他們搞好關係，得“修文德以來之”，然後“文化不改，武力加之”，意思就是，如果你實在鬧得兇，我們也不是不能打。周王朝是不是真正地去執行了這個政策是一回事(像穆王就向外擴張)，但是這種文化觀念是另外一回事，它是分層次的，有遠近親疏，這就是“天下”。
實際上在《老子》和《管子》裡面都有這樣的說法。我們看世界要“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你看家裡的問題，就要以家為尺度；你看國的事情，就要以國為尺度；你看世界、看天下就要以天下為尺度。而不是拿著一把尺子量到底，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不合適。
所以天下觀念的確有它的優點。而只有地域多元文化發生，才能有這樣的意識。我覺得我們應該客觀對待這種意識，不必一味抹殺，它是有它的長處的。“文”這個詞在先秦時期，有的時候等同於“德”。“文化”這個詞還不是名詞，而是動詞，“文化”你，就是感染你。你不聽？不聽就打你，所以他並不是不要武力。我們也不是說那些野心勃勃的王就完全遵守這種觀念(比如漢武帝、唐玄宗)。但是正因為有這樣的觀念，漢武帝開邊拓土，就有人批評他；唐玄宗開邊拓土，杜甫就寫《兵車行》，去批評他。所以這是一個文化觀念，而這個觀念的格局甚大。雖然有這個觀念，但在事實層面上，古代的統治者未必遵循得那麼好。我們不能看到古代有這些觀念，就認為古代有多麼光輝燦爛。
實際上這個“天下觀”直接導致了封建。從遠古以來，群體數量多了，總會向外洇，諸侯就會去佔地盤。殷商王朝人越來越多，就只能往外發展。這種發展，就像我們在宣紙上滴一滴水，然後“唰”的一下就往外洇。而周家的封建制，那可不是一滴水往外洇啊，它是把整張紙灑滿了水。在十幾年的時間裡，五六十個諸侯被封建到全國各地，這是個大手筆。這是一種推陳出新的應用，通過封建，周人掌握了一些軍事要地。
封建制實際就是武裝殖民，我們簡單舉個例子。比如說太行山，太行山向東有八陘，也就是八條通道。於是在八陘的東邊，也就是今天淶源縣這一帶，建立了燕國。然後沿著漢水流域，在泰山南邊封魯國，泰山北邊封齊國，把局勢控制住，這是佔領先機。
當然，我們前面說過，武王封建他的範圍小一些，你看魯國，傅斯年先生就說，魯國一開始在河南魯山縣，就是離著嵩嶽山地不遠的地方。後來周公主政的時候，一下就派到了“大東”。在《詩經》裡面提到，大東是遠東，即荒遠的東方。建立魯國以佔領泰山以南的地方，在泰山以北則建齊國，當然還有其他的一些附庸國。山東那一帶就有很多土著國家，不把你滅掉，但是你得聽從當地諸侯的調遣。所以像這樣一種大手筆的政治就出現了，這是封天下。周公《立政》篇中就說道：我們周家的子弟，拿起你的干戈，到天下去，海域蒼生我們都要管，都要安頓。
天下觀念，是一個宏大的觀念。封建制改變了中國的歷史，周人的勢力得以迅速擴張。我們前面講過，考古顯示，如山東半島這樣的地區在夏、商這段時間裡，仍然保持著一種本地的特色。真正的西部的文化要素，就是華北平原西部——像陝西、河南——這一帶的文化要素，大量地進入山東地區，這是隨著西周封建才出現的。這樣的話就造成了一個局面，什麼局面？就是周全面地跟各地人群相接觸，這是非常危險的一個局勢。
按照周武王麾下“三千虎賁之士”來反推，我們得出周的人口規模有十幾萬人。他一共封建了71個國家，其中53個是姬姓國家。諸位，10萬無論是被53還是71除，數量都很少。所以在公元3000年前，我們如果登高一望，看到的一定是周家的貴族打著旗幟，帶著不太多的人群到遙遠的各地去搶佔先機，佔領軍事據點，未雨綢繆地消除叛亂的種子。這個是周公時期與成王時期完成的，康王時期還在進行。但是不要以為封建就結束了，一直到宣王時期，分封依然在進行。它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哪兒出了問題，就在哪兒分封一個諸侯。比如說燕國這一帶出了問題，他可以派一個韓侯過去。韓就在今天的北京正南，在那兒建一個韓國。再比如，當年楚國人北進，直逼南陽盆地，於是他就把他舅舅放到南陽去。他用的依然是封建的方式，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是他的法寶。
所以封建的這些邦國，在一開始就是王朝的派出機構，雖然它有國家、有軍隊、有治理民眾的權力，甚至諸侯之間可以交聘(會盟)，彼此走親戚，但是，它是服從周王朝的。這些諸侯真正開始各自謀自己的事情，那是西周王室崩潰以後了。西周王室不行了，大家各自謀自己的路。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論是在齊國，還是魯國，抑或是其他地方，青銅器的製作規制都是一樣的。所以封建的邦國多多少少有點像駐紮在當地的一個軍事單位，它有家屬，它有城市，它有人民，但是它不忘自己是一個派出的軍事單位。我們剛才說過，因為周人很少，所以一旦失去了整體的聯繫，周人的政權就要完蛋。所以在一定時間內，可以維持一種“分”和“合”的向心力和分散力之間的平衡，就像衛星不會脫離行星一樣，但是慢慢發展就會出問題。所以封建是一個大手筆，天下觀念和封建制是相配而行的。
那麼天命觀念又是什麼呢？天命觀念實際上是周家用來說服殷商人的。我們中國人崇拜上天，從遠古時期開始，中國人就開始探索大自然的運行規則，太陽從哪個山頭出來，月亮從哪個山頭下去，諸如此類。“天人之學”是中國最早的學問，由巫師掌握著，後來帝王就變成最大的巫師，漢代人還知道這一點。漢代人給皇帝上書，說“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之序”，意思是，帝王最大的事情是維持上天的秩序。在殷商時期，天並沒有喪失它的這種神威。有一位學者叫陳夢家，早年是個詩人，後來做學問，他寫了《殷墟卜辭綜述》。他談道，在殷商甲骨文當中，上天有許多神的權能，但是你仔細看，它並沒有脫離原始的颳風下雨，降災降病。所以，在殷商人的觀念中，天挺可怕的，甲骨文中很少談論天有沒有德行，就算有談及，也很少。這個觀念被周人利用了。
我們看文獻，周人一上臺，就開始用“天”來說服殷商，他偷換了概念，注入了一種新的要素，就是德的要素。“尚德”是西周文明的一個顯著特徵，後來被儒家繼承下來，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徵。而天命是什麼意思？周人在《尚書》裡面反覆說，過去我們老百姓都是上天的子民，可是上天沒法治理大家，於是它要選擇人間的代理人。那麼選擇的標準是什麼呢？選擇的標準就是誰有德，誰對民眾好，就選誰。一開始選擇了大禹，是因為他治洪水有德行；後來選了商湯，也是因為他有德行。夏桀沒德行了，老天爺只能換代理人，於是就選擇了商湯，現在商紂王鬧得太兇，老天爺又開始選，選擇了我們的文王、武王，這叫“配天”。
天在人間有它的副手，幫助它來管理民眾，能有這樣榮耀的人叫“配天”，即德配天地。我們周人能佔據統治地位，是因為我們的文王，還有文王的祖父太王積德。我們的老祖宗當年在堯舜時期曾經種糧食，為大家提供了飯食，這就是積德。正因為如此，我們才能在一個早晨滅掉你們，這是天意，所以你們不要鬧。在《詩經》裡面有這樣的話，說殷商人沒有喪失大眾的人心之前，也是配天命的。那怎麼辦呢？既然上天如此，那就跟我們一塊兒自求多福吧，這叫革命。所以中國的革命思想實際上就是歷史王朝的興替，就是從上天回到上天。給你權力，如果你不好好幹，就收回去再發放給別人。這實際上是在給被征服者做思想工作。所以周人用天命這種文化觀念，一方面給自己上臺做一種修辭，另一方面他也拿這種修辭去說服別人。
總而言之，西周的變革，首先從觀念上，有天命觀念的出現，也有天下觀念的樹立，同時在現實中實行了封建制。周人的貴族所到之處，當地的土著人群開始與周人融合，於是歷史就改變了過去的形態，開始走向統一化的文明進程。一個王朝帶著所有人往前走，慢慢地，一個民族就要誕生了。一個文化的民族，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想法、共同的生活秩序，這樣的人群將被造就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