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的獰厲風格
殷周文化，有同有異，就大體而言，殷人有信仰，周人有理想。信仰與理想，它們不太一樣，殷人事神，要有信仰，信仰是絕對的，有時可以不講道理，講多了理，反而產生懷疑。周人崇聖，聖代表了理想，理想要講道理，道理講多了，理性就會覺醒。
拿信仰往道理上講，周人就這樣消解了殷人的信仰，文化開始轉向。王國維說，中國政治與文化變革，沒有比殷周之際更為激烈的了。
周人講究“合理性”，成了文化標準，這是上古史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其意義，不僅僅在於王權易姓，還在於用歷史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引領文明，併為中國文化定型。
信仰，以神為前提，講道理，以歷史為依據，一部《周易》，64卦，384爻，每一卦，每一爻，那些卦辭和爻辭，都來自歷史，都是用歷史的經驗教訓講道理，前車之鑑。
中國歷史，從三代開始，就是一部革命史，而三代以來的歷史，則是以“湯武革命”為核心建構的。
夏殷之際，的商湯高舉“率民以事神”的旗幟，鳴條一戰滅了夏桀，是為“神化”革命；殷周之際文、武滅商革命，在文化上，從“事神”轉向“民心”和“崇聖”，是“聖化”革命。
商王作為人間最高政治權威，同時又是最大的神職人員——巫覡。王有王的邏輯，他要求絕對權力，要與天、帝合一，成為最高存在。
因此，紂王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真把自己放在天上了。他認為自己已經完成“天人合一”或叫“天王合一”，他就是天，就是帝，其命在天，誰能奈何？可週文王卻發現，天命無常，天靠不住，還要靠人，靠有德，靠民心。
天命在哪裡？殷人確信，熔鑄在青銅裡，開裂在龜甲上，以為只有重器與靈物，才能承載天意。而文王開始用蓍草算命，認為天命在無常裡，也在民心。
周文王用算卦代替殷人的占卜，以“算命”代替“卜命”，用陰陽二爻，開啟了中國哲學的源頭。雖說“哲學說希臘語”，但別忘了，哲學還說過古漢語，就是從《周易》說起的。
文王起卦，以陰陽二爻，演數理，貞知不確定性，以64卦、384爻，覆蓋歷史，囊括人事，天命似乎就可以用基於歷史經驗來算解了。這一命運意識已遠在殷人之上，當殷人還在訴諸某種神秘的直觀時，他已經開始了抽象的演算了，以乾坤開頭，以“既濟”與“未濟”收尾，將人世間的種種變化都包含其中。立天道，立地道，立人道，把天地人統一起來，做整體思考。
殷人占卜，窺視裂紋，完全出於偶然。而文王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走出殷人神話思維，進入理性之域。殷人卜兆，寄希望於神諭；而周人起卦，則是認識自己，把自己放到卦、爻的變幻中去，人事的全部可能性都包含在裡面了。
西周禮樂之美
冬戈簋，口徑22cm，重5.5千克，陝西省寶雞市扶風縣莊白村出土
就這樣，一個囚徒，一個將死之囚，竟然要在獄中為天命立算法。因此，不要把革命者關進監獄，那樣他就有機會獲得天命的眷顧。周文王在羑里被關了七年，他失去了身體自由，卻獲得了心靈自由，思想從“事神”中解放，並算到了可以用民心革殷紂王的命。
這就是“易傳”所說的“天地革而四時成，順乎天而應乎人”。春夏秋冬四季變換，正是一個季節革下一個季節的命的過程，也叫受命過程，此乃天地之大德，孕育人類。
革命，是自然規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源於天地，基於民心，以德為本。“德”者，得也，得天命，得民心也。天命無常，是革命的前提，為革命者提供機會。
就這樣，革命的理性，穿透神話思維，沒有奔向信仰的天空，卻在歷史中成長。思想，在歷史領域，不會產生信仰，但要確立理想。當聖人的理想，以國家的形態出現時，就形成了儒家傳統的君子人格理想國。
假如湯武革命的理性精神，沒有被歷史化，而是進入形而上學，它是否能像古希臘哲學一樣，孕育一次更加偉大的信仰？顯然不會！因為革命就其本性而言，是對信仰的否定，一個充滿革命精神的民族，很難真正確立什麼不變的信仰，而是習慣於在革命的浪潮中，以一種信仰取代另一種信仰。最深刻的信仰，都在哲學中萌芽，柏拉圖的理念，就是誕生神的哲學之床，而從歷史中分娩的，則是飽含了一大堆經驗教訓的早熟的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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