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是流行於商周時期的重要青銅器，從其功能來說，通常被當做炊煮器。很多人對青銅鼎的理解是“煮肉的鍋”。這種認識當然不能說完全錯誤，但實際上這些肉是獻神的，因此在談到鼎的時候，最好強調它的祭器性質，而不是把它當成食器。
如今我們可以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見到目前出土的“”頭號大鼎司母戊鼎，它的總重量超過八百公斤，在生產水平相對低下的商代，鑄造這樣一個大鼎必然是曠日持久的過程。不過司母戊鼎重新被發現、被重視是最近一百年的事情，而“九鼎”的傳說已經有三千年了，還形成了“一言九鼎”這個國人非常熟悉的成語。
那麼，“九鼎”是誰鑄造的，大致是什麼模樣？
（一）文獻記載中的九鼎
記錄有九鼎存在的現存最早文獻是《左傳》。“宣公三年”（公元前660年）中，王孫滿對“問鼎之大小輕重”的楚莊王說：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人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今天對九鼎形態和功能的認知，大多出自這段話。《史記·周本紀》說：“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與《左傳》中所表達的“成王定鼎”一致。鑄鼎的時期是在夏朝，鑄鼎的目的在於“象物”，在鼎身上大約會有“百物”的圖形，它的目的是“使民知神奸”，對神，“協於上下，以承天休”，對奸，能夠在川澤山林中擺脫螭魅魍魎的危害。而鼎為周室執掌，是因為周有德。此外，《左傳·桓公二年》“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可見九鼎製作地點不在洛邑周邊，而周室是在“克商”以後得到（或者製作）它的。這就是我們能從可靠性比較高的《左傳》裡看出的東西。
《左傳》之後，記載九鼎的史籍還有不少。如果說《左傳》所呈現的是春秋時期對九鼎的認知，那麼《戰國策》中就記錄了戰國時期秦、齊、梁等諸侯國垂涎九鼎的模樣。九鼎是象徵王權的寶器，公元前七世紀的王孫滿還能以“天命”來辯解甚至震懾楚莊王，到了公元前三世紀，諸侯就不把“問鼎”當做對天子的冒犯了，或者說，諸侯和周天子都習慣了這種冒犯。公元前290年，張儀試圖說服秦惠王設法得到九鼎：“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週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當齊國也對九鼎感興趣時，周大臣顏率通過誇大九鼎的重量來欺騙齊王，聲稱九鼎難以搬運到齊國：“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途之從而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如今我們知道，在商周時期，絕無可能鑄造出需要“九萬人挽之”的大鼎。
九鼎最終去了哪裡？《史記·周本紀》說，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公於憚狐。”《秦本紀》也說：“(昭襄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不過後來又發生過秦始皇“泗水撈鼎”一事，司馬遷在《封禪書》中解釋說，“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史記》中的記錄是矛盾的，可見
在司馬遷生活時，“九鼎”的去向就成了一大謎。
始皇撈鼎，東漢，山東嘉祥武梁祠左石室石刻
（二）大禹鑄鼎：司馬遷的戲談
從文獻上看，最起碼在周成王至周朝滅亡這段時間，洛邑確實存在代表“天命”、“周德”的九鼎。那麼，九鼎由誰鑄造呢？
《墨子·耕柱》最早言及鑄九鼎之人：“昔者夏後開使蜚廉採金于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九鼎既成……”“夏後開”即大禹之子夏啟。不過後來更流行的觀點是將鑄鼎者視為大禹，因為《史記·孝武本紀》說：“聞昔大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也。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遷於夏商。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
後來有不少研究者根據《史記》中的這段話來說明“大禹鑄九鼎”，恐怕並不可靠。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夏朝初年絕無可能製作出能夠成為國之象徵的大鼎，甚至能不能做出銅鼎還要打個問號。在洛陽偃師二里頭遺址已經發現了一些表現“中原地區青銅冶鑄業已經處於興起和發展的階段”的青銅器，但二里頭遺址本身很可能包含早商文化，這些青銅器是否能夠斷為夏代製品還有爭議。
從二里頭出土的這些青銅器來看，其體積比較小，合金成分還不穩定，製作工藝比較簡陋，花紋也相當簡單。下圖為出土於二裡頭遺址的一件方格紋銅鼎，也是如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青銅鼎，通高20釐米，口徑15.3釐米，底徑10釐米。這件青銅鼎的工藝水平尚且如此，在大禹時期絕不可能鑄造出“九鼎”這類的大型禮器。至於《史記·孝武本紀》所說五帝時代的大帝、黃帝所作的寶鼎，更不可能是青銅鼎了。
方格紋銅鼎，二里頭遺址出土
在引用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說的“大禹造九鼎”時，要注意其語境，正確判斷司馬遷本人的態度。“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鬺烹上帝鬼神”這句話，並不是司馬遷本人的陳述，而是“有司曰”，這個“有司”是哪個機構、哪些人群？言必稱大帝、黃帝、上帝鬼神的，很可能是儒生、史官或方士。司馬遷雖然也是史官的一員，但他把自己視為歷史的記錄者與評價者，看多了方士的拙劣表演，他對這些“以神士( 通仕) 者”並沒有多少好感，《史記》中從來沒有肯定過招搖撞騙的方士，《史記·封禪書》裡，司馬遷冷靜地展現出不學無術的方士們哄騙漢武帝的荒誕，方士們通過臆測、編造出的虛幻內容引動漢武帝求仙，以之謀取私利，原本嚴謹隆重的祭祀活動成為鬧劇，司馬遷在《史記·孝武本紀》以嘲諷的態度記載了漢武帝與方士的聯合演出，與其說司馬遷相信所謂“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不如說他認為這些話純屬無稽之談，記錄下來以暴露漢武帝和方士的可笑。
司馬遷像
（三）九鼎從何處來
與其相信《孝武本紀》中的“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不如相信《史記·周本紀》中所說，周武王克殷之後，“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逸周書·世俘》也說，“辛亥，薦俘、殷王鼎”，大約在商代末年時就已經出現了九鼎，但此九鼎是不是西周存於洛邑的九鼎，還不能肯定。
楊寬教授曾經提出一個很有意思的觀點，他認為在西周初年可能有兩套九鼎。 一套在宋太丘社，後來沉於泗水，秦始皇曾經命人打撈。另一套在周成王時遷於洛邑，是《左傳》中楚莊王問輕重大小的真正的九鼎。這種推測似乎也有可能。宋國的地位比較特殊，周朝遵循“興滅繼絕”的傳統，將商紂王的兄長微子啟封於商朝舊都，建立宋國，特准其用天子禮樂奉商朝宗祀，在宋國保存著從商代繼承而來的一套九鼎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們更應該把九鼎視為西周初年的造物。在商代之前，先民們的技術水平還不足以製造大型銅鼎，這一點是無可懷疑的，必須尊重歷史事實。商周鼎革之後，周室繼承了商代部分巫術文化不假，但他們更願意劃清商周之間的界限，鼎為祭天的重器，如果採用商鼎祭天，接受祭祀的究竟是商的先祖還是周的先祖，它所象徵的是商的天命還是周的天命？周人認為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在周朝建立時就強調了“德”的重要性，天命會因“德”而轉移，這與商民族對祖先神簡單而熱烈的崇拜有重要的區別。郭沫若說，“周人根本在懷疑天，只是把天來利用著當成了一種工具，但是既已經懷疑它，那麼這種工具也不是絕對可靠的。在這兒周人的思想便更進了一步，提出了一個‘德’字來。……(德)根本的主意是‘人定勝天’。”周人清除商代濃郁的巫術文化氛圍、截斷商代祖先神的脈絡尚嫌來不及，怎麼會把商代鑄造的銅鼎鄭重地放在洛邑、用來承載周德？《逸周書·克殷》說，“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此時的九鼎恐怕已經是西周新鑄的九鼎了。
商代時鑄造了大量的方鼎，司母戊鼎是方鼎，殷墟婦好墓、殷墟商王大墓都曾出土有大型青銅方鼎，其體積、重量都在當時所鑄造的圓鼎之上。比如殷墟婦好墓同時出土了方鼎和圓鼎，兩件方鼎的外形尺寸比圓鼎更大，單件方鼎用銅量超過圓鼎一倍有餘，可見的祭祀活動中方鼎更受重視。但目前所見西周時期所鑄造的大型銅鼎幾乎都是圓鼎，淳化大鼎、大盂鼎、大克鼎皆是三足大鼎。作為祭器的青銅器是為了巫師通神之用，方形或者圓形必定反映著商周之際不同宗教觀念的轉換，很可能與祭祀活動的不同對象有關。商代重方，周代重圓，存於洛邑、承載周德的九鼎如果存在的話，有極大可能是圓鼎。
如果要推測九鼎的具體形態的話，可能與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子龍鼎的形態相似——二者鑄造時間相近，子龍鼎通常斷代為商末周初。九鼎的形制應該與其相差不多，系造型雄偉的三足圓形銅鼎，器頸部與足上端裝飾有高浮雕式獸面紋，銘文少或無。在難以看到真正九鼎的情況下，到中國國家博物館觀瞻子龍鼎，大抵也能想象出周代寶器“九鼎”的模樣。
（四）結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對九鼎的認識：九鼎大概率是存在的，推測其鑄於西周早期，紋飾與形態類似於子龍鼎。到了周代末年，它可能被秦國掠走。1923 年 11 月 19日，顧頡剛在《討論古史答劉胡二先生》一文中說“九鼎的來源，我以為當是成王建立東都時鑄下的大宗器(或商末所鑄而西周所遷)用來鎮撫王室的。”這應該是比較接近事實的觀點。
我們也不能忽視一個奇怪的事實，那就是作為王權代表、又是“通天之器”的九鼎卻不見於《詩》《書》，而最早提到九鼎諸事的《左傳》已經是春秋末期的著作了。只要九鼎未能通過考古發掘出土，我們就始終會處於謎底無法解開的困惑之中。
“九鼎”雖然消失了兩千多年，但關於護邦保國的神器“九鼎”的傳說依舊在華夏大地上流傳。從某種意義上說，“九鼎”的物質生命早已結束，但它卻一直存在於國人的想象之中，作為華夏民族的一個符號，作為大一統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