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歷史上,王安石和范仲淹都變法失敗了,為什麼前者被罵而後者被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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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高智商低情商,強行,得罪人太多。

歷史都是勝利者寫的。改革的實則是:重新切蛋糕,王安石、張居正、雍正的改革,不是把國家的蛋糕切給私人,而是把地主階級蛋糕切給國家與普通百姓。

而地主階級士大夫集團把持話

語權,官吏基本上都是這個階層。割他們肉的事,他們當然極力反對,他們同時是改革的執行者,所以古時改革基本上失敗了。

被王安石切了蛋糕的地主階級,最終勝了,他們當然有大力貶損王安石。

范仲淹知不可為,就中止了。並且跑去西北,為國家守邊境。’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中國文人歷史上的楷模。他人不敢攻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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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的問題!

馮夢龍的《警世通言》裡有一篇文章專門罵王安石,說他在辭官回鄉途中,走到哪被老百姓罵到哪。同樣是變法失敗,但范仲淹卻多被表揚,通過翻閱《宋史》等史料記載,可以發現究其原因:

王安石觸犯太多人的利益,為人又過於固執,而范仲淹急流勇退且立有軍功。以下鉗工將逐一進行剖析:

一、王安石動了別人的奶酪

從內容上看,王安石的新法裡面的條款,大家都是很認同的,尤其是“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理論在當時是空前的理論。然而實施起來有巨大的阻力,第一便是觸犯了富人的利益,在“青苗法”的推行中,由官府將糧倉裡的糧食折算,合理給來百姓進行小額貸款,這樣富人便收不了高利貸了,自然恨王安石

放貸的權力落到了地方政府的頭上,實際上是又多了一層考核負擔。地方官員有的為了邀功,低利貸還是變成了高利貸,有的老百姓不想貸,也強迫你貸,所以老百姓也不高興了。

由此可見王安石推行變法過程中,沒有考慮到社會現狀,而使得官僚、富人、平民都有極大怨言。

二、王安石的固執

王安石雖然在沒有當上宰相之前,屢次謙讓,贏得很多人的讚賞,然而一旦上位當了宰相,推行起新法來卻是一股腦的往前衝,不肯聽別人的意見。對政見不和的司馬光、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等人也是一味的打壓罷免。

不盡如此,對民間百姓的反應也是置之不理。推行“保甲法”,為的是沒有農活時把勞動力聚集起來操練,可以保護村裡,萬一要打仗,也可以拉上戰場。但是施行過程中,卻有老百姓為了躲避保甲法,竟然自斷手臂,可見新法的彈性太小,連老百姓都反抗到了這種程度。

然而王安石卻認為這是地方官員汙衊新法,導致老百姓的反感,絲毫不肯改變新法。

“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 《宋史》

三、范仲淹的急流勇退

相比王安石15年的變法,范仲淹的變法是短暫的,只推行了1年,就因為反對的聲音而終止了。范仲淹的變法主要觸發了官僚層的利益,上一輩人的功勞,一下代人用不上了,所以朝廷許多官員表示反對,而范仲淹知道大勢不可為,選擇了主動調離。范仲淹短短一年的新法,並沒有產生多大影響,而另一方面,范仲淹曾在戍邊西北有良好的政績,使得和大宋公開叫板造反的李元昊投降稱臣。所以范仲淹有如此良好的軍政功勞,自然飽受表揚。

“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四、總結

不論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還是王安石的“不為浮雲遮望眼”都表現了他們的以天下為己任的一面。自古以來變法改革都是十分艱難的,不比創業,創業只要建立新的制度,而變革是要破舊立新,難就難在破舊。基於當時的宋朝環境,不管是范仲淹還是王安石都很難破“舊”,所以“新”也就無法立。然而范仲淹選擇急流勇退,樹立軍功;而王安石卻要逆水行舟,執拗不悟。一個人人讚賞,一個人臣共怒,歷史以平行的姿態最終折向了截然相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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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范仲淹變法是有區別的,王安石是硬死派,他堅持變法不動搖,得罪了權貴。主要反對的人是司馬光,還有蘇軾等。這些人不僅有權利,手中的筆也很厲害,他們道貌岸然,用所謂的“道德文章”把王安石罵了個狗血噴頭,在當時,在後來的歷史中都起到了惡劣的影響。

范仲淹則是變法的妥協派,變法遇到了阻力,他妥協了,主動離開了京城這個政治漩渦,到西北去,再沒有回到京城。雖然變法失敗了,但許多人同情他,讚譽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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