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世界卒中組織（WSO）侯任主席Marc Fischer教授在國際腦血管病領域著名專業雜誌《卒中》（Stroke）上發表了一篇社論，列舉了過去10年間國際卒中研究領域最引人注目的三項重要突破性進展：急性期血管內取栓、輕型卒中雙抗以及神經影像學技術的發展指導診療決策。
其中，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王擁軍院長主持的CHANCE研究成果被列為重要進展之一，也是唯一一項來自中國的研究，《中國醫學論壇報》藉此機會採訪了王擁軍院長，他分享了CHANCE成功的經驗，為我國研究者打氣並提出建議，同時描繪了我國腦血管病臨床研究未來的藍圖。
記者：您主持的CHANCE研究成果被列為國際卒中十年重要突破性進展，不僅整體提升了我國在國際卒中領域的影響力，同時增強了我國學者的開展臨床研究的信心，為國內進一步開展臨床研究提供了標杆和範本。您認為發表這樣一項可以改變國際指南的臨床研究的基礎和關鍵因素是什麼？我國臨床醫生學者現在都以發表改變指南的臨床研究為目標，您對他們有什麼建議嗎？
王擁軍院長：首先，非常榮幸CHANCE研究被Marc Fischer教授列為過去十年腦血管病領域的重大進展之一。按照Marc Fisher教授的進一步解讀，這三項進展對應的卒中診療的不同目的。關於早時間窗和晚時間窗的急性期血管內取栓治療，其目的是為了降低殘疾，是早期治療的重大突破，距離現在只有5年的時間；而2013年聯合抗血小板的CHANCE研究，則開創了一個新的聯合抗血小板的時代，在這之前，聯合抗血小板一直是禁區，並不允許使用，是中國的CHANCE研究突破了這一禁區。它具有兩個重大意義：
其一，在CHANCE之前，全球卒中的複發率約為11%，CHANCE之後複發率降至8%，如果這一數據推到中國人群，大概每年可以減少48萬由缺血性腦血管病帶來的致殘和致死，這是臨床治療方面的意義。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意義，即在學術方面，CHANCE研究為其他抗血小板藥物進入腦血管病領域“鋪平了道路”。CHANCE之前，國際上也在嘗試其他抗血小板藥物，但二級預防均未獲得成功，包括聯合或單藥。按照CHANCE設計思想，另一種新型抗血小板藥物替格瑞洛已經發表2期臨床試驗PRINCE，3期臨床試驗THALES研究也將於近期發表，這意味著其他抗血小板藥按照CHANCE的設計思路同樣可以“走通”，早期、短期，運用於輕型卒中患者的聯合抗血小板治療——這是臨床設計的關鍵。
有3個關鍵因素促成了CHANCE的成功：
第一，國際上1997年有了抗栓證據之後，雖然聯合治療的道路一直未通，但是臨床的需求非常大。臨床研究要滿足臨床的需求，這一動力是持續存在的。
第二，中國的成功走的是另外一條不同的路。過去國際上一直用的是知識驅動的設計（knowledge drive），而中國用的是數據驅動（data drive）。
第三，CHANCE是基於中國啟動的重大新藥創制專項，政府投入增加，並且各級領導以及新藥研發的人員都非常關注它的臨床設計。
CHANCE對我們行業來講，不僅是一個研究證據，更重要的是，它像為中國研究注入了一支“興奮劑”，告訴大家只要按照規範的操作，按照國際通用的方法，中國肯定可以創造出世界一流的臨床證據。藉此機會，我也想為中國的研究者提兩個重要建議：
第一，希望大家有這份責任感，承擔起補充證據的歷史責任，腦血管病還有70%以上的證據是缺乏的或強度不夠的，有很多研究空白需要填補。
第二，想要做好臨床研究培訓，必須有臨床方法學的支持。臨床醫生一定要有這項“本領”，自己學會如何去運作一個國際化的臨床研究。事實上，今年即將發表的腦血管病大型臨床研究，其團隊同樣有悠久的方法學的積澱和經驗，如此才能保證研究是成功的。
記者：回首過去十年，您認為我國卒中領域在哪些方面進步卓著？我國在降低卒中發病率、死亡率，降低醫療花費方面仍面臨挑戰，各級卒中中心、醫療機構應如何進一步改進和應對？
王擁軍院長：腦血管病最嚴重的後果是死亡、復發和致殘。從全球範圍去比較，中國腦血管病的發病率是最高的，但在院死亡率不到1%，是偏少的國家。原因是我們的患者偏“年輕”，中國較西方患者平均早發10年。致殘方面程度也不嚴重，半數以上的患者都不會留下很重的殘疾。
但是，我們仍然是複發率高的國家之一。十年前中國患者的1年複發率曾經達到17.7%，近些年來，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在質量控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如建立卒中單元、卒中中心和質控中心，確立卒中的國家質量控制標準，把卒中診療質量標準納入醫院考核等等著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的落地使得卒中診療的局面得到迅速改善——在院死亡率降至0.7%，複發率降至6.7%左右，達到國際先進國家的水平，中國不再是高復發的國家，這些都是過去十年間中國努力的重大成果。
目前面臨的最大問題仍然是發病率居高不下，下一步無論是從研究還是臨床，亦或是政策佈局上，更應進一步地強化“一級預防”。中國患者63歲發病，西方國家患者73歲發病，如果能夠把患者的發病時間推遲10年，對社會還是非常有價值的。並且對中國來講，這段時間正是剛剛退休應該開始享受“夕陽紅”的時候，如果退休就突發腦血管病，生活質量將受到沉重打擊。未來進一步降低發病率，推遲發病時間，是最重要的任務。
記者：循證證據是臨床醫生決策的重要依據和參考，近年來重大研究結果不斷改變臨床的決策模式，您認為未來我國卒中臨床研究最有可能在哪些方向取得突破？數據的深入挖掘及人工智能的普及應用是否也為我們提供更多線索和工具？
王擁軍院長：大家都知道，醫學的進步是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先給我們提供了證據。世界第一項臨床隨機對照試驗是1747年5月20日，由英國醫生James Lind在英國皇家海軍的軍艦上啟動的，這是一項是治療壞血病的試驗。為紀念這有特殊意義的時刻，5月20日被定為世界臨床試驗日，至今臨床試驗已經走過了273年。
在腦血管病領域，開始有證據支持是從上世紀90年代，1995年的NINDS研究奠定了靜脈溶栓在卒中急性期治療的地位；1997年CAST和IST試驗先後證實阿司匹林可以用於缺血性腦血管病二級預防；1999年PROGRESS研究證實控制血壓在卒中二級預防中的有效性；2006年SPARCL研究證實對於非心源性缺血性卒中或短暫性腦缺血發作，強化降低膽固醇可使卒中的相對風險降低。
未來3個方向值得去探索，中國證據有機會去填補：
第一，腦出血方向，西方國家腦出血較我國少，未來我國應有更多醫生去做腦出血的臨床治療證據；
第二，與西方相比，國人更多的是顱內動脈狹窄，但顱內介入治療現在仍然處於尷尬境地，西方證據告訴我們是陰性的，但事實上臨床醫生都認為是有效的，所以我們需要通過科學的臨床研究去找證據；
第三，在中國新藥創制這一大背景下，中國的原研藥會來越來越多，比如抗血小板藥。最近即將出現的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原研藥，其靶點和分子結構是全新的。
現在中國腦血管病研究迎來了黃金時期——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臨床研究成本相對較低；病源豐富，病例入組的速度較快；臨床醫生參與臨床研究的熱情高。這裡我也呼籲我們的臨床醫生利用好這一難得的歷史時機。
人工智能會給腦血管病治療帶來巨大機會。急性期動脈取栓治療的成功就依靠基於多模影像的人工智能技術，如果沒有RAPID人工智能軟件來快速識別可挽救的腦組織，這一研究無法獲得成功。不僅在影像識別、臨床治療決策方面，未來人工智能在預後判定和證據探討上也有其他技術不能替代的能力，如果區塊鏈等數據交互技術也可以迅速應用於腦血管病臨床實踐中，那麼會給中國腦血管病醫療質量的均一性帶來前所未有的機會。但是，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區塊鏈技術還需投入大量精力，希望更多的臨床醫生關注人工智能和區塊鏈，關注這些新型的技術，他們可以為未來臨床研究和遠程會診，數據的分享、挖掘和交換等帶來更多便利。
王擁軍，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天壇醫院常務副院長、黨委副書記，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國家神經系統疾病醫療質量控制中心主任，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兼任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卒中學會執行副會長等。他長期致力於腦血管病的臨床診療和科學研究，是科技部重大慢病防控規劃首席科學家，“十二五”科技支撐計劃腦血管病領域牽頭人和“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重大慢病領域專家組組長，在腦血管病領域取得了多項系統性、原創性成果：首創腦血管病治療的CHANCE新方法，突破了國際指南禁區，成為此類腦血管病治療的國際最高標準，研究成果入選《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JM）“2013年度國際醫學領域重大進展”和《柳葉刀神經病學》（Lancet Neurology）“國際腦血管病領域年度八大進展”；創立腦血管病精準治療新方案，開啟精準治療新時代，研究成果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入選Nature Reviews Neurology“腦血管病領域2016年度五大進展”；研發成套質量改進新技術，降低復發致殘卻花費零增加。目前已在NEJM、JAMA、《英國醫學雜誌》（BMJ）等發表SCI論文超過250篇，累積影響因子超過1200，他引超過3000次，被愛思唯爾Scopus數據庫檢索分析證實，是腦血管病領域（卒中、短暫性腦缺血發作研究主題）近5年發文量和總被引頻次均名列第一的學者。王擁軍還入選“萬人計劃”科技領軍人才、“北京學者”等計劃，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1項和省部級一等獎3項，同時獲得首批全國創新爭先獎章。
主要社會兼職：中華醫學會神經病學分會主任委員，中國卒中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醫師協會神經內科醫師分會副會長，Stroke and Vascular Neurology 雜誌主編，《中國卒中雜誌》主編。
採訪整理：中國醫學論壇報記者張麗媛
審校：王擁軍院長 李子孝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