虢亭之戰失敗之後不久，劉備病死在永安縣（今重慶市奉節縣）的行宮。其遺體由前來接受臨終託孤的丞相諸葛亮，精心護送回到京城成都安葬，這在《三國志》等正規史籍都有明確記載，本無疑義。但是，上世紀的1961年，郭沫若先生路過奉節時提出疑問，劉備死在氣溫高的夏天，當時交通又相當不便，從奉節到成都逆水而上，至少要三十天時間，以當時的技術條件而言，屍體肯定會腐壞，因此諸葛亮對於劉備的遺體，很有可能就近安葬在奉節，並未運回成都。由於郭老身份特殊，又是歷史學家，所以此言一出，影響很大。從此諸葛亮對於劉備遺體的安放地，便有“成都說”與“奉節說”的謎團出現，而且一直爭論不休。現在就來進行一次集中的深入破解。
首先，當年郭老在奉節停留的時間很短，而且只在當地做過簡短口頭表述，此前和此後並無正規的文字論著發表。這就表明:一，這不是他長期一直潛心研究的課題，也不是在堅實史料基礎上得出的結論。第二，他只是提出一種可能，並定這就是“無可懷疑”的定論。
其次，郭老路過奉節的年代，是他在歷史名人身上做翻案文章的高潮時期上前的1959年為曹操翻案，1960年為武則天翻案，此後的1971年又在杜甫身上翻案為此發表了大量翻案性的文字作品，包括劇本、專著、論文等。令人不解的是在劉備遺體是否運回成都的問題上，他的翻案僅限於口頭上的一次簡短談話，事後並未發表正規的考證文章。史學考證，要靠證據來說話。他之所以沒有發表考證文章，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沒有找到足以支持其論點的可靠證據，反而發現有不少反面的堅實證據存在。
下面，就列舉三大類共計十五條的證據，集中破解這一謎團。
一、劉備遺體確實被運回成都安葬的證據
其一，陳壽《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四月癸，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其二，《三國志》卷三十四《先主甘皇后傳》:“後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諡‘皇思夫人’，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丞相亮上言: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此處在途中的“梓宮”，正是指被運回成都的劉備靈柩。
其三，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六《劉先主志》:“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五月，梓宮至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其四，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七十黃初四年:“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五月太子禪繼位，時年十七。”
其五，南宋鄭樵《通志》卷八:“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時年六十三。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劉備遺體必須運回成都安葬的證據
其一，劉備遺體如果不運回成都，按照當時的嚴格禮制，具體操辦治喪大事的人選，就不能依法確定，整個治喪活動也就無法進行。
劉備的皇朝，自稱上繼兩漢，並以“漢”作為正式國號，則其禮儀制度，特別是其中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即皇帝的喪葬禮制，定然要承襲祖宗朝的漢家制度。加之劉備病逝之後，執掌朝政的諸葛亮，又是深受儒家禮儀思想薰陶，對漢家正統極其忠誠，對劉備知遇之恩極其感念的人，因而他所主持操辦的喪葬大禮，更是會竭盡心力去按照漢家的嚴格禮制進行操辦。
東漢皇帝的喪葬禮制，今本《後漢書》所附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下》“大喪”條，有非常詳細、明確而可靠的記載。其中開宗明義，就闡述了正式治喪活動的先決性法定程序: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所謂“登遐”，即登仙、登天之意，是對君主死亡的避諱性說法。按照這一規定，要由皇后確認皇帝已然死亡的事實後，再以皇朝臨時主宰的身份，下達正式詔書，將具體操辦治喪事宜的重任，授權給朝廷的執政大臣即三公。只有完成這項先決性的法定授權程序之後，整個治喪活動的具體操辦人，才能名正言順地著手開始全部工作。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這三公為朝廷執政大臣。蜀漢既沿襲西漢，以丞相為首席執政大臣，又部分繼承東漢，曾以許靖為司徒。因此，被授權具體操辦劉備治喪事宜者，便非丞相諸葛亮莫屬。
但是在這之前，他必須先要依法得到皇后的授權指令。皇帝的喪葬，既是皇帝的家事，也是皇朝的國事。從家事的角度說，皇后是皇帝的嫡室正妻，在直系親屬中擁有無可置疑的話語權；從國事的角度說皇后的身份和地位，幾乎與皇帝等同，在皇帝喪葬這一特殊國事上，也擁有無可置疑的話語權。只是因為皇后是女性，不便直接出面主持操辦，故而必須授權給男性的執政大臣代辦。可見這一先決性的法定程序，不僅順理成章，而且考慮周全。
然而據《三國志》及其他史籍的記載，當時依然健在的劉備皇后吳氏，一直留在後方成都，從未前往劉備病逝的永安縣。在皇后尚未向諸葛亮正式下達詔書授予全權的情況下，一貫依法治國，一生行事謹慎的諸葛亮，絕不可能無視禮法，擅自決定將劉備就地安葬。將遺體儘快護送回成都依法完成先決性的授權禮儀程序之後，再全力操辦治喪活動，是諸葛亮當時唯一的選擇。
其二，劉備遺體如果不運回成都，按照當時的嚴格禮制，正式治喪活動的第一項內容，即直系親屬的哭踴之禮和朝廷百官的哭臨之禮，就完全無法進行。這一內容是皇帝家庭的直系親屬，偕同朝廷百官，與斷氣之後的皇帝第一次見面，共同確認皇帝的死亡，並向皇帝哀哭訣別與後世遺體告別儀式非常類似。同上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下》“大喪”條雲登退，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踴如禮。百官哭臨殿下。所謂“哭踴”，即極度悲泣而頓腳俯仰之意，是讓直系親屬充分釋放悲傷之情。至於“哭臨”，則是百官集體面對死者慟哭哀悼。
但是，據《三國志》及其他史籍記載，當時劉備的皇太子劉禪，也一直留在後方成都，從未前往劉備病逝的永安縣。另外，蜀漢朝廷百官中，特別是文職官員中，也有一大批留守成都，並未隨從劉備出征在外。就這兩個群體而言，面對皇帝遺體的親眼確認權，面對皇帝遺體的悲情表達權，都是極其神聖的合法權利，任何人絕對不能剝奪，即使丞相諸葛亮也是如此。否則，諸葛亮將完全無法向皇帝的直系親屬交代，也無法向朝廷的留守百官代。在這種情況下，將劉備遺體儘快護送回成都，也是他當時唯一的選擇。
其三，劉備遺體如果不運回成都，按照當時的嚴格禮制，正式治喪活動的第二項重要內容，即遺體蓋棺大殮之禮，就完全無法進行。
同上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下》“大喪”條雲:大斂於兩楹之間。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圭、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踴如禮。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
按照史文所言，蓋棺大殮之禮，是在皇宮主殿的中廳進行。皇后及其他女性親屬站在靈柩的西邊，面向東面的靈柩，即所謂的“東向”，其他相關女性親屬按照等級秩序站在皇后的身後。皇太子和其他皇子站在靈柩的東邊:其中皇太子面朝西面的靈柩，即所謂的“西向”；其他皇子的位置，要稍微從皇太子的位置向南退後，然後面向北面的靈柩。在場者一齊慟哭後，被授權具體操辦喪葬事宜的執政大臣，從臺階之下登上殿堂，在皇宮近臣的幫助之下，親手安放靈柩之內的殉葬品，如玉圭、玉璋等。接下來，即將嗣位的皇太子進行“哭踴”之禮。然後負責製作喪葬用品的東園匠，與宮廷武士相配合，使用所謂的“釘衽”，即釘棺蓋的鐵釘，以及鎖緊棺蓋和棺身的細腰型木楔，將靈柩完整密封；最後再“截去牙”，即使用鑿刀將木楔露在外面的多餘部分截去，使木楔銜接的部分變得平整。至此，蓋棺大殮之禮便告結束。
與哭踴和哭臨之禮相比，蓋棺大殮之禮的場所更加寬闊，參與人數更加眾多。據史文的詳盡列舉，以皇帝親屬而論，已經擴大到皇帝同姓宗族的男性和女性；再以朝廷官員而論，上至執政大臣，下至品級僅六百石的宮廷低級官員，還有從外地前來的各類來賓，都匯聚在大殿之下的廣場之中。除了要讓更加廣泛的群體，來向皇帝遺容表達哀思之外，也有另一層深刻用意，即讓他們親眼見證皇帝確已死亡並且妥善入棺的重大歷史事實。可以說，前面的哭踴和哭臨之禮，是小範圍的遺體告別儀式，而此處蓋棺大殮之禮，則是更大範圍的遺體告別儀式。但是，後者還另有一個獨特作用，就是讓更加廣泛的群體，共同見證新皇帝的繼位登基，這一點下面還要提到。
就這一更加廣泛的群體而言，他們極其神聖的權利，即對皇帝死亡的確認權，對皇帝遺體的致意權，目睹皇太子在遺體靈柩之前繼位登基的見證權，更是任何人絕對不能剝奪的。為了能給這一群體以滿意的交代，將劉備遺體儘快護送回成都，也是諸葛亮當時唯一的選擇。
其四，劉備遺體如果不運回成都，按照當時的嚴格禮制，正式治喪活動的第三項內容，也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即皇太子繼位登基之禮，就完全無法進行。
同上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下》“大喪”條雲: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群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
史文清晰解答了三個問題。第一，在何時繼位？就在舉行蓋棺大殮之禮的當天，蓋棺大殮之禮剛剛完成之後。第二，又在何處繼位？就在蓋棺大殮之禮的現場，皇宮主殿的中廳，已經蓋棺完成的遺體靈柩之前。第三，繼位的環節如何？首先，首席執政大臣太尉，對蜀漢而言也就是丞相，作為主禮官，先從南面的臺階下登上殿堂，面向北方，對著先皇帝靈柩和安放在靈柩之前的新皇帝御座，稽首行禮；其次，主禮官當眾宣讀新皇帝繼位登基的策文；再次，主禮官將玉質的傳國璽印，連同系在璽印上的絲質綬帶，面向東方跪授給皇太子；最後，皇太子帶著傳國璽綬，到靈柩前面的新皇帝御座，坐下即位，面向南面接受親屬、百官和來賓的祝賀，在“萬歲”歡呼聲中，正式成為皇朝的新皇帝。
值得注意的是，此段史文一再涉及先皇帝遺體的靈柩:皇太子先要站在靈柩之前，主禮官要在靈柩之前宣讀繼位策文，並在靈柩之前授給皇太子傳國璽綬，皇太子接受傳國璽綬後要在靈柩之前的新皇帝御座坐下即位稱帝，等等。這種禮制設計的深層政治用意，至少有如下三層:
一是表明新皇帝的權位，是從先皇帝的手中直接傳授而來，其間絕無任何僭偽成分和非法因素的介入。用現今流行的語言來表達，就是皇權的無縫交接。正是因為這種皇權的無縫交接，才使得新皇帝具有無可置疑的正統性。
二是表明新皇帝的權位，得到先皇帝神靈直接的關照、注視和護佑，因而又具有無可置疑的神聖性。
三是表明新皇帝的權位，又經過更廣泛群體的親眼見證，因而還具有無可置疑的公認性。
正統性，神聖性，再加上公認性，就構成完美無缺和無懈可擊的合法性。
如果說，只有在先皇帝遺體靈柩在現場時進行的新皇帝繼位登基儀式，其權位的合法性才是完美無缺和無懈可擊的話，反之，沒有先皇帝遺體靈柩在現場，任何所謂的繼位登基，就都是非法的行為，沒有任何正統性、神聖性和公認性可言。接受託孤重任的諸葛亮，回成都後辦理的第一件國家大事，竟然就完全違背漢家祖宗朝的既定禮制，竟然就使新皇帝劉禪的權位完全失去合法性，這種情況絕對不可能出現。因此，為了保障劉禪在成都合法繼位登基，將劉備遺體儘快護送回成都，更是他當時唯一的選擇。
其五，劉備遺體如果不運回成都，按照當時的嚴格禮制，正式治喪活動的第四項內容，即向先皇帝奉上諡號之禮，就完全無法進行。
同上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下》“大喪”條雲:夜漏二十刻，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太祝令跪讀諡策，太現首下行璽國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諡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
漢代皇帝死後，享有的名號有諡號、廟號兩種。就諡號而言，是根據死者生前的道德功業，以及確定諡號的專書，選擇一個含有褒貶意義的合適詞語。先皇帝的諡號，通常由朝廷的相關臣僚先行擬就，再經新皇帝的首肯而確定。按照古代禮制的義理，君主的諡號不能以下議上，即由下級的臣僚來議定。但是實際的操作，又必須由下級的相關臣僚來完成。為了避免道義的缺失，故而專門設計了奉上諡號之禮的前半部分，即告諡之禮，見於上引史文的第一段。吿之禮的程序如下:執政大臣主禮官，晚上按時到皇宮大門接受新皇帝下詔，接著攜帶議定諡號的諡策，前往京城南郊的祭天圓壇；先祭天神，次由太祝令向天神跪讀諡策，最後主禮官行禮，議定的諡號就算得到天神的允准。這時，太尉再帶回皇宮的諡策，就不再是以臣議君的文字，而是以上議下，也就是由天神賜予先皇帝的神聖諡號了。
按照當時禮制，在南郊祭天的圓壇，以及在北郊祭地的方壇，專稱為“南郊”“北郊”，合稱為“南、北郊”。二者必須修建在皇朝的京城，其他地方不能違制興建。《三國志》卷三十二《先主傳》記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閏六月猇亭之戰後，劉備敗退永安，當年“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可見蜀漢皇朝祭祀天地的南郊、北郊，是在京城成都。既然南、北郊是在成都，那麼告諡之禮就只能在成都進行。事實上，劉備的諡號，也確實是在其遺體運回成都之後才正式奉上的。《先主傳》中“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諡曰‘昭烈皇帝’的記載，就將前後的因果次序，清晰地表達出來。由此聯想到上一年劉備特別下詔給諸葛亮，要他立即在成都營建南、北郊一事，可見劉備本人此時已經產生預感，不久的將來將要用到這樣的禮制性建築了。
完成告諡之禮後，緊接著進行奉上諡號之禮的後半部分，即宣諡之禮，見於上引史文的第二段。宣溢之禮的程序如下:完成南郊告之禮回到皇宮端門覆命的執政大臣主禮官，由司禮官引導進入皇宮，在先皇帝靈柩專車即“大行車”的西面就位，面向東邊的靈柩，手捧經過天神允准的諡策；而太史令則手捧類似後世悼詞的哀策，站在他的後面；新皇帝進入現場之後，執政大臣主禮官開始面對靈柩遺體，宣讀諡策；讀完之後的原件，將送入皇家檔案府署的金屬箱中永久保存；由新皇帝保存的諡策副本，則將放到宗廟之內珍藏；太史令手中裝有哀策的葦草筐篋，則將隨從靈柩專車，送到陵墓隨葬。
既然確定諡號的諡策，先要在京城的南郊進行告諡之禮，然後又必須在先皇帝的靈柩專車之前宣讀，進行宣諡之禮，從而將全體臣民的最高敬意，當面向先皇帝本人作最直接的表達。顯而易見，諸葛亮如果不將劉備遺體護送回成都，整個奉上諡號之禮，包括告諡之禮和宣諡之禮，也都完全無法進行。
項內其六，劉備遺體如果不運回成都，按照當時的嚴格禮制，正式治喪活動的第五容，即新皇帝及群臣為先皇帝送葬入陵之禮，就完全不發進行。
同上司馬彪《續漢禮儀志下》“大喪”條雲: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皇帝白布幕素裡，夾美道東，西向如禮。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圭，贈幣。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禮畢，司空、將校復土。
作為先皇帝直系親屬的新代表，以及朝廷群臣的新主宰，繼位的新皇帝不僅要全程參加此項禮儀活動，而且還要親自完成其中的關鍵性環節，包括為靈柩專車送行和跟隨，跪在所謂的“羨道”即通往墓室通道的旁邊，向“鴻洞”即靈柩安放的墓室，親手奉贈玉圭、幣等珍貴禮品，先後遞送三次，慟哭告別等。等新皇帝完成以上禮儀環節之後，相關官員和軍隊將士再回填泥土，完全封閉墓穴。
不言而喻，在劉備遺體沒有運回成都的情況下，新皇帝劉禪是無法為先皇帝劉備舉行送葬入陵之禮的。同樣，在劉禪從未到達過永安的情況下，包括諸葛亮在內的任何人，也絕對沒有任何資格擅自代替接班人劉禪，為先皇帝劉備在當地舉行送葬人陵之禮。因此，為了讓先皇帝劉備早日安然入土，也為了讓新君劉禪能夠有充分機會彰顯孝道，將劉備遺體儘快護送回成都，依照祖制舉行送葬入陵之禮，更是諸葛亮當時唯一的選擇。
三、劉備遺體能夠運回成都安葬的證據
這一大類的證據有四條。列舉此類證據之前，先將當時相關的基本事實加以理清。首先，劉備死亡的準確時間，據《先主傳載諸葛亮對後主的上言，是在夏曆的四月二十四日。按二十四節氣而論，是小滿之後，夏至之前。此時天氣開始變熱，但還不是一年當中最熱的季節。
其次，當時從永安到成都，最為便利的交通方式，是直接連通兩地的水路。如果要運送靈柩之類的重物，水路就更加適合水運節省人力，載重量大，而且可以進行船員輪換，兼程前進。當時的直通水路，是從永安上船沿長江向西，經過江州（今重慶市）、江陽（今四川省瀘州市）、僰道（今四川省宜賓市），再轉岷江北上，直到成都。據史籍記載，猇亭之戰前的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趙雲隨諸葛亮從荊州進入益州，馳援正在攻取益州的劉備，此後諸葛亮執政當國之時，派遣費出使孫，都是經由這條水路，分見《三國志》卷三十六《趙雲傳》《元和郡縣誌》卷三十《成都府》。從永安到成都，運用現今地圖測距工具衡量，總里程約為2000華里左右。
再次據《先主傳》，劉備夏曆四月二十四日死亡，五月諸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