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克斯·韦伯逝世100周年。时至今日，几乎所有学科领域的研究范式都留有韦伯思想的印迹。作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马克斯·韦伯的地位至今仍然无可置疑。
韦伯出生在一个德国的富裕家庭，虽然年轻时不乏叛逆之举，却不妨碍他在25岁便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在柏林大学任讲师。韦伯的后半生都与疾病相伴，但他依旧著作颇丰，除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外还有《经济与社会》，《儒教与道教》等知名著作。作为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他，除了在学术上有所造诣，他在当时也积极的参加各类政治沙龙讨论，可惜天不假年，韦伯病逝于1920年，年仅56岁。
韦伯一生都在探讨“何谓理性”这一问题，人的自由化和社会的理性化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情感和理性的张力如何驱动，都是韦伯关注的重要内容。
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发生在中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的研究问题其实也独具“理性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
“
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
”
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
韦伯提出：
“
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其实写这本书吧，也和韦伯自己的成长背景密切相关。韦伯的父母性格相当不同。父亲是上层阶级的政治官员，当过柏林市议会议员和普鲁士议会议员韦伯年轻的时候，家里经常会有高层的政治及学界人士来访，这也让韦伯小时候就对政治及学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兴趣。
而母亲则有着坚定不移的宗教信念，一种加尔文新教的责任感，使得她认为教会应该致力于反对贫穷及支持社会福利运动。韦伯从小就对父亲的武断和威严不满，随着渐渐长大，韦伯和父亲的看法和思想都差距越来越大，冲突也不断增多。反倒是与母亲的见解逐渐接近，对母亲对于新教的信念和价值观越来越认同。母亲身上所体现出的新教徒特质和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让韦伯对新教伦理观产生了研究兴趣。
韦伯将“资本主义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拥护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
韦伯指出，若是只考虑到个人对于私利的追求时，这样的精神并非只限于西方文化，但是这样的个人—英雄般的企业家（韦伯如此称呼他们）—并不能自行建立一个新的经济秩序（资本主义）。韦伯发现这些个人必须拥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了试图以最小的努力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隐藏在这个倾向背后的观念，便是认为工作是一种罪恶、也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的份量时。
“为了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而自然吸纳了资本主义的特质，能够以此支配他人”，韦伯如此写道：“这种精神必定是来自某种地方，不会是来自单独的个人，而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生活方式”。
韦伯韦在书中还将资本主义的诞生上升到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高度：
“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相同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寻并从发生学上说明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寻并说明近代西方形态的独特性。”
”
事实上，在读这本书时我们更应该注意韦伯的立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途径。
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中西文明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而文化观念是比较、理解这些差异性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官僚组织、法理支配形式等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念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层次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
当你的信仰被意外事故打破，你还会相信吗？
1917年11月7日，在德国慕尼黑市的斯坦尼克艺术厅有一场主题为“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听众席挤满了年轻的大学生，还有不少著名的学者，因为这场演讲的主讲人是当时德国负有盛名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
而一年多后，韦伯又在同一个地方做了一场演讲，题为“政治作为志业”
。这两篇演讲后来结集出版，被称为韦伯的“志业演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著名的思想文献，获得了经典地位。这本书就是《学术与政治》。它被研究韦伯者视为韦伯学术思想的浓缩精华。
在两次演讲中韦伯分别论述了他眼中学术和政治作为志业应有的形态与面貌，以韦伯的原话是“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 ”而不是“人的政治行动应该具有什么内容”，韦伯希望通过两次演讲能警醒青年人选择学术道路和政治道路意味着什么？但是韦伯这一问题也建立在“政治家的工作内容的讨论”可以独立于政治本身这样一个前提上。
在《学术作为志业》的演讲中，有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著名段落：
“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袪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
其实韦伯所说的，就是随着现代的来临，精神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变，大家对于古代世界所说的天象啊，神神叨叨的各种话语等都逐渐被理性思维所代替。
事实上，经过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之后，西方人也的确越来越倾向于以理性化的方式来探索世界和自己，也就是说，越来越信奉科学的认识模式。
韦伯对于这样的改变的态度是模糊暧昧的，他没有为此庆幸，但也没有赞颂过去。
“
“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公共领域隐没。”
”
信仰失去了神秘的根基，但科学又无法为生命的意义提供新的根本依据。现代世界的真相无助又迷茫。
韦伯主张，无论对此感到多么无助多么失落，我们必须直面这个真相，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境况。
在这种条件下，学术生涯以及政治事业，到底还有什么价值，我们如何从事学术和政治，都变成了极具挑战性的困难问题。
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一个深交已久的朋友在关键问题上却信仰着其他神祇而与之疏远，我们也可以发现自己与曾经争得面红耳赤的“辩友”在若干话题上持有出奇一致的立场。而这看似的绝对多元主义却很难促使我们彼此信服。更不要提被一个意外事故和怀疑主义假象打破的梦想。如果不再乐观，我们的信仰又该何去何从。
其实这让我想到最近热播的电影《姜子牙》，一直以来姜子牙都视天尊，视神仙为真理，但最终发现，天尊与自己的世界观全然不同，最终姜子牙对神仙也陷入了怀疑，甚至打破天梯，让神仙不再能统管人类世界。
而天尊的做法或许就是秉持心志伦理的人突然变成预见千年王国的先知。他认为牺牲小我，牺牲人类和狐族便能保证整个人类世界平安喜乐。
这像不像军事指挥官在每次攻势发动之前，对士兵说：这是最后一次进攻，这次攻击成功，和平便将到来。
这是按照纯粹的心志伦理为目的而发展的过程，这其中的手段难免会走向武力化，这也是因为缺少了责任伦理。
如果我们按照纯粹的心志伦理，在一场信仰的斗争中追求这些目标，这些目标会受到伤害，但如果要通过政治行动，也就是以武力为手段，按照责任伦理行事，以求达成这些目标，必然会危害到“灵魂的救赎”。
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心志（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
韦伯在演讲中专门指出，所有价值判断最终都依赖于某种前提预设，而预设本身是科学无法证明的。
“
“个人必须自己决定，对他来说，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
”
在政治层面上，现代社会面临着多元价值冲突的挑战。由于信仰无法获得理性的客观根据，人们信奉的终极价值多种多样，而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无法通过知识或理性辩论来解决，这就是韦伯所说的“
诸神之间永恒的斗争”。
韦伯相信，逃避或掩饰现代的困境是精神上的虚弱，我们必须接受这种“萧瑟命运”。
他信奉尼采的名言，“一个人能承受多少真相，是其精神强度的检验”。
自由无价
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其实也很适合和韦伯的这两本书共读。书中论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公民自由权利，阐明“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并提出了自由的各项“原则”。它所讨论的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论自由》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政治哲学乃至人文思想领域内享誉至高的作品，对于提升思辨能力，寻找新的思维角度和方法，引导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都有着相当的效果。
我们不断重读经典，从经典中品味新的感受和思维，结合如今的世界进行探讨与思辨，让新思想与旧思想不断碰撞，给以经典全新的生命，或许这才是经典存在的意义，也是韦伯和穆勒这样伟大的思想能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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