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民族意识加强，去“俄罗斯化”
中亚国家独立后，这些民族转变成国家真正的主体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以此为背景，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杠杆，被不自觉地运用到了国家重构的进程中，随着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被强化，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的关系受到冲击。
苏联解体后，中亚五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打压俄语、保护和发展本族语言的语言政策。独立后的二十多年来，在中亚五国，本族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一直非常稳固，而俄语的地位却在不断地变化中，整体的变化趋势是影响力正在逐渐缩小。
俄语在中亚五国的影响力正在逐渐衰减，但由于受到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合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俄语仍然在一些领域中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例如，俄罗斯是中亚五国主要的劳务输出对象国，能到俄罗斯工作，甚至移民到俄罗斯，是很多中亚居民的选择。
第一，独立后新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由于各种问题在本国内部形成的新矛盾。
独立前，中亚各国的五大民族很难真正被称为主体民族，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受到沙俄压迫。在苏联时期，其民族地位已经得到提高，经济、文化有长足发展，但在大俄罗斯主义影响下，这些民族在精神上仍受压制。
中亚国家独立后，这些民族转变成国家真正的主体民族，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以此为背景，民族主义作为国家认同的重要杠杆，被不自觉地运用到了国家重构的进程中，随着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不断被强化，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俄罗斯民族的关系受到冲击。
各国新宪法都把本国主体民族的语言定为国语，主体民族的文化复兴运动在各国方兴未艾，去俄语化、“去俄罗斯化”的各种措施也纷纷出台。连政府部门公职人员的任命都明显倾向于使用主体民族人士。例如，各国宪法均明确规定，只有熟练掌握国语（即主体民族语言）的公民才有资格成为总统候选人。中亚各国现任总统均来自主体民族。
1995年，吉尔吉斯斯坦新议会前两轮选出的78名议员中，吉族议员占近90%（而吉族在全国总人口中只占52.4%），俄罗斯族议员只占6%（当时俄族占全国总人口的20.9%）。据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国家机关、议会、法院、检察院、国家安全部门、海关、税务部门、银行机构以及科学、医疗、文化、地方自治机构关键岗位的负责人约80%以上由哈萨克族人士担任，远远高于哈萨克族在国内所占的人口比例。
应该说，中亚各国主体民族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有其历史背景和国家建构的实际需要，但是如何把握度的问题，成为影响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的重要因素，若把握不好这个度，极易引起新的民族矛盾，当前，中亚国家已经存在这种问题。
哈萨克斯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出迁都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考虑到把政治中心北移到接近俄罗斯族集中居住的北部，以消解当地俄罗斯族的离心主义倾向。
第二，由于种种原因，中亚各国或多或少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失衡的问题，由此引发了民族和部族矛盾。
例如，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的20个州和直辖市中，俄罗斯族在北、东、中部的7州1市（原首都阿拉木图）占多数（近年来已经占少数）。据1992年官方统计，在阿拉木图市，俄罗斯人占68%，在东哈萨克斯坦州占64.8%，北哈萨克斯坦州占61.8%，而在南部几个州，哈萨克人占多数。
在俄罗斯人居住相对集中的地区，一些民族主义分子向当局公开提出实行联邦制的政治诉求，甚至提出将北部某些州划归俄罗斯的要求。哈萨克斯坦当局坚决抵制了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并采取了相应措施。
在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北部地区经济（斯拉夫族居民相对集中）一直比南部地区经济（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居民较为集中）发达。独立后，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呈进一步拉大态势，南部地区的就业压力更大，贫困人口更多，南北方之间的对立情绪更趋明显，而且在南部地区的吉尔吉斯族和乌兹别克族也经常为了争夺资源而发生流血冲突。
在塔吉克斯坦，同样存在南北差距问题。该国南部哈特隆州和东南部的戈尔诺－巴达赫尚自治州一直是是该国经济落后地区，主要居民为塔吉克族，而北方的列宁纳巴德州在历史上经济基础最好，工农业生产相对发达，居民生活较为富裕，该国的乌兹别克族主要集中在这个州。苏联时期，塔吉克的领导人主要由北方产生。独立初期的内战中，南方地区成为反对派根据地，而北方地区则全力支持共和国政府。土库曼斯坦也存在类似的民族或者部族矛盾。
第三，中亚各国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存在矛盾。中亚国家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苏联解体的进程中，随着中亚国家独立，主体民族的民族意识显著增强，随着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以及主体民族对于重建独立国家的实际需要，各主体民族开始把本民族的命运与国家前途密切联系起来。
同时，各主体民族在强调发展各自国家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明显，主体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也随着国家实力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大。这不仅在心理上改变了主体民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对中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
这种矛盾在相邻的有跨界民族的国家之间尤其明显。2010年6月11日凌晨，居住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的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居民之间爆发武装冲突。此后一周，大屠杀、抢劫与焚烧住房的事件接连不断。骚乱很快蔓延至奥什州和相邻的贾拉拉巴德州的一些地区，之后，政府在这些地区实行宵禁。根据官方数据，吉国南部冲突期间的遇难者人数超过290人。据一些国际组织称，从吉尔吉斯斯坦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难民约有11万人。
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出现的一些外交纠纷，时常与跨界民族之间的就业、自然资源之争等问题密切相关，如何完成跨界民族之间的国家认同问题，是困扰中亚各国政权的一大难题。
第四，独立以来，泛突厥主义的兴起，对中亚国家的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造成了消极影响。
中亚国家独立后，在境外泛突厥势力的影响和推动下，泛突厥主义思潮有所表现。
其一，各种具有泛突厥主义性质的组织开始恢复活动。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的“解放党”以及阿拉木图的“全苏突厥文化中心”，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民主党”以及“统一人民阵线”和“团结会”等积极展开活动，这些组织被认为具有泛突厥主义色彩。
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组织“阿拉什”声称要恢复突厥和伊斯兰传统，把泛突厥思想、伊斯兰教和民主相结合，主张建立一个从土耳其到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大土耳其斯坦”，成立“独立的突厥国家联邦”。
其二，泛突厥主义的宣传刊物增多，广泛宣传泛突厥主义思想。20世纪90年代初，《阿拉木图报》曾刊文公开号召“成立包括苏联和中国所有操突厥语民族在内的突厥斯坦，或伊斯兰共和国”。
乌兹别克斯坦的“团结会”曾要求建立突厥语民族联盟或中亚穆斯林联盟。“全苏突厥文化中心”则声称该中心的任务是“从精神和文化上振兴原苏联地区的突厥人”。
其三，中亚国家领导人出于加强民族认同和调整国际关系的目的，对泛突厥主义并不反对，甚至有所支持。
独立初期，哈萨克斯坦为了重新安排与周边国家关系，其领导人曾表态不排除组建“突厥联盟”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