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這是日本作家東野圭吾目前唯一以家庭親情與子女教育為背景的作品，這部小說為我們刻畫了一個離奇震撼的案件，隨著真相的揭露，讓人大呼不可思議外，而造成這一切的原因，更不由得令人唏噓。
正如本書的腰封上寫著：“本書語言其實並不華麗花哨，很簡單，讀的時候甚至覺得，東野根本沒有花任何心思在語言的架構上。他精心準備的，是故事框架，以及出人意料的結尾。”
暑假，為了孩子的入學考試，四個家庭分別帶著自己的孩子和補習老師來到湖邊別墅，進行考前集訓。這番景象，好像並沒有什麼不妥，在補習班遍地開花的今天，這顯得稀鬆平常。
可是，當另一個人的出現，這一切的平靜就被打破了——她就是其中一位父親俊介的情婦，英里子。
當英里子來到別墅，與俊介會面後的晚上，竟然被他人殺害。
當俊介返回別墅，妻子坦白：“是我殺的。”而俊介本打算報警處理，但鄰居們竭力幫助妻子隱瞞罪行，在眾人的勸說下，俊介也加入了毀屍滅跡的行列。
當一切處理完畢，冷靜下來後，他才意識到這一切非常不合情理。於是，他又開始了秘密地調查……
然而，真相中終究是被發現了——最終的兇手，竟是他們的孩子之一。
可是隨後大人對此事的所作所為，究竟是親情的力量還是衝昏頭腦的愛護？
通過案件的一步步深入，給平實的語言增添了一分驚險，也讓讀者在案件的背後，思考更多有關父母與孩子之間相處與教育的問題。
1、＂孩子的前程，在某種意義上說，必須由父母決定。＂
“孩子的前程，父母有一定的責任。”書中的父母，正是秉持著這樣的想法，為了入學考試，大費周章，在湖邊租了別墅，請了老師，只為孩子們能夠有一個好的環境學習。
當有人提出懷疑：
“我只是很單純地懷疑，讓孩子接受嚴格的入學考試，到那種學校就讀是否真有什麼意義。如果是孩子本人有強烈的意願也就罷了；由父母擅自幫他們決定未來的出路，對孩子來說真的是件好事嗎？”
這或許也是很多為人父母的疑惑，我們真的有必要替孩子決定哪些是更好的選擇麼？
我們真的看懂了這個社會是如何運行的麼？
書中又給出了其他家長這麼做的看法：
“有像你剛剛那種想法的家長不在少數。說什麼個人的出路該由個人決定，父母不該擅自決定，但這卻是很大的錯誤。小孩子的出路，在某種程度必須由父母來幫他們決定才對。至少，要不要接受中學入學考試，就應該是父母而非小孩子自己決定，不能完全任由小孩子自己判斷。”
“難道你認為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會考慮到未來而自己說要就讀私立中學嗎？哪個小孩不討厭讀書呢？要是讓他們自己做主，他們肯定會選輕鬆的路走。因此，父母更應該認真思考孩子的將來，他們該受怎樣的教育，並做出決定。因為除了父母以外，其他人是不會幫他做決定的。”
看完這兩種論調，的確引發了我的深思。
書中發生悲劇的很大一個原因正是家長們已經失去了“基本判斷”，他們幾乎動用了自己能想到的歪腦筋，不僅賄賂招生老師以謀求洩題，更有甚者，動用“簽約”進行肉體交易。
書中說：
“不顧孩子的想法，以為是為他們好，獨斷地為了孩子出賣肉體、金錢，逾越道德的底線去交換光明的前途，不也讓孩子無形中揹負了他們所不知情的原罪麼？”
當父母以“孩子不懂事”為由，直接剝奪了他們參與討論的機會，這就是父母獨裁的第一步。因為這樣的父母眼中很大程度上是——“孩子總是孩子”“他們也許會長大，但不一定懂事”，父母和孩子的年齡差是不變的，甚至不少父母認為，在他們眼裡孩子永遠都會長不大的，所以，“替他們做決定”“替他們選一個好的未來”，正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事實真的如此麼？父母和孩子之間，究竟如何處理好這個問題呢？
在現實生活中，“散養型”“替孩子決定型”，這兩種方式都能教育出優秀的孩子，只需要掌握很關鍵的一點——不要走極端，也就是說，不能“完全散養”又或是“完全決定”。
而處理這個矛盾的關鍵之一，就是做好“中庸”裡的“中”。
朱熹曾給《中庸》加註說：“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中”的精髓就是不偏激，不要走極端，不要不及，也不要過頭；“中”就是要我們做什麼事情都要有度，把握好分寸。
孩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可能不成熟，不懂事，但是他是一個完整的人。只有找到你們雙方都認可的方案，才是更好的做法。不是為了替孩子負責而“包攬一切”，又或是隨孩子而“放縱他”。
不走極端，找尋溝通的平衡點，家長把握大方向，和孩子商量小細節，我們不是兩艘並行的船，一定要讓彼此互相跟隨，而應該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商量出我們應該一起去向何方。
2、“做父母的只要為了孩子，什麼都能豁出去。”
明知道孩子可能犯了錯，父母還是一味地幫孩子度過難關，究竟是好是壞？
在《湖畔》裡，當大人們知道了案件的真相，卻沒有選擇正確的方式來處理，而是選了他們認為“最保險”的方法——掩蓋真相。因為這樣不會傷害的孩子的前途。
即使自己沒有直接的責任，父母還是願意將孩子的某些責任轉嫁到自己身上，這也是一些父母活得比較辛苦的原因之一。
在《少有人走的路》裡提到過上述的現象，這甚至是一種病症，稱之為“神經官能症”，主要指這類患者傾向於給自己強加責任。當與外界發生衝突和矛盾，神經官能症患者認為錯在自己，常常把“我本來可以”、“我或許應該”、“我不應該”掛在嘴邊。
心理學界有一種公認的說法：“神經官能症患者會讓自己活得痛苦。”
可是，如果父母一味地為孩子所承擔他該承擔的責任，不僅父母會痛苦，另外，孩子也將無法長大。
因此，不僅是要讓孩子學會面對世界，更重要的是，父母們首先得學會“界限感”三個字。
因為界限感缺失的重災區，非家庭莫屬。
生活中，你能常常看到這樣的畫面：
當一個孩子自己跌倒，本應該自己爬起來，父母卻看著心痛，立刻過去扶起。
其實，善良的父母已經侵入了孩子的界限，孩子的界限感在父母的疼愛中，開始一步步缺失。
孩子慢慢長大，有能力獨自上學，但因為界限模糊，他或她仍然認為那是父母的事，於是父母揹著孩子的書包，早送晚接，風塵僕僕。
孩子慢慢成年了，獨立意識開始強化，認為上什麼學校是自己的事，和誰談戀愛是自己的事，嫁給誰或娶誰是自己的事，但很遺憾，他們和父母的界限早已被打破，而且被打破已有很多年，很難重建。
孩子一邊大聲宣告“戀愛婚姻是我的事”，一邊把找自己做的工作、買自己住的房子，看成是父母的事，於是父母在這種模糊的界限中，仍然覺得“你的高考志願是我的事，你的戀愛婚姻是我的事”，於是開始衝突，開始痛苦。
在《反脆弱》這本書裡，提到：“明確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別人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
那麼，如何明確這件事是否是屬於自己的界限範圍呢？
心理學家阿德勒曾有一個很好的方法能夠分辨，我把它總結為——“誰痛苦，誰負責”。
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就是思考一下這件事如果最後沒有做好，真正應該痛苦的是誰？
如果孩子沒有考上這所學校，真正應該承擔後果的人，是孩子自己，而不是父母。
如果孩子找不到好工作，真正承擔後果的人，同樣是孩子自己。
太多父母犯了一個錯誤：“他痛苦，我負責”——對於孩子，我們會覺得他的事，就是我的事，如果孩子沒前途，那都是我耽誤的；
認為孩子的痛苦都是“我”造成的，“我”要來負責，這會讓我們揹負很多不必要的重擔，生活的很笨重，反而更不利於解決問題。
無論我們之間的關係多麼親密，我們可以在他提出需求的時候，竭盡全力地給予支援，但是不可以妄加干涉，因為最終要承擔責任的不是你，你沒必要，也不可能替孩子承擔所有的責任。
3、警惕“秘籍思維”，家庭教育決不可偷懶
當書中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想必大家都有這樣的困惑——如果真的是俊介的妻子無意殺害了英里子，可為什麼所有的家長都要為其辯護，並掩蓋真相呢？
小說的最後，當真相浮出水面——原來真正的兇手可能是某個孩子。
家長們無意思考到底是哪個孩子，而是心照不宣地團結起來，為可能欺騙了父母的那個孩子，做出了最大的犧牲。
然而，對比父母們的良苦用心，小說裡的孩子，卻顯得更加可憐。
在為數不多的父母與孩子的對話中，孩子並沒有顯示出對學習的興趣，甚至這四對家庭的孩子，一直在一起補習，卻也並不熟絡。
孩子們不得不接受父母替他們決定的“命運”，從來沒有人問過他們喜歡什麼，想做什麼。
相比《湖畔》這本小說，在教育問題日益突出的今天，現實只會越來越慘烈。
當好的學校名額越來越少，當孩子之間競爭越來越激烈，當競爭趨於瘋狂，總有人會開始想“歪路”，這或許正是教育改革的重心，讓教育資源能夠更多的鋪開，而不是僅僅集中在某些學校，後面的暗流，或許會減少一些。
這是多方面造成的問題，但造成這個悲劇的關鍵原因，正是書中父母的不成熟，他們腦海裡有這麼一個思維——“只要我的孩子考上了這所學校，後面的路才能順”。
這恰是“秘籍思維”的體現，在思維方法專家葉修的書《深度思維》裡，提到過關於秘籍思維的思考：
“秘籍型思維的本質，是把複雜的東西過於簡單化，企圖用一個相對簡單的秘籍去代替複雜的成功規律。”
當這四個家庭認為“考上私立學校”成為了“人生秘籍”，這才讓他們失去了理智，作出了很多不可思議的“犧牲”。
然而，現實生活中，有秘籍思維往往是危險的，因為秘籍思維中的確有一部分是正確的，難道考上私立學校沒有用嗎？不，當然有用，這其實才是最為迷惑的地方——離譜的東西其實很容易識破，半真半假才最具欺騙性。
從這個角度來說，擁有秘籍型思維的人就像那些把一生的希望放在彩票中獎上的人一樣，儘管每週都有幾個幸運兒捧回千萬大獎，可更多人還是荒廢了時光，走向悲慘的命運結局。
寫在最後
作為東野圭吾的作品，這並不是一部典型的推理小說，但卻深刻地反映了父母與孩子之間存在的問題，並在其冷靜客觀的口吻下，讓人們透過案件本身引發了對教育模式的思考。
在案件被層層剝開的同時，讀者會被小說所描述的場景而感到不寒而慄，然而，父母與孩子的問題在現實中，並不在少數。這部小說所蘊含的豐富內涵，以及對社會、教育、人性的思考，讓人深深折服。
作者介紹：十九師兄，溫暖摩羯男，樂觀的理想主義者，寫溫暖的字，執筆走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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