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同度過一個不確定的時期之後
“後新冠時代”終將給我們帶來更多新的進步
插圖/王對對
後新冠預言
新冠病毒大流行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即使有關疾病本身的基本問題，全世界的科學家也無人能夠準確回答。
儘管如此，疫情已經對我們帶來了可以感知的影響，從政治到經濟、從思想到生活，在21世紀的今天，新冠病毒不僅製造了無數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場景，而且幾乎正在重塑人類社會的一切。
就在這段文字在電腦屏幕上延續的時候，數字顯示：全球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已超過249萬，死亡達到17萬多人。在經過連續三個月的疫情報道之後，我們邀請13位不同領域的思考者，試圖回答“什麼將被病毒徹底改變”這一問題。沒有人能夠確切地知道會發生什麼，但是所有的參與者都相信，危機時刻也給我們帶來機遇，通過更健康、更包容的生活態度；更先進、更人性的現代技術；更有效、更良善的治理方式，在共同度過一個不確定的時期之後，“後新冠時代”終將給我們帶來更多新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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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任’
在高風險社會，社區治理將更加重要
（同濟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城市規劃與政策，比較政治經濟學等。著有《碎化與整合——中國社區發展與基層治理》）
危機管理研究中有所謂“六月法則”，即如果危機事件發生後的六個月內沒有進行深入反思並總結有價值的經驗，那麼則可能浪費了危機事件所可能帶來的政策機會窗口。從社區治理角度來看，本次新冠疫情所反映出的問題，究竟有哪些值得反思，又有哪些經驗值得總結？疫情之後的社區治理創新之路又在何方？
從問題的角度來看，有三方面是較為重要的。第一，如果缺乏社會力量和對不同的聲音包容，就搞不好社區建設；第二，國家如果無法承擔“元治理”職能，同樣也搞不好社區建設；第三，社區層面的危機管理和公共安全規劃也暴露出了不足。具體到社區安全層面，基本演練、基礎設施、場地空間、應急物資、風險意識、防控宣傳等均需有所反思。
從經驗的角度看，結合中外社區治理，同樣提出三點探討。第一，新冠疫情期間，我國大多數居民整體上表現出較強的公民意識，大多數居民積極主動配合政府進行自我居家隔離，這從根本上保障了疫情防控的順利開展。與歐美國家比較，東亞國家的社區民眾在危機時刻展示出更多的包容和理解。我想強調的是，在危機時刻戴不戴口罩、是否主動配合體溫檢測、居家隔離，是公民的基本倫理道德，談不上意識形態或文化習慣。
第二，國家基礎性權力與社區自治的重要性均需得到認可，二者的良好互動是非常重要的經驗。我們看到，志願者們在社區、方艙醫院、隔離酒店、火車站、機場等地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體現了社會的力量。然而，疫情在歐美地區的快速蔓延，也讓我們看清，若沒有國家發揮“元治理”功能，公民社會不能獨自應對如此嚴重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比如，美國應急管理體系被公認是樣板之一，但在新冠疫情面前，決策系統出現問題，社區不能獨善其身甚至還面臨更大風險。而韓國、新加坡等國之所以能夠採取較為有效的隔離和檢測措施，也是因為具備了歐美國家所欠缺的“基礎設施性權力”。
第三，新興技術及其新興業態在社區防控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網絡技術、數字經濟、移動支付、快遞外賣、社區商業、電子監控等，對保障疫情期間中國社區居民的基本需求，對社區防控的有效開展，貢獻巨大。
儘管數據安全立法還有待完善，數字政府和智慧社區建設也還有長路要走，但安全重於自由的理念會得到更多認同。當然，這種安全觀應該以對公民隱私權的最大限度之尊重和保護為前提。
面對未來，所有的反思和經驗都會成為推動變革的動力，但疫情之後世界並不會立刻變得截然不同。只有多年以後回首往事的時候，人們或許才會認識到新冠疫情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中國已經進入了高風險社會階段。由於發展不均衡、代際變化以及技術化社會的來臨，中國的社會風險實際上要更加複雜——風險治理的難度也更大。
德國著名社會學家貝克曾指出，進入風險社會後，風險具有“飛去來器效應”——任何人、任何國家如果自以為得益於風險，也必將被風險所“回報”，沒有誰可以獨善其身。最根本的，還是要增強所有人的風險意識和參與風險治理的能力。在高風險社會，社區治理無疑更加重要。
或許，新冠疫情最大的影響，是年輕人（80、90後）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新興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此意義上，疫情後的中國社區治理變革無疑將是巨大的。
代際變化和技術革新作為基礎性的兩大動力源，將推動所有反思和經驗，以形成一種新的社區治理模式乃至社會治理模式。
疫情後的社區治理將是在法治基礎上尋求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多方力量平衡的過程。如果說傳統社區依靠情感、抑或單位來實現社區之治，那麼今後的社區治理則必然更加需要依靠契約、法治，依靠國家維持基礎社會秩序和提供基本社會保護，並在這一基本前提的基礎上，盡最大可能激活社會活力和市場活力。
新的一代是互聯網的一代，是更加自信和獨立的一代。智慧社區這一圖卷正在徐徐鋪陳，緩緩打開，新一代的社區也將超越其邊界，並在新的層面上重新凝結為共同體。
我們走在了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前端，面對這個日益技術化的高風險社會，我們將沒有前例可循，只能獨立面對未來，因為再也沒有什麼公民社會的教科書或者韌性社區的技術手冊可以告訴我們前進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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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銘’
大城市將會更強大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中國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上海國際金融與經濟研究院研究員，著有《大國大城》 《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
一場新冠疫情重創城市經濟，尤其是疫情首先發生在武漢，讓人們產生疑問：大城市是否過於脆弱？大城市將向何處去？
縱觀人類歷史，城市就是在“戰疫”過程中成長的。今天的公共衛生體系，就是在150年前倫敦發生霍亂疫情之後建立起來的。從那時起，儘管世界範圍內不時有傳染病發生，但大城市並沒有因此而停下發展的腳步，反而出現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普遍現象。
這次新冠疫情，讓我們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密度較高可能帶來的風險，所以大城市理應在醫療和公共衛生體系方面加大投入，使得大城市應對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加強。從數據上看，中國大城市的發熱門診數量遠遠低於新加坡，醫院的傳染科也不受重視。這些問題在接下來都有望改變，在這個意義上，疫情正是“化危為機”的時候。補上短板之後，大城市將變得更加強大。
這次疫情讓人們意識到，在大城市人口不斷增長的趨勢下，我們的準備並不充分。長期以來，地方政府比較偏重於投資基礎設施以及發展經濟，但是對於公共服務比較忽視。尤其是在戶籍制度仍然與公共服務掛鉤的背景下，大城市已經積累了大量非本地戶籍的常住人口，他們並沒有被充分納入城市公共服務的提供和規劃中。
最為突出的問題還不在醫療衛生，而在教育領域。在一些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外來人口的子女在本地上公辦學校門檻仍然較高。高中教育（除職業教育外）更是管制嚴格，基本上不對外來人口子女開放。但是從發展趨勢來看，未來高中階段教育遲早被納入義務教育範疇，如果看到這一趨勢，目前的高中教育僅向本地人口開放將是大城市的一個短板。
一段時間以來，戶籍制度改革有所加快。未來將推動超大和特大城市調整完善積分落戶政策，主要以社保繳納年限和實際居住年限作為積分標準，這樣的戶籍政策改革將進一步鬆開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增長的緊箍咒。最近的生產要素市場改革意見指出，要建立城鎮教育、就業創業、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與常住人口掛鉤機制，推動公共資源按常住人口規模配置。
所有動向都提醒我們，目前仍然存在的少數超大城市政策上的例外，或許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政策，而僅僅是一個階段性的緩衝。
在整個國家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的進程中，大城市不斷規模壯大，將發展成為都市圈。這背後有兩個推動力：一是在消費方面，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服務的數量、質量和多樣性需求越來越高；二是在生產方面，以創新、知識、科技為核心競爭力的現代服務業也將變得越來越重要，以大城市為核心的都市圈將在消費和生產兩個方面都具有更強大的競爭力，這是世界範圍內存在的普遍規律。
除此之外，中國的國情也要求城市大型化，以及大城市都市圈化。通過較高密度的城市發展和大城市發展，可以有效節省國土資源，提高農村人均土地面積，提升農業的規模經營和競爭力。人口向少數地區集中，也有利於保護脆弱地區的生態。
決定大城市發展的將是規劃和政策。但是在傳統體制下，中國是以地級市或直轄市為管轄範圍，單獨制定各自的城市規劃，這遠不能適應未來核心大城市向都市圈發展的方向。應該通過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一體化，來推進都市圈建設。
這場新冠疫情的確使很多人對城市發展的路徑產生了疑惑。所幸的是，最高決策層仍然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在生產要素市場方面，改革的步伐有所加快。疫情過後，在地方實踐上大城市發展是採取往回退的策略，還是順應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大膽往前推進？答案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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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曉江’
公共開敞空間將成為城市核心競爭力
（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曾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主持過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北京城市空間發展戰略研究、成渝城鎮群規劃、重慶兩江新區規劃等）
新冠病毒在我國乃至世界大規模暴發，徹底打亂了城市發展的節奏，小區封閉，經濟停擺，億萬民眾只能居家“抗疫”。城市表面的光鮮亮麗與疫情下的狼狽不堪顯得格格不入。面對疫情和災害，反思城市發展與治理本身的既有問題，是規劃師的責任。
現代城市規劃制度產生的最直接動力，就是城市應對公共衛生和疫病的需求。第一次工業革命後，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徹底改變了城市居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大量人口從農村湧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長。1933年，城市規劃的經典文獻《雅典憲章》把遊憩定義為與居住、工作和交通同等重要的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公共開敞空間則是承擔遊憩功能不可或缺的空間要素。
隨著城市空間進一步拓展，功能不斷複雜，公共開敞空間的定義與其承擔的功能也在不斷地豐富多樣。公共開敞空間是城市現代性的體現。現代城市和封建時代城市之間最本質、最顯著的空間特徵，就是城市有了供居民公共享用的開敞空間/綠地，現代城市的空間景觀也因此區別於封建城市。
近年來，城市公共開敞空間、公共綠地的發展，越來越受到政府的重視和社會的關注。上海世紀公園，北京奧森公園、朝陽公園，廣東的綠道、古驛道、碧道、雲道建設，成都的“198綠地”……產生了很好的效果。許多特大、超大城市中心地區甚至不惜付出高昂的代價來建設公共開敞空間/綠地。
對公共開敞空間巨大需求的背後，是中國社會走向富裕的中產化進程。今天城市所應對的社會現實，就是一個成長中的中等收入社會，以及社會主要群體價值觀的多元化和基本需求、生活方式從量到質的變化。
同時，這個中產社會又是成長中的、脆弱的，社會群體因無法擺脫“免於貧困的自由”這一中產階級的核心價值觀而顯得敏感、焦慮。一方面，受過良好教育和現代科學文化浸潤的中產階層樂於接受文明健康的生活態度；另一方面，成長中的中產階層更害怕艱辛努力所獲得的切身利益的喪失，或有限的機會被分享，傾向於更加保守、排斥的社會態度，以及更加穩妥，甚至“乖巧”的行為模式。
很多大城市在疫情期間採取了關閉公園的措施。實際上，即使在疫情期間，公共開敞空間仍然是大城市最優質、最乾淨的場所。發達國家在疫情中對開敞空間的管理，是禁止聚集而非禁止使用。而近日一些城市公共開敞空間又現人滿為患情景，恰恰說明了供給的嚴重不足。
隨著中產階層的成長和廣大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價值觀變化，加之勞動力供給總量持續減少等因素，中國城市發展的邏輯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從低價要素吸引企業，企業吸引人並創造繁榮的“產-人-城”關係，轉向了工業化、城鎮化“下半場”的優質生活吸引人，人吸引企業的“城-人-產”關係。
因此，城市的生活品質和性價比不吸引人，就不可能取得經濟發展成功。相應地，城市各類空間的價值也發生了轉換，閒置的工業用地大量“曬太陽”、公共開敞空間廣受追捧的現象，應該讓城市政府重新思考空間/土地資源的配置邏輯。
應對中產社會的複雜性、多元化，需要更加智慧的資源配置策略，這也是先進、成功城市的共同經驗。成都正在建設“公園城市”，這種城市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建設方式，恰恰是新發展邏輯下回應人居環境需求、塑造城市競爭力的重要模式。
不幸的是，許多城市政府和一些居民發展理念和審美觀念仍然停留在“上半場”，繼續把高樓林立、立交橋、高架路、寬馬路當作現代化標誌。筆者常說這些審美觀和價值觀是中國貧困時代的遺產，是現代化進程留下的“傷痕”！要以居民美好生活的需要配置政府資源，制定公共政策，才會少一些武漢式的悲劇，多一些居民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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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大流行促使我們切實改變社交媒體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中國傳播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網絡傳播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信息經濟學會信息社會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著有《網絡為王》 《眾聲喧譁：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等）
冠狀病毒大流行是社交媒體時代發生的首個全球疫病大流行。
這是政治上兩極化、經濟上不平等時代的流行病。公共衛生危機在關鍵軸上的不同影響（富人與窮人、城市與農村、地區與地區以及公民與移民之間）可能會加劇已有的社會政治鴻溝，使基本社會政治凝聚力驟然緊張。
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首次大規模信息恐慌，它將新冠疫情的暴發與以前的疫情暴發區分開來。
隨著整座城市乃至整個國家的封鎖，用於傳播信息和開展交往的社交媒體基礎設施正在達到前所未有的新規模。
此前任何一場大流行都沒有經過這樣的傳播陣勢：死亡人數和細節通過24/7的滾動報告時時通達全球，30億手機用戶源源不斷訪問新聞，數以億計的社交媒體來源構建了永不止歇的對話場。
然而，大流行期間的社交媒體面臨的既有福，也有禍。
儘管社交媒體一直在傳播虛假信息，但它也一直是經過驗證的信息的重要來源。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依賴社交媒體來獲取疾病情況的最新進展，而不斷流傳的有關事實真相的個人軼事和報告，也迫使政府發佈有關這場危機的更準確的信息。
除了尋求認知，社交媒體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成為集體宣洩的空間。除了充當被隔離者和無法接受治療的患者的發聲和發洩情緒的通道，社交平臺還充滿了人們從事捐贈、志願服務和以意想不到的慷慨方式互相幫助的故事。
然而，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令錯誤信息與虛假信息以空前的速度傳播和繁育，創造了不確定性加劇的環境，激發了個人和群體在線上線下的焦慮和種族主義。在數字時代，分析、評估和傳達信息所需的時間無法與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即時傳播錯誤信息相抗衡，互聯打敗了深思。同時，社交媒體還促進了一種有偏見的集體組織形式，類似於眾包，可以迅速招募和集結許多人，然而如此採取的行動非常可能基於可疑的主張和信念。
可是，不論是好是壞，社交媒體已然構成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疫情固然令人難以忍受，但假如沒有互聯網，我們目前正在忍受的一切都會變得更糟。社交媒體正變得愈加重要，令被迫居家的人們擺脫孤立，尋求幫助，協調捐贈，相互娛樂和交往。它變成了人類社會跳動的脈搏，反映出我們這個社會如何思考和應對危機；人類共同體的成員，面對一場前所未有的威脅，需要喃喃自語和互相通氣。
互聯網模因現象與疾病流行共享一種形容——病毒式傳播——也許並非巧合。新的冠狀病毒的暴發與反應，伴隨著一場大規模的“信息流行病”（infodemic）——它指的是一些事實，加上恐懼、猜測和謠言，被現代信息技術在世界範圍內迅速放大和傳遞，以與根本現實完全不相稱的方式影響了國家和國際的經濟、政治甚至安全。
在任何情況下，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都會造成惡劣後果，但與公共衛生危機相關的不良信息尤其具有危險性。也正因如此，確保準確信息被聽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所以，一方面社交媒體改變了疾病傳播，另一方面，大流行也促使我們切實改變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平臺需要找到一種顯示更準確的相關健康信息的方法，但這並不容易。這是因為，在說“這很複雜，我們還不知道答案”的一方與說“我們知道事情就是這樣的”的另一方之間的任何競賽中，後者總是會得到更多的關注——即使我們知道他們是不對的，因為後者簡單而且吸引人，很容易據其說法採取行動。
使用三種方法可以增加與虛假信息對抗的有效性：（1） 受眾初次暴露於虛假信息時，要及時警告；（2）不斷重複對虛假信息的駁斥，因為虛假信息是依靠重複而假扮為真理的；（3）提供具備替代意義的更正，幫助填補理解上的空白，以消除錯誤的所謂“事實”。
社會以信息和聯繫為基礎，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無論何時何地都可以通過多種設備立即訪問信息和建立聯繫，只需要一次輕輕點擊而已。然而，遏制新型冠狀病毒的過程將取決於將正確的信息提供給需要它們的人。
社交媒體無疑增加了我們的焦慮，但身處一場公共健康危機之中，感到緊張未必全然是壞事。所以，經歷這場危機，我們一方面要推動社交媒體平臺的改善；另一方面，作為用戶，也需要成為更負責任的社交媒體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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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盛’
從對科學家的一味推崇，變為帶有一些質疑
（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創系主任，中國科技史學會科技史教育工作委員會主任，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科學傳播與科學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著有《什麼是科學》 《希臘空間概念》 《技術哲學講演錄》等）
氣溶膠傳播、群體免疫、有創通氣、抗體滴度……此次疫情期間，很多公共衛生、醫學等領域的專業名詞頻繁出現在媒體報道中。與以往科學報道只擁有小眾讀者群不同，這些充斥著大量陌生艱澀術語的文章，因實際關切到每個人的健康，而在大眾讀者中頗具市場。因此，有人樂觀地認為，疫情這種特殊歷史時機，可能會戲劇性地提高大眾對科學的認知甚至是崇尚，從而培養和建立起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
可是，我並不認同這樣的觀點。每一次自然災難的出現，必然會有佔據當時社會主導地位的解釋話語出現。我們的時代是科學的時代，科學話語的出現是必然的，但是，這些科學話語並不一定能帶動大眾科學思維水平的提高。
一方面，關於病毒的科學知識畢竟是比較艱深的，普羅大眾未必能夠馬上掌握和理解；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出現與流行事發突然，科學界也是邊研究、邊發佈新發現，就新冠病毒傳播這件事情本身來說，自始至終並沒有統一的意見，公眾實際上更是稀裡糊塗。我感覺，這次瘟疫的暴發，並沒有提高大眾對科學知識的認知、接納和崇尚，更不要說建立科學理性的思維方式。
在近代中國，科學的力量一直被重視，這次也不例外，但社會危機並不必然提供科學理性啟蒙的機會。科學素養的提高，需要平時日積月累，危機時期並不一定是好契機。這次社會上謠言盛行，看不出科學理性在起作用。
整體而言，中國社會還是尊重科學的，認可社會治理中的科學決策。關鍵問題是，在現實層面並非總是如此，這次疫情最初的管控失當，當然是沒有尊重專家意見所致的。如果能夠吸取教訓，今後有可能提高科學在社會治理決策中的地位；如果不能，便會一再犯錯。
此次新冠疫情還暴露了許多問題。除了科學決策意識、法律意識不夠外，部分民眾的素質也有待提高，在如此重大的災難面前，許多人竟然幸災樂禍，“恨人有，笑人無”，讓中國的國際形象受到影響。這些問題似乎也不是通過高等教育就能夠解決的。
實際上，中國社會本來就比較尊重科學家，像錢學森、袁隆平在公眾心目中就享有很高的威望。此次疫情中大眾對鍾南山的態度也是如此。當然，還有跨越學術圈、意外走紅的感染科醫生張文宏。
如果說科學家的形象經此一疫會有什麼變化的話，應該是從對科學家的一味推崇，變為帶有一些質疑。比如此次疫情中，有些科學界人士不適當的表現，就引起民眾的質疑，有些人被認為捲入了某種利益糾葛之中——出現這樣的質疑也不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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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肖鋒’
社交距離反而拉近了社會關係
（本刊學術召集人，趨勢觀察家。著有《少數派》 《在大時代，過小日子》）
新冠病毒徹底改變了人們慣常的行為範式。哈佛大學的研究表明，美國需“保持社交距離”到2022年。
其實，社交距離2月份在中國就實施了，只不過叫“安全距離”。疫情時大家排隊都保持兩米安全距離。其實，社交距離在西方原本就是社會規則，只是這次新規將所有群體活動都禁了，這有點讓熱愛戶外的西方人受不了。
傳統上，西方人注重個人隱私，東方人注重集體觀念。現在好了，無論東方人西方人都遵守社交距離法則。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將全球行為範式統一。
相對社交距離，我更願意用社會距離來代表人際親疏關係。在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的《自殺論》中就提出，不是北歐陰沉的天氣而是社會整合度導致了北歐自殺率高於南歐。社會整合度就是社會距離，人與人的親疏關係。
《世界是平的》作者弗裡德曼最近提出“鬆散社會”與“緊密社會”的概念，“鬆散社會”如西方國家，重視自由民主，不輕易封城；“緊密社會”如東方國家，注重紀律性，說封就封。
其實，早在一百年前，德國社會學家F。滕尼斯就提出禮俗社會（相當於“緊密社會”）與法理社會（相當於“鬆散社會”）。禮俗社會是成員之間彼此熟識、團結且同質化的小型社區。在這裡，家庭是行動的單位，親緣是所有經驗的核心，大家有事團結在核心周圍一起出力。而法理社會則相反：人們彼此獨立、陌生和相互競爭，推崇創新、教育、科學和知識，金錢和資本被看作無限和萬能的，一切社會事務靠法律和經濟手段來解決。
緊密社會與鬆散社會哪個更能抗風險？應該說各有優劣。只能說，在中國這樣的禮俗社會中，家庭（家族）為政府解決了大部分社會問題。
進入4月，疫情緩和，感情告急。據多地大數據表明，最近離婚率大幅上升。原因是兩人在家膩歪久了，雞毛蒜皮小事無限放大，加之社交媒體各種曖昧，導致夫妻感情告急，一解禁先跑民政局。
但也有許多夫妻因為這次疫情彼此更加珍惜了。不但夫妻關係，鄰里關係也親密了。因為大家共度時艱，病毒無情人有情。疫情期間武漢社區互助買菜，大家靠微信群或App上的互助才挺了過來。平常不怎麼來往的鄰里一時間親密起來。
疫情下，人們保持社交距離，同時也在增進著關係。越是危難時越要抱團取暖，東西方其實都一樣。新聞報道稱最近巴黎市民舉行陽臺知識問答，兩棟樓分成兩隊PK；還有浪漫的意大利人，用竹竿挑著酒杯互相干杯。
社交距離反而拉近了社會關係，大家迴歸鄰里，迴歸家庭，全社會空前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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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慶祥’
新冠疫情會一定程度上影響人性的結構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如果以2020年1月23日武漢封城作為一個標誌性的起點，新冠疫情目前已經持續了近3個月，這種持續的時間之長以及帶來的生命、財產的損失已經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完全可以比肩於人類歷史上的一些大災難，比如中世紀的黑死病、1918年的大流感、甚至是兩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在一些媒體的文章裡，已經早就將這次疫情比喻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更遑論各國政府在抗疫過程中嫻熟使用的戰爭策略和戰爭話語。對於這次疫情帶來的後果，政治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都發表了種種看法。但是，瘟疫與一般的災難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它的傳染性具有強烈的形而上的意義，這一點因為我們過於重視物質事實而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忽視。新冠疫情所具有的長期潛伏性和強烈傳染性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人性的結構，這並非危言聳聽。
這是一種肉眼看不到的危機和威脅，而且據目前的消息，我們在很短的時間裡無法研製出來合格的疫苗，這也就意味著新冠病毒會和人類共生很長一段時間，也就是說，它從“外部敵人”變成了我們社會機體的一部分，並且是極其內在化的一部分。這對我們未來的人性將提出了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人性會傾向於哪一方面？是更加自私，還是更加互助？是無動於衷，還是因為恐懼而將自我的權利交付給他者？這一他者是誰？也許我們可以基於目前的事實，表達一種小心翼翼的人文社會學的預判。
我的第一個問題是，自利主義會進一步加強嗎？從16世紀以來，伴隨著資本主義的興起，世界進入一個自利主義勝利的歷史過程，它的前提是社會與個人並不對立，社會通過資源的分配有機地調節個人與他者之間的矛盾。整體上持續的經濟發展強化了這種想象，即我們活在一個充沛而積極的社會里，這是一個沒有威脅的社會，是一個人可以掌控一切的“人類中心時代”。新冠疫情打破了這種想象的秩序，在疫情暴發的最初，囤積——無論是醫療物資的囤積還是食品的囤積——都顯示了“自利”在秩序失範後的野蠻性。藉助政府和各種社會組織的協調，這種自利當然會被控制並予以引導，但是疫情的長期存在會讓自利主義變成一種更加內在化的意識形態，囤積也許不再體現為一種具體的類似於搶劫的行為，而是會以佔據更多的社會資源和行政權力為訴求。也許會有極少的一部分人會因為疫情創傷性的經驗而放棄對世俗生活的強烈佔有慾，但是隻有智識極高的人才有可能做出這種選擇。普遍的情況可能是，人會變得更加貪婪，更加自私自利——完全個體的自利而非社會化的自利。
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因為恐懼我們會交付出更多的自然權利嗎？疫情引起的恐懼是巨大的。首先是現實的死亡恐懼，在一個將活著視為生命第一要素的泛世俗主義時代，對肉體死亡的恐懼高於一切。與正常死亡不同的是，疫情的傳染性讓每個具體的死亡背後都隱藏著一種可能的死亡——死亡與每一個人都聯繫起來了，因為並不確定誰是下一個感染者。根據福柯的觀點，現代人對死亡的恐懼很重要的一點是因為死亡的不在場，也就是死亡被神秘化了，這一觀點適用於正常的死亡，卻不適用於這種疫情的例外情況。我們對死亡的恐懼恰恰是因為死亡時時刻刻都在場，社交媒體的發達使得包括死亡在內的各種信息傳播和分享的速度、範圍幾乎是全覆蓋式的，即使不在第一現場，每個人也都可以以一種“在線”的方式見證甚至參與現場，其後果就是，恐懼被加倍放大，併成為一種應急性心理機制。
正如巴迪歐所批評的：“所謂的‘社交媒體’再次證明了它們除了在充實億萬富翁的錢包當中扮演的角色之外，首先是這樣一個地方：它充斥著精神癱瘓的大言不慚者的宣傳，不受控制的謠言，對老掉牙的新奇事物的發現，甚至是法西斯式的矇昧主義的所在。”當然我對社交媒體並沒有如此悲觀，我依然認為社交媒體在疫情中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但這並不會抵消恐懼的心理學現實。而這一現實導致的後果之一，或許就是理性地接受管理和控制。這是霍布斯意義上的一種權利讓渡，正如薩林斯所指出的：“在理性的指引和恐懼的驅動下，人們最終同意讓出他們使用暴力的個人權利，以支持一個君主……從而能夠實現集體安寧和防衛的利益。”只不過這裡的君主已經不是古典學意義上的統治者，而是後現代主義的“數字化”，更進一步，“數字化”所營造的純技術的幻覺讓我們放鬆了對被控制的警惕，沒有人再願意接受一個古典意義上的君主的控制，但是卻願意接受大數據的篩選、定位、引導以及全景式的監視。
我們可以預見，即使疫情在很短時間內結束，這種數字化的管理和控制模式也不會得到削弱，而只會得到加強。根本之處，在於他者已經成為了一種傳染性的恐懼，而數字化似乎是唯一可以抵抗這一“敵人”入侵自我的有效方式。在這種大趨勢下，數字化生存已經是“眾望所歸”，在個人、政府和資本多重利益的疊加中，數字化不僅僅是一種管理方式，也會是一種生活方式，甚至是一種新的政治文明。
那麼，針對前面的幾個疑問，我們也許會產生一個新的疑問，難道只有這些看起來有點“負面”的可能嗎？我需要特別強調一點是，自利、恐懼和數字化本身並沒有“負面”或者“正面”的價值預設，對於其“負面”的感受，也許是人文學對於政治學天然的不信任。既然如此，我們當然可以用一種看起來更積極的詞彙來描述這種可能，比如，自利主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一種自愛主義，而適度的恐懼會讓我們學會剋制自己的慾望和貪婪——既然慾望和貪婪在所有的人類學中都沒有辦法泯除。數字監控也可以藉助一定的律法予以限制，在最大可能上保持人的自然權利，並通過數字化將互助型的社會推向一個更完善的層面。這一切聽起來是不是相當不錯，而且顯然會讓我們好受很多。但一個關鍵問題是，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這種轉化會發生？正如布萊希特那句世紀之問：“是的，一個新世界。但什麼時候？”即使睿智如柏拉圖，也只能求助於好運氣：也許正好碰上了一位賢良的君主呢。而我的方案是，先作最壞的打算，但也不拒絕人類一直擁有的那麼一點點好運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