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魯迅先生唯一的一篇愛情小說，《傷逝》自1925年發表至今，一直備受人們關注。小說以主人公涓生悲憤懺悔的內心獨白作為敘述方式，講述了他和子君衝破封建勢力的重重阻礙，追求婚姻自主，建立起一個溫馨的家庭，但不久愛情敗於現實，最終導致一“逝”一“傷”的悲劇愛情故事。
關於《傷逝》解析和研讀比比皆是，正所謂“一千個觀眾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本文筆者想從社會現實、經濟狀況以及人物個性的角度，來探討此篇小說出現愛情悲劇的原因。
1、封建社會是一隻逃不出的牢籠
其實對於在新社會出生長大的我們來說，是無法真正理解“封建”這個概念的。但是《傷逝》這篇小說的背景，就是我們不瞭解的封建社會，男女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就生活在一個被封建禮教所束縛的社會。
在那個社會里，人們遵守著封建傳統，恪守著三綱五常，不能自由戀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結婚的前提。人們的思想被這些封建傳統觀念同化之後，就變成了封建傳統觀念的忠實捍衛者，並且他們不能夠忍受身邊出現叛逆者。
涓生和子君作為兩個思想覺醒的知識分子，他們要求衝破封建禮教的束縛，享受自由戀愛的果實，這便與當時社會的普遍認知產生了極大的矛盾，麻木的捍衛者們對這種“傷風敗俗”的行為，進行了群體性的抵制和抨擊。
在涓生送子君出門時，會有“那鯰魚須的老東西的臉又緊貼在髒的窗玻璃上了”；人們對他們投以“探索、譏笑、猥褻、輕蔑的眼光”；在找住所時，“大半是被託辭拒絕”，“看了二十多處，這才得到可以暫且敷衍的住所”。
兩人在外同居之後，子君的叔叔“氣憤到不再認她做侄女”，涓生也“陸續和幾個自認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後來“小東西”告密，局長下達了免職令，涓生因此而失業，整個家庭唯一的經濟來源被切斷，讓他們的生活雪上加霜。
封建的倫理道德沉重地壓在每一個人身上，他們既是受害者，也是壓迫者。只要有人想要打破這些所謂的人生準則，他在社會上就會備受壓迫，舉步維艱。
在現實生存狀況的面前，涓生還是沒能掙脫封建傳統思想的束縛，無奈之下與子君提出分手，徒留子君一人獨自走向那“沒有墓碑的墳墓”。
2、愛情是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花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中，把人的需要分為五個層級，其中生理的需要被排在首位，也是最基礎的位置。“憂心忡忡的窮人甚至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感覺”，更何況是愛情。
在窘迫的生活境況面前，涓生和子君那輕鬆自如的心境沒有了。剛得知涓生被局裡開除的時候，子君的第一反應是：“無畏的子君也變了顏色”。涓生也開始陷入忙碌求生的困局，他整日在無盡的抄寫工作中奔走呼號，由此也和子君產生了矛盾。
愛情就像一朵美麗的花朵，需要陽光雨露和肥料的滋養，才能如期盛開，而這些澆灌花朵的養料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獲得的。在吃飯都是難題的情況下，人的思考能力、道德觀也會明顯變得脆弱。
“貧賤夫妻百事哀”，涓生的工作需要一個相對安靜的環境，但是子君常常因為瑣碎小事和拮据的生活而同鄰居爭論不休，這些爭吵致使涓生產生了一種淒涼感：“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
在突發性的失業經濟危機和外界的嘲諷與欺凌的雙重壓迫之下，愛情之花還能如期盛放嗎？最終，涓生選擇了逃避性的離開，兩人的愛情之花自此枯萎死亡。而為愛出走的子君只能重回周遭人群的冷眼與嫌棄裡，在走投無路中選擇了死亡。
經濟獨立是追求個性解放和愛情自由的基礎，沒有牢固的基礎，結出的果實遭受一點風雨就倒塌是必然的結局。只有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的愛情，才能夠得到充分的物質保障。
3、個性的侷限是一根宿命的困繩
衝出時代禁錮的牢籠，毅然決然地走出家門，共同開始新生活之後，涓生和子君也曾擁有過一段忙碌而幸福的時光。
剛開始在愛情的荷爾蒙的作用之下，涓生是十分勇敢的，他也曾真誠地愛過子君。
子君沒有來的時候，他“什麼也看不見“；在等待子君的過程中，“耳朵分外地靈”；在送走子君之後，面對“老東西的臉”和“小東西的臉”，他也毫不在乎，而是“驕傲地回來”。
然而同居之後，涓生的工作突然沒有了，生活的壓迫也隨之而來。在生計斷絕的困境中，涓生自如的心境消失，他自私、虛偽和卑怯的性格隨即暴露無遺。
他竟然還為自己的虛偽和自私尋找藉口，將所有的責任都推給了子君。
涓生覺得，自己“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
最終，他把卑怯當作勇敢，對子君說出那自私的分手感言。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我老實說罷：因為，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
涓生明知子君一旦離開他，只能回到父母身邊，甚至會死在那個冷漠的家庭，但他僅因為對自己與子君的未來感到害怕，就跟子君提出了分手，這正是他極度懦弱與缺乏責任感的表現。這種自保性拋棄行為比當今社會中的始亂終棄要可惡一萬倍，他不負責任的代價是，讓子君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子君的性格缺陷，則是思想解放的狹隘性造成的。在面對家庭的阻撓時，子君喊出了“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樣響亮的呼聲，顯示出了她非凡的勇氣和決心。
但就在她以為爭得同居的權利，從此就能過上平凡而幸福的生活時，她卻將“別的人生的要義”都忘卻了。她的眼中除了她餵養的小油雞和阿隨之外，只有忙碌繁雜的家務。
子君早已將其他事情遺忘於腦後了，也不再與涓生“談家庭專制，談打破舊習慣，談男女平等”，而是漸漸陷入小市民的無盡爭鬥中，她開始為了小油雞與鄰居吵架，常對一些瑣碎的事情耿耿於懷。
歸根結底，這個愛情悲劇產生的原因也包括她思想解放的不徹底性。雖然她敢於和涓生突破父母對於愛情和婚姻的束縛，但是她的思想仍然停留在很膚淺的階段。依附於夫君生活的傳統思想始終牢牢地禁錮著她，一旦失去了涓生的愛，她的人生就陷入了死局。
魯迅在演講《娜拉走後怎樣》時說：“人生最痛苦的是夢醒後無路可走。”涓生與子君的確已從昏睡的夢境中清醒，但覺醒僅僅是反抗的開始，夢醒之後走不出來，註定是走向悲劇的結局。
解放思想絕不僅僅是對固有悲劇命運的反抗，更需要我們打破已有的條條框框，衝破各種舊思想、舊觀念的束縛。在抵制封建傳統思想同化的同時，還要不斷革新自己的思想，真正做到與時俱進，適應變化的形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