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與盟友之間的關係就不斷面臨衝擊。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與盟國的再度惡化。這主要是由兩大因素所決定的：
一是國際環境的變化。冷戰時期，美國與盟國維持了一個穩固的同盟體系，主要是因為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為美西方同盟體系提供了一個可靠的、強大的戰略對手。冷戰結束以後，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崩潰，這本來是對西方是好消息，但飛鳥盡良弓藏。戰略對立面的消失，也削弱了美西方同盟體系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所以，冷戰結束以後，美國與歐洲和日本等盟國之間關係日趨複雜，不斷被動搖。歐洲國家和日本不再願意像冷戰時期那樣，服從於美國的戰略指揮，主權意識上升，戰略自主性不斷增加。美國也不再願意像冷戰時期那樣，承擔如此多的軍事負擔。美國與盟國長期圍繞著軍費開支問題進行爭執，根子就在這裡。2008年以後，尤其是2012年以後，隨著中國的崛起和內外政策的調整，美國試圖把中國建構成另外一個蘇聯，成為美國領導的同盟體系的對立面。但是，歐洲國家和日本，雖然在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上與美國有共同面，但是在軍事和經濟戰略上與美國並不一致。在此情況下，美國拉盟國來遏制中國、以達到打壓中國、控制盟國的雙重目標，並不被盟國所接受。
二是美國國內政治的變化。共和黨的對外政策理念中，一直有孤立主義的傳統。孤立主義的原則就是“我們是為我們自己行動，不是為別人而行動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反對美國加入國際聯盟，反對美國參加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就是共和黨人。在過去幾年中，破壞美國與盟國關係的，也基本上都是共和黨政府。小布什總統執政時，在伊拉克問題上執行單邊主義，與德國和法國等盟國的關係非常緊張。奧巴馬總統上臺以後，花了很多精力來恢復與盟友的關係。特朗普執政以後，延續了小布什不重視同盟體系的作法，並有過之無不及。美國第一原則指導之下，美國把自身的經濟利益放在同盟關係中的首位，不再重視美國國家利益與國際責任的一致性，不遵守自己的國際承諾，破壞了美國的國際形象和同盟體系的價值基礎。
拜登上臺以後，肯定會努力恢復與盟國的關係。拜登可能會重申對歐盟的支持，會努力重新加《巴黎協定》、世界衛生組織等，甚至還會重新與伊朗進行接觸以重新掌握伊朗核問題的控制權。但是，無論拜登花多大的力氣，他都會面臨幾大挑戰：
一是，無法改變美歐日缺少共同敵人的現實。在當前世界上，只有中國一家有資格充當這個角色。但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融合了社會主義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內核和西方所推崇的市場經濟機制，本身與西方是和而不同的。這與當年的蘇聯完全不同。蘇聯與西方體系在意識形態、經濟體系和地緣政治上，是完全不融合的。除非中國自動對標美國的戰略需要，積極地為美國解決這個問題，否則美國就不可能以中國為假想敵重新把盟國整合到自己的大旗下。中國通過對改革開放的不斷強調、RCEP的簽署，以及對中日韓貿易區和中歐雙邊投資協定的推進，繼續努力與世界經濟體系的對接和融合。這是化解美國戰略孤立、戰略打壓的最溫和、也是最有力的舉措。
二是，拜登無法打消盟國對美國的疑慮。美國已經不是當年的美國。特朗普主義不是特朗普個人的產物，而是美國發生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在美國有廣泛的支持者。如果沒有疫情，特朗普連任幾乎是不需要懷疑的。即使有了疫情，特朗普也得了近半的選票。美國的盟國，不可能把改善與美國關係的希望，繼續放在不可預測的疫情之上。因此，特朗普總統雖然會離開，但特朗普主義還會存在，不排除在某個時候捲土重來的可能性。拜登也無法忽視這一力量。
三是，拜登的國內政治資源有限。拜登是通過大打疫情牌，促進郵寄選票大幅增加而獲勝的，並沒有以壓倒性的優勢同時贏得參議院和眾議院。雖然喬治亞州的兩名參議員競選的最終結果還沒有出來，但民主黨控制參議院的概率不大。同時，民主黨在眾議院的領先優勢也縮小了。美國並沒有出現民主黨狂勝共和黨的政治浪潮。在美國曆史上，很多總統首次上臺時，往往會同時贏得兩院，從而擁有兩年左右的政策調整和再造時機。特朗普上臺時，共和黨是同時控制兩院的，所以特朗普有做很多事的機會。但是，拜登很可能並沒有這個時機。他對美國外交政策調整的一些調查，可能會由於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而難以順利實現。
世界變了，美國變了，世界看美國的方式也變了。美國與盟國的友誼小船一旦被破壞，雖然可以被部分修復，但也不可能再恢復原狀，裂痕會繼續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