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范蠡、子贡和吕不韦同为商人，为何最终结局大不相同？缺少儒家仁义
春秋时代以前，工商食官制度是当时占据主导的经济模式，除了农业外，一应的手工业商品生产都纳入周王朝的国家生产体系，由王室掌握其生产技术和使用渠道；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战乱不绝，原有的诸多固有政治模式分崩离析，工商食官制度也不例外，于是催生出现了大量的私人商业阶层和团体。
据《史记》记载，春秋战国之际以商业成就一时之豪富者，大抵有十数人。其中有获成功者如被后世称为“陶朱公”的范蠡，范蠡是越国著名的谋士，后其引退政坛，转而从事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亦有孔门弟子的子贡，在资政、向学之余，也经邦济世，成就一代儒商；吕不韦也是一个春秋战国商人的重要代表，吕不韦通过珠宝生意而获得巨量财富，而最终却因为大量涉足秦国的政治领域，被迫自杀，不仅身死道消，更成为历史的反例，落得后世的嘲弄和讽刺。
从以上三人的个人轨迹中探求他们的经商思想
范蠡，越国复国的关键人物
范蠡，春秋晚期楚国人，与文种、计然同时被称为越国兵败复兴的三位关键人物；春秋后期，吴王阖闾率大军入侵相邻的越国，这一年，二十五岁的范蠡正在越国为臣；而此时的越国，还处于披发纹身，不知礼节的阶段，而吴国在伍子胥、孙武等贤臣武将的经营下兵强马壮，后勤充足，一举击败越国。越国国君勾践被软禁于吴国，卧薪尝胆，伺机复仇，而此时的范蠡始终不离不弃，甘愿与勾践一同作为奴隶，委身成为吴国的阶下之囚。
二人隐忍多年，最终得以返回越国；在君臣军民共同经营下，越国励精图治，逐渐走向强盛，不仅百姓安居乐业，物阜民丰；而且军事力量强大，兵马弓箭充足；于是勾践与范蠡亲自出兵，历经十余载的战争，先后诛杀吴王阖闾、夫差，终于复仇吴国，成就越国霸业。
范蠡因其军功卓著，被封为“上将军”，范蠡没有贪恋权位，而急流勇退，幡然归隐于市井之中，以行商为业。在“陶地”（今山东定陶），范蠡最终定居下来。于是后人尊称他为“陶朱公”。范蠡的成功，是他能够在失败之时不放弃初心，奋进之时不松懈斗志，成功之时不贪恋权势，由此成就了其辉煌的一生。
子贡，孔子弟子，鲁国、卫国的相国
子贡，姓端木，单名一个赐字，是春秋时期卫国人，他是孔子早期的弟子，随孔子进学多年，而后游走政坛，跻身大夫之位；《史记》记载：“子贡常相鲁、卫”，也就是表示他常在鲁、卫两国从政为相，子贡其人能言善辩，精于外交辞令，并且善于寻找发现并利用机会。
春秋末期，吴国入侵鲁国，子贡被任命为鲁国使者，被派遣去劝服吴国退兵，子贡申明利害关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其辩才和学识令得吴国人无言以对，最终吴国退兵，转而征伐越国。
孔子十分器重他，曾称赞子贡为“瑚琏之器”，也就是如珊瑚珠玉般的人才，在《论语》中，孔子在评价弟子中适合从政的人才时，说到子贡达观、子路果敢、冉求才艺众多，这也从侧面说明子贡的性格在于眼界广阔，为人豁达。
这样的性格自然是从商为政的重要素养，而更为难得的是，子贡也却始终秉持从恩师孔子处学得的思想理念，在从事商业的过程中始终将“仁”作为处世的追求。孔子逝世后，弟子门人皆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守孝六年方才离去；从子贡的个人经历中，不难看到他坚定且通达的性格，子贡广施仁政，而又尊师重道，后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子贡可以说是这一理念的先驱和践行者。
吕不韦助秦始皇统一天下
毫无疑问，战国后期的吕不韦同上述两人一样，皆眼光独到、善于发现机遇并且敢于决断之人，在眼光卓绝这一点上，吕不韦甚至可以说更胜一筹；秦国的公子异人作为人质困在赵国，吕不韦也正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吕不韦在打听得知异人的身份和困境后，便称“异人”为“奇货可居”。
奇货可居，也就是说异人乃是“稀奇”的事物，值得屯居以投资，于是吕不韦不仅花重金资助异人，并且通过层层手段，长袖善舞，巧言令色说服秦国国君，促使秦王将异人接回秦国。
据《史记》记载，吕不韦在行贿过程中，为了对异人的讨好和掌控，更是献上自己宠爱的赵姬，此后异人回到秦国，继承王位，吕不韦拜为相国，风光无限，这时的吕不韦可以称得上是“投资成功”了，吕不韦由花哨的政治手段而得势，而在最后，吕不韦也是因为过多涉足政治，卷入嫪毐谋反事件，不得不引咎自杀。
吕不韦的商业活动所进行的政治投机活动和权力寻租，虽然获得了短期内的成功，却只是一时的流星；其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吕不韦对政治局势认知见解的片面，更源出于他求取暴利的贪婪。
吕不韦商业行为可以说与儒家“仁义”的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儒家讲“仁者爱人”，而到了吕不韦，人却成了是可供买卖的商品、货物；我们知道吕不韦所处的时代却早已不是奴隶仆从和公卿大夫层次分明的时代，吕不韦看到了片面的经济得失，却一叶障目，终致毙命于不义。
商业家要广施仁义，兼济天下
商业运行是创造物质财富的重要方式，然而从古至今的纵向比较，商业运行的轨迹，始终依托于国内外的政策环境和社会需求共同作用；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出现，经济的运作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以物易物的流俗随着货币交换方式的出现而被改变，具有足值的金银货币成为了重要的贮藏资源。
而交易货币产生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豪富者，他们有人是因时而动，知足而止；有的人是广施仁义，兼济天下；有的人则权欲膨胀，只知聚敛而不问后路；在文明早期，由于没有有效的机构领导和具体的思想信仰体系，混乱的政治、文化状况下催生出经济无法进入合理轨道的乱象。
在纯粹个人利益的驱动下，不免会出现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和社会矛盾的计划，也正因此，在秦汉大一统后，统治者需要进行长期的休养生息政策；而同时，由于大一统的需要和春秋战国时代的经验教训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自秦汉起便兴起重农抑商政策，而该政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又呈现出了难以稳定的状况。
综述
笔者认为，商业在中华民族传统的职业观中，被长期视作“士农工商”的末端，于社会而言，商业的运作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策控制下，可以适应并推动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润滑剂；于民众而言，商业的发展能够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从而实现个体的富裕。
商业服从竞争法则，然而在竞争思维下，孜孜予夺如吕不韦者，虽然获得了个体的极大发展，然而在商业运作到一定程度后便寻求权力寻租，以资财助腐败，其必然走向毁灭，在全民创业的环境下，企业家精神被广泛提及，企业家精神直指重诚信、兴产业、同时回馈社会，良性发展。现代社会中，如子贡、范蠡等人诚信、仁义、谦虚的思路将依然发挥出重要的灯塔作用。
参考文献：《战国策》、《吕氏春秋》、《左传》、《商君传》、《资治通鉴》、《史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