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老人一直是作為特殊階層獨立存在的，中國人對於老人表現出了異於西方社會的尊崇。
老、弱、婦、孺之中，老人一直排在首位，這種地位從來沒有人能夠撼動。
即便是生活在現代社會的我們，大部分人見到公交車上的老人或者是在馬路上獨自行走的老人，還是會不由自主地讓座或者是攙扶。
這種下意識的行為是發自靈魂深處的，根本不需要任何思索，中國人的基因裡就認定這是一件天經地義的事情。
給老人讓座被視為是傳統美德
當然，古代社會和現代社會對於老人的界定是有著明顯區別的：古代的老人偏向年邁的男性，而現代的老人則囊括了男性和女性。
除了性別的差異之外，古代和現代在定義老人的年齡上也是有著略微的不同，但是基本上都是以60歲作為一個分界點。
《禮記》裡面記述：“六十而坐，五十而立”，這就表明60歲是步入老年的標誌。
古代不同朝代對於老年人的界定有一點出入，例如漢朝時期的老人就是在56歲之後，所謂“十五成丁”就是由此而來。
老年人的界定標準不一致
唐朝之後，“二十成丁，六十為老”成為了慣例，此後的歷朝基本上都是以60歲作為一個標準。
當然，在不同的執政者時期也會有稍微的改動，但60歲這一分界點已經深入人心，一個人能夠活夠一個花甲在古代是相當不容易的。
度過了花甲之年的人自然能夠享受子孫的撫養，在有限的餘生裡安享晚年。而世界衛生組織在給老年人劃定標準是也是以60歲開始，當然這屬於“輕度老年”，也就是老年人中的年輕人。
世界衛生組織的劃定的老年人等級一共有三個：年輕老人、老人、長壽老人，年齡臨界點分別是60歲、74歲和90歲。（注：國際法為65歲，中國規定為60歲）
扶老人過馬路是常見的事情
其實在老年人年齡劃分上西方和中國是差不多一致的，但是西方為何從未出現中國這樣格外愛護老年人的情形呢？
在中國老年人的地位可以說是最高的，而西方則不然，女士優先之後就是小孩，緊接著才是老年人。
這其實和東西方的傳統有著很大的關係，中國的農耕文明傳統使得中國人格外尊老，而老人在中國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互為因果的，不存在莫名其妙的愛護，也不存在莫名其妙的漠視。
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標誌
農耕文明雖然是建立在母系氏族之上的，但是中國傳統的禮法制度是建立在父系氏族之上的。
婦女在農耕文明較為不發達的時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早期的人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此時氏族內的權力也是兄弟相傳，而並非是父子相傳。
為什麼是兄弟相傳呢？因為兄弟都是由一個母親生的，他們是屬於同一氏族之外的“自家人”，而父親這一角色在母系氏族中屬於外人，內部的權力以及經濟的更迭是不可能由外人完成的。
中國是一個農耕文明的國家
直到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男子的優勢開始顯現了出來，父系氏族才開始逐漸取代了母系氏族。
以父子相傳的宗法制度開始出現了，所謂“公天下”到“家天下”的濫觴就在於此。
中國人的傳統信仰是祖宗崇拜，這一點在夏商時期出土的甲骨文乃至青銅器上可以得到體現，這一信仰使得中國人格外注重記錄歷史。
中國有記錄的最完備的歷史時期是周朝，而這一時期正是宗法制鼎盛的時期，在宗法制度下生存的人們以宗族為單位。
祖先崇拜是中國獨有的信仰
大小各異宗族使得“長者”這一身份受到了格外的重視，他們不一定是一宗的首腦，但是他們在宗族事物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生產力不發達的過去，經驗越豐富意味著智慧越多，因此閱歷成為了一個相當重要的東西。
這一點是東西方對待老年人最開始的分歧，最重要的還有儒家倫理觀念的興起。
中國的倫理觀念和道德觀念基本上是一脈相承的，都是沿襲自孔子以來的儒家學說，而以周朝為正統的孔孟等人特注重“孝悌”。
宗法制
“孝悌”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或者說它也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倫理觀念，它是中國人最偉大的情懷。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的終極理想，事實上也是中國曆代讀書人幾千年來執著的一個烏托邦。
所謂“大同世界”的基本條件就是要“老有所養，幼有所養”，無論是《禮記》還是《孟子》甚至是諸子百家中的大部分，都有著這樣一個終極情懷。
這一點是西方所不具備的，他們的倫理觀基本上是“強者至上”。
中國文化一脈相承
在西方的語境中，強調個人主義的他們極度重視個人的尊嚴，人老了意味著羞恥。
這一點在東西方的藝術作品中可以體現，中國傳統的福祿壽三星乃至文曲星等諸多祥瑞的象徵，都是以男性老年人的形象出現的，甚至是與民間息息相關的灶王爺以及土地公等，無一不是須發皆白的老人。
而西方作品中的老年人往往集中了人性所有的弱點，自私、無能、虛偽等負面意義成為了老年的象徵，這一點和中國人有天壤之別。
中國常見的土地公形象
老年人在中國的鄉土文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漢代乃至清代實行的鄉里或者保甲制度，“三老”或者其他形式的基層團體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漢代設置的“三老”制度，“掌管教化，以興善業”；而明太祖時期更是將民間一些事物的裁斷權完全交給了“耆宿”。
“民間戶婚、田土、鬥毆、相爭一切小事，不許輒便告官，務要經由本里甲老人裁斷。”
這段文字收錄在《明太祖實錄》的《教民榜文》裡面，看似微不足道其實意義重大。
近代保存的“保甲制”文件
鄉間的百姓試問除了婚喪嫁娶、田頭地尾、親戚鄰里乃至一些瑣事相爭，還能有什麼事情值得去告官？
明太祖將這些事情的決斷權以公文的形式完全交付到了“耆老”手中，事實上對於中國人有著深遠的影響。
除了官方賦予的獨特權力之外，老人還有來自民間組織的權力，賦予他們權力的場所不是朝堂，而是散佈在中國大地各個角落的宗祠。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村一直是中國的命脈，而維繫這些村落正常運行的機構不是官衙，是祠堂。
祠堂如今在北方式微，南方依舊存在
中國人向來對官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