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軒決定，把與田玉山談話的地點選在自己的辦公室。還是有幾分氣派的，裡外套間，寬敞的內室，大桌面的寫字檯。暗紅色的地毯，沙發，以及發散著柔和光線的落地燈。一個普通的老礦工平時是絕無機會到這裡來作客的。而田玉山今天就被請到這裡來了，接他來的是局長的專車，坐在裡面比坐在家裡還舒服。轎車沿著街道行駛時，人像坐在飛毯上滑行。他被讓到寬大鬆軟的沙發裡坐下，沙發擁著他，使他感覺不到全身的份量。接待他的是公安局長何文軒和副局長呂志錕，前者他只在電視屏幕上見過，現在正親自為他沏茶。呂副局長為他點了一支菸，把菸灰缸輕輕放在他身邊的玻璃茶几上。也許剛一坐下，老頭兒就感到今晚應該說點什麼。
儘管如此，說服工作仍持續了3個小時。老人大智若愚，外表上不聞世事，有些耳背，心裡頭好好歹歹還是清楚的，並不糊塗，知道什麼是死罪，什麼人要槍斃。兩位局長給他交待的是政策，反覆交待政策，苦口婆心。實際上也不是政策，殺了那麼多人，手段如此殘忍，略微有些良知的人都應該看得清人類社會對此進行懲罰的準則。何局長是想要他知道，包庇是沒有用的，包庇只解決一時的問題。這樣大的案子沒有不破的道理，現在已經明確嫌疑人，只差最後一道。一旦全案破獲，包庇者豈不白白承擔法律責任？
呂副局長態度矜持些，但每句話都點到要害。他特別指出，田原已經死了，再為他隱瞞什麼沒有意義。田原在現場上只是受傷，最後打死他的不是保幹，而是同夥，為了滅口打死他。所以，僅僅從為兒子報仇這一點上，也應該積極提供線索，幫助警方捉拿兇犯。
兩位局長逐漸看出，田玉山是多少知道一點的，這從他遲疑的神情上就可以認定，便加重了言語的份量。田玉山到底擋不住輪番的心理攻勢，最後弄得淚流滿面，哭訴苦衷：“我的幾個兒子沒一個省心的。吃我喝我，鬧騰我，總惹事！老大，走到哪去了不知道，下落不明！老二不正經幹活，說不清哪兒弄點錢開飯鋪又賠了，現在連命都搭了進去！老三呢，也是說走就走，連他媽一起拽了走，這家哪還像個家！”
兩位局長便謹慎地追問老三田雨的情況。很快得知，田雨平時愛擦胭脂抹粉，扮女人相。平時一天三頓飯都在家吃，唯獨1月28日那天，上午出門，晚上8點多鐘才回來。正月初一，即1月31日，晚上看了何局長關於南山礦大案的電視講話，和剛從省城回來沒兩天的母親嘀咕了半天，然後兩人收拾了一個小包，急匆匆去了哈爾濱。
何文軒和呂志錕知道這情況非同小可。看來孫海波的弟弟孫海滔不是團伙分子，田原的弟弟田雨卻嫌疑重大。那丟失假髮、男扮女裝的1號槍手很可能是田原，現已畏罪逃往外地。兩人感謝田玉山提供了他們所要的線索，把他送走，跟著就趕回指揮部，向張昕楓作了彙報。對孫海波妻子張惠如的工作是指揮部尤其關注的。經過幾次正面接觸，就像有經驗的牧人辨認羊群中的頭羊，警方很快意識到孫海波是這個假定性的犯罪團伙中的首領。許多活動應該是以他為中心進行的，那麼，他的親屬也應該瞭解更多的情況。
上午，對張惠如的第一次詢問是在孫海波家裡，下午，就把張惠如傳喚到南山分局作第二次詢問，已經意味著對她施加更大的壓力。家裡留個噢噢待哺的孩子，詢問告一段落時，張惠如請求回家餵奶，出於人道的考慮，預審員答應了。張惠如剛走，王春林到了，看了看詢問筆錄，沒好氣地訓斥。“沒問出什麼東西嘛！人怎麼放走了？不論什麼情況下半天也要審！這是什麼時候？”
張惠如又被傳來了，這次抱著孩子。孩子白白胖胖地，挺惹人喜愛。詢問時，孩子在她懷裡動，有時候哇地哭起來，母親就忙著哄，弄得詢問人員問不下去。
閆自忠一直在審訊室附近轉，覺得氣氛不對勁兒，就命令把孩子送走，送回他姥姥家去。張惠如的臉立刻白了，問不送走行嗎，閆自忠不許，說南山礦死了那麼多人，你還包庇你丈夫，你對得起誰？孩子一送走，張惠如像失子魂一樣，態度變化了，看得出來，這女人正經受著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很少有作妻子的能體驗她那種矛盾複雜的心情。審訊人員已換為南山分局刑警副隊長劉仲義，以及陳代軍。事情往往是這樣，在最緊急的時刻，領導者總是拋開一切考慮直接任用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張昕楓把審訊工作交給了閆自忠和李洪傑，閆自忠把審訊的重點工作交給了王春林，王春林自然委派了劉仲義。
副局長呂志錕對王春林、劉仲義這樣的下屬同樣信任有加，曾對別人談起過兩人的一番評價。他認為王春林有獨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想法，實幹，幹得多，說得少，想好了才說。把事情交給這樣人最放心。最怕那種領導說什麼是什麼的幹部，接受任務去了，還老是要回頭請示。事情總是具體的，一遇具體問題就向上請示，派出了還有什麼用？王春林不是這樣，領導交代了大的原則，如何去具體處理就看他了，他總歸有辦法。他認為劉仲義是好警察，不可多得。他最大的特點是肯鑽研，研究案子有癮，有文化，又好學習，反應快，人機敏，不用這樣的人用什麼人？
王春林本來就是市局的刑警副隊長，由於某種原因，下派到分局做副局長，“1.28”大案後，又被選調到市局任刑警隊隊長，劉仲義也進市局做了刑警副隊長。刑警這種部門，不能不任用實幹的人。劉仲義往審訊桌前一坐，提綱挈領地開導了張惠如幾句，張惠如就覺得遇到了值得信任的警察。劉仲義生得威武，說出話來言語不俗；能看透人的心思，又為人仗義，眼裡不揉沙子，一般人和他打交道，都覺得自己也變得坦誠起來。孩子抱走了，張惠如胸前的奶水還在往外湧，時間一長，浸透了幾層衣服，外人也能看出溼了兩塊。劉仲義掏出手帕，傳過去，讓她墊好。張惠如不無感激。劉仲義說，孫海波是你愛人，你不願意出賣他，這可以理解。但是，作人要有是非，明事理。南山礦的事不是小事，不是普通的事，不是你一個人想包能包得住的，死了10個人，其中一個是9歲的孩子，都補了槍。你也有孩子，你就不為這些人的冤魂著想嗎？孫海波和他的同夥已經被捕，他做的事只能由他自己承擔，誰也替不了他。你不揭發，自然有人揭發，到時候誰也救不了你。你不想想吧，就是孫海波也未必想把你牽連進來，讓你承擔一個包庇罪。他不是什麼事都不告訴你嗎？你們還有孩子，即使為孩子著想，你唯一的出路也是和孫海波劃清界限。恐怕這也是為孫海波著想吧？
張惠如低著頭說：“他確實什麼都不和我講，我確實不知道他犯了罪……”
“你懷疑過嗎？”
“…………”
“懷疑過嗎？”
“懷疑過……”
“把你的懷疑講出來。”
張惠如抬起臉，雙眼都是淚水：“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辦了……”
“我和你說得很清楚，講出來，保住你們母子，孫海波不需要你們為他負責任！”
一直在門外的王春林突然走進來，嚴厲說道：“你男的已經逃脫不了責任，你還要為他包到底嗎？你並不想讓他犯罪，但他瞞著你在幹，在欺騙你，你懂嗎？”
張惠如矇住臉嚶嚶地哭出聲來，肩頭抽動得很厲害。在場的人都曉得，她已經受不住更多的譴責。
張惠如真不敢想象丈夫是個負重罪在身的殺人搶劫犯。她的生活道路很單純，8歲到13歲在小學讀書，14歲到17歲在中學讀書，畢業後跟著父母在工農大棚賣白條雞，中間幹過兩年正式工。她和孫海波經人介紹認識，不久結婚，那時候才19歲，從學校裡出來沒兩年。孫海波賣布，就是在市場上用竹竿搭個架子，五顏六色的花布掛上，垂下兩米來長，供人挑選。選布的多是些大姑娘小媳婦、工薪族、或者連工薪族也算不上，一塊布挑來揀去，下不了決心，買走了還有回來退的。這樣一天賣不了多少錢，但總比工人強。結婚後，孫海波就辭了公職，開始做賣布兼營服裝買賣。
張惠如長得可不醜，她願意嫁給孫海波，主要是覺得孫海波不像一般的青年那麼浮躁、淺薄。他給她寫過信，信上的字跡像隸體，剛健、挺脫，信裡內容顯得涵蓄。通過交談，張惠如也隱約感到孫海波將來是個做大事的人，決不會甘於後人。和他在一起，張惠如有安全感，這樣，她就把自己的終身託付給他了。海波家住樓房，海波、海滔兩兄弟都準備結婚。按理說海波是老大，更有資格留在家裡，可是商議之後，他還是把家裡的房讓給了老二。惠如家住平房，院裡還有點空地，惠如家住平房，院裡還有點空地，惠如父母同意孫海波在院裡蓋間自建房，孫海波找了些朋友幫忙蓋了起來，做了倒插門的女婿。
婚後夫妻倆感情挺好，就是一直沒要孩子，張惠如明白丈夫的心思：他想掙足錢買間像樣的房子，把家安頓得像個家，再生兒育女，鶴崗的男人在家裡都有副架子，媳婦全聽男人的，男人自然也負責支撐全家的場面。孫海波平時話很少，有什麼難事、要緊事寧可找朋友商量，也不願和老婆唸叨，張惠如也就不大清楚他在外面的活動。後來曉得他到過一陣摩托車，錢掙得似乎比賣布多，但堅持的時間不長。他有胃病的根兒，有時候疼得在床上翻滾兒，卻不去醫院看，也不耐煩張惠如催他去醫院。一晃過了五年，家境依舊。兩人各掙各的錢，沒有什麼共同積蓄。惠如上街買菜，有時候孫海波掏個三十、五十給她拿著。家裡添了一臺東華牌21吋彩電、一隻高壓鍋，其餘一切如結婚時一樣。惠如是個賢惠的，從來不羨慕那些傍大款的女人，也從來沒表示過想戴金戒指。可是他們終於還是有了孩子。
孫海波錢最多的時候是在1993年。那年3月份，有一天他問她：“這回我出門，你去不去？你不是想出去玩嗎？我這回帶你去，你去不去？”
張惠如沒出過遠門，見丈夫惦記她自然很高興，說：“沒錢咋出去？”
孫海波說有錢。張惠如又問他出去幹什麼，他說做買賣，順便帶她玩玩。後來才知道，同去的還有田原。這使她稍有感到不便，但也很知足，因為在這種情況下丈夫還願意帶她走，說明他是真心實意想讓她有旅遊的機會。結婚時，她想旅遊一趟都沒成行。田原很聽海波的，叫她嫂子，對她也很尊重。她媽給了她4800元錢，很樂意女婿帶女兒出去開開眼。他們從坐車到哈爾濱，然後直奔北京，再去上海、杭州、蘇州，都是中國人最該去到的地方。每到一地。她和海波開一個房間，田原與外人同住，她很感激田原。孫海波和田原不分彼此，一路錢都是一塊花。 丈夫和田原出去辦事的時候，就把她留在旅館裡。孫海波帶了多少錢，她不知道。在北京，有天早上她醒來，看見他枕頭底下壓著個黑布縫的口袋，敞著一點口，裡面放的都是一百元一張的新錢，堅著排，有五捆，就有些疑惑。等他醒來，她問他哪來的那麼多錢，孫海波說做買賣掙的，她問他做什麼買賣掙這麼多錢，他說倒股票。張惠如不放心，追問他這錢到底是哪來的，孫海波臉就沉了下來，不高興地說，你別問了，問那麼多幹啥？她就沒敢再問下去。
一路上，他們沒花多少錢。在上海，他給她買了一隻12克重的金戒指，一塊帶日曆的鑽石牌坤錶。那年10月份，他去哈爾濱辦事，一個人。她也想去玩玩，他就帶她去了。坐晚車離開鶴崗，次日早上到省城。在一家旅店裡休息了一會兒。他就出去，沒讓她跟著。她一直在房間等著，到下午2點多鐘，他回來了，帶她到街上吃點東西，逛了逛商場，當晚就坐車回了鶴崗。這是兩人第二次一起出門。再以後，她懷孕了，再沒跟他出去過。到生孩子的時候，她覺得孫海波的錢又不夠花了，雖然這段時間家裡開銷並不鋪張。海波很喜歡兒子，只要他在家，餵奶、洗尿布這些事情樣樣都幹。孫海波很少在她面前談錢，掙錢是他自己的事，張惠如多少有點為他擔心，擔心他的錢來路不正，但現在賺大錢的有幾個來路正當？也就沒太往心裡去。她想不到的是丈夫有參與殺人搶劫大案的嫌疑。
南山礦案子發生的前一天，1月27日，孫海波是上午10點走的，晚上9點多回家，沒看出什麼不正常的地方。1月28日，事實上他是上午10點多鐘從家裡出去，晚上9點多鐘回來。進門後，她看見他臉色特別白，就問：“你怎麼了？”“胃疼。”孫海波答了一句，就脫衣服，上炕朝裡睡了，睡得不安穩，第二天早上10點鐘才起床。起床後吃完飯就出去，下午3點鐘回來。後來南山礦的一事就嚷嚷動了，電視裡放了何局長講話。看電視的時候，孫海波問張惠如：“媳婦，你要是知道誰幹的這事，你去舉報不？”張惠如說：“我去，這五萬塊錢來得容易。”他說：“你就不怕別人報復你？”她說：“不怕。”孫海波就笑了。過後囑咐她，以後不管誰叫門，都別給開。問起1月28日那天他在哪兒，就說一天都在家，或者說記不清楚。
張惠如就有些懷疑，問：“這案子不是你乾的吧？”孫海波又笑，說：“你看我像幹這麼大的事人嗎？”“那你幹什麼叫我說你那天在家？”“避嫌疑嘛，要不他們公安局的調查起來沒個完。”
節後一些天，他每天都是上午10鍾出門，11點多鐘回家，下午再不出去。只有初八那天，閆文宇來家找他。孫海波把她支去小屋，自己和閆文宇在大屋裡說話，說什麼她聽不見，因為門關著。到下午2點多鐘，閆文宇才走。最讓她牽肝掛肚的，是有一天晚上，電視裡放完何局長講話，他抱著六個月的孩子嗚嗚直哭，哭過了對孩子說：“爸爸對不起你……到現在沒給你弄個房子，還住姥姥家……你將來要對得起你媽……” 從那以後天天親孩子。還對張惠如講：“我的事你別問，以後對你不好。”前幾天，她收到打給孫海波由她代轉的電報，都打到她原單位，單位同事給送來了。每次孫海波都在家，直接拿到手裡進屋，張惠如不知道里面的內容。從便衣警察衝進門按住丈夫的那一刻起，張惠如就明白他一定是犯事了。只希望這事不要和南山礦的案子有關。但丈夫被抓走後警察問的恰恰是1月28日他的行跡。她本能地說了謊話，寄希望於他們抓錯了。警察抓錯人的事並不是沒有，何況她怎麼也不相信孫海波這樣溫和寡語的人能幹出殺人越貨的事。假如這事真是他乾的，她也做不出從他嘴裡提供證據把丈夫送上刑場的事。她覺得自己的生命是和丈夫的生命聯在一起的，他還是孩子的父親。
第一次接受詢問，她尚抱有僥倖心裡，第二次，特別是第三次被詢問，隨著民警愈來愈肯定的語氣，她逐漸接受了現實，就像一個絕症患者逐漸接受了病情診斷一樣。她開始意識到，與自己朝夕相處的丈夫有著可怕的另一面，是自己從未看見過的。月亮每天晚上都向人們展示它的容顏，但永遠有隱蔽的一面不為常人所知。當民警把吃奶的孩子從她懷裡抱走，特別是劉仲義又一番陳明利害關係以後，她感到有一種力量正一點點把她、她丈夫和孩子剝離開來。實際上孫海波早就作好了這種準備，不管他從什麼時候開始作案，從一開始他就把一切對她隱埋得不露縫隙，即使她有所察覺，他也明言不要她過問自己的事。現在想起來，無非是免得她今日受牽連。她處在目前的情境下，丈夫會要求或同意她怎樣做呢？
劉仲義警告她：“把你知道的全部情況都說出來。隱瞞是沒有用的。孫海波犯了罪，不會因為你不說就逃脫懲罰；如果他沒有犯罪，也不會因為你說出實際情況就受冤枉！”她最害怕的是自己因包庇罪入監，扔下可憐的孩子沒人照料。夜裡11點鐘，她終於開口了。她仍然寄託希望，希望案子不是丈夫他們乾的。在說出實情的同時，她提出一些問題，為丈夫辯解。王春林、劉仲義、陳代軍等在詢問現場的人則促使她反思，從中分析事情的前後脈絡。詢問結束時，張惠如嘆了口氣說：“我想南山礦的案子大概是他們乾的，但作為妻子，我還是不願意相信有他。”
閆自忠拿到張惠如的詢問筆錄，鬆了一口氣。此時已是半夜12多鍾。憑著這份筆錄，就證明指揮部的決策是正確的。指揮部再次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會場上的緊張空氣已有所沖淡。所有發言的人都同意，根據張惠如、田玉山的供詞，可以認為：1.1月28日孫海波具備作案時間。2.孫海波抱孩子哭暴露了畏罪心理。3.閆文宇初八那天找個孫海波，他百般否認與孫海波的密切關係是不正常的。4.田雨參與作案嫌疑重大，孫海波接到的電報可能是他逃往外地後打來的。5.1993年初，孫海波、田雨的經濟狀況可疑，他們可能在那段時間做過其它案子。關於最後一點，呂志錕和王春林都提出，1992年大陸礦發生的“12.4”工資款被搶劫案件有併案的可能。五捆嶄新的百元鈔票，很像是當年剛從銀行取出來的現金。
“搶了多少錢？”
“18萬。”
這樣大的案子當時竟然沒有破獲。市局檔案室裡保存著這筆鉅款被搶的文字證明：
關於大陸礦開拓區1992年12月4日支出工資款的證明：大陸礦財務科於1992年12月4日由銀行領回全礦工人工資款。開拓區於4日下午13時許支回工資款188，016.40元，在回單位途中被搶劫。對證證明。大陸礦財務科（章）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開拓區是大陸礦的一個下屬單位，工資款由礦財務科支出。那天中午，開拓區會計郭志洪到礦財務科詢問，得知當日開支，就把名章放在辦公室排隊，自己回單位取兜子。 他在本單位拿到裝錢的黃帆布包，又叫了人事幹部楊忠平、工會幹部李光、萬福明一起去。在財務科，他們把18餘萬元工資款放進口袋，由萬福明頂在腦袋上往回走，其餘三個人相跟著。黃帆布包形狀如大書包，沒有揹帶。放在今天，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都不會發生了，四個人中間沒有一個人有槍，就這麼在搖大擺地頂著錢在路上走。可是在1992年，人們還意識不到多大的危險性、這段路不長，何況過去一直是這麼做的，沒用過車。在市局現場勘查筆錄上註明：
現場位於大陸礦辦公樓通往開拓區的院內通道上。礦辦公樓北側170米處為煤質科院內，此北側60米處為開拓區辦公樓，煤質科西側25米處為選煤車間，選煤車間與北側篩選車間相夾的衚衕寬2.5米，長6米。此西側400米（目測）處為礦區鐵路線，路基高9.5米。路基西坡上有從上向下的劃拖痕，坡底有一米色兜子。礦鐵線西側為國鐵家屬房，家屬房西側100米處為國鐵大陸站。
就是說，由礦財務科到開拓區辦公樓只有230米，取錢人走到四分之三路程時遇到搶劫。這段路上到處都是房子，隨時會有人經過。在煤質科大院的圍牆和鐵柵門前，幾個人聽見有人喊：“站住－－把錢放下！”頂錢的萬福明“以為有人開玩笑”，還繼續往前走。對方又喊了一遍，警告說：“不放下就開槍了！”萬福明站下，轉身去看，看見一個戴紅色頭盔的男人和另一個小個子男人站在不遠處，一人手中握一把雙筒獵槍，正衝著他。萬福明嚇了一跳，緊接著聽見對方有人說：“不放下就摟他！”這回萬福明完全明白了，趕快把頭頂上的帆布包放在地上。他的三個同伴也都站住不動。“上門裡頭！把身子轉過去！”四個人聽從了他們的命令，俄而，身後“呯”地一聲槍響，幾個人回頭一看，對方人沒了，黃帆布袋也沒了。沒有人不感到責任重大，他們立刻採取措施。楊忠平跑進煤質科往礦保衛科打電話，李光直接奔往保衛科，萬福明回開拓區辦公樓喊人，郭志洪則順著煤倉追。
郭志洪追到絞車房前，一想，兩手空空不行，就進了一戶人家拿了一把菜刀出來，繼續往大道上趕，在大道上，他看見路邊有一夥挖地溝的工人，就問他們剛才是否見到有拿槍的，往哪邊跑了。工人們說往北跑了，他又往北追。追了一會兒，沒見到人，轉臉往西看，見遠遠國鐵道上有個戴紅頭盔的正往北跑，郭志洪急奔那個方向去。在國鐵道上，他看見戴紅頭盔的和一個穿黑呢子上衣的人揹著錢袋，就喊把錢放下。對方沒有放下錢，他自己倒覺得勢單力薄，無法對付，就索性離開那裡，奔了公安局南山分局。在南山分局找到兩個警察，穿過住宅區，回到國鐵道上。當然，這時那幾個人不見了。
回開拓區的萬福明在辦公樓找到兩個幫手，一起返回來，回來時看見搶錢的3個人正往大陸礦火車站票房子方向跑，距離200多米。那3個人開始蹲下分錢，他就喊：“他們分錢了！”跟著往前追。追到那個地方，萬福明在地上撿起10元一張的一捆票子，就舉了錢招呼人看，他又奔到停在鐵道上的一組火車皮的盡道處，再未看到人影。分局和礦保衛科的人都趕到了，在第十二中學門前堵卡，堵了半天沒堵到什麼。在鐵道路基下發現了罪犯扔下的黃色帆布包，以及一些零散的現金。包括一捆10元票，現金共撿到13140.30元。帆布包和現金都於當日返還給開拓區。被搶的是開拓區職工11月份的工資款。至今那個月的工資只補發了一半。
根據目擊者的口述，確定罪犯為三名：1.男性，30歲左右，身高1.75米左右，較胖，頭戴紅色頭盔，上身穿筒式黑色皮夾克，持一支鋸了把的立管短獵槍。2.男性，20歲左右，身高1.70米左右，身材較瘦，頭髮較長，頭戴“一把擼”帽子，穿黑色半截呢大衣，持一支立管雙筒鋸了把的短獵槍。3.男性，20歲左右，身高1.68米左右，身材較瘦，長頭髮，上身穿淺色夾克衫。
此案屬於特大案件，當時在鶴崗引起很大震動，同樣成立了以何局長為首的破案指揮部，指揮部設在大路礦，發了公告，號召廣大市民“把你知道的可疑的人，具備鋸了把的立管雙筒短獵槍的人，以及流竄在社會面上的刀、槍、炮團伙分子，或有作此案跡象的人”舉報給公安機關。懸賞一萬元，對直接間接以各種形式，包括用電話、信件向公安機關提供線索破獲案件的也予以獎勵。同樣採取了大排查的方式，重點在獵槍，著裝、錢和三人結夥等條件上調查。獵槍沒少收。偵查過程持續了兩個多月，終於不了了之。
1992年12月4日離1993年3月孫海波帶張惠如和田原外出只3個月，剛好隔過了追查的風頭。而“12.4”案犯的體貌特徵也與孫海波等人相似，這樣，孫海波等人為犯罪團伙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大了。如果高成國案件和小金鶴案件同為孫海波等人所為，那麼到大陸礦搶劫案他們已由兩人結夥發展到3人團伙，符合犯罪團伙的發展規律。那時田雨可能還沒有入夥，加入進來的一人應該是閆文宇。現在的當務之急是如何利用獲得的線索，拿下孫、閆兩人的口供，進而起獲證據。
“一定要在早上5點以前拿下口供，”張昕楓陷在椅子裡，不帶感情地吩咐：“把孫撂下，放兩個人看著，先不審。他是主犯，內向，城府深些，不會輕易投降。集中力量審閆自宇。閆年青些，見過的場面也少，我看他多少有點顧此失彼，說什麼在火車站認識個女人，偷了三千塊錢等等，雖然是臨時扯謊、避重就輕，也說明能漏出點東西。孫問十句答一句，就不好辦。桃子總要揀軟的捏，要從閆下手。張惠如說他初八去找個孫海波，只要他否認，就是矛盾，就是突破口。”
當場議決，由李洪傑帶領王聞光、金龍西、孟翔雲等對閆文宇發起最後一輪審訊，在此之前，已經審訊了7輪。閆自忠依然像場外指導一樣監視著審訊過程。此時午夜已過。
——預知後事如何，請看《大案紀實錄2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