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三國志·諸葛亮傳》
上面是《三國志·諸葛亮傳》開頭的一段關於諸葛亮的介紹：諸葛亮種田的時候喜歡吟誦《梁父吟》，是個身長八尺的大帥哥，經常把自己比作古時候的管仲和樂毅，當時的人們都對此不屑一顧。
（出山前的諸葛亮）
管仲，被譽為“華夏第一相”，輔佐齊桓公富國強兵、九合諸侯，終成春秋首霸，曾有《管子》一書表述其治國理念。
樂毅，戰國名將，曾率弱小的燕國以弱勝強，連下強齊七十餘座城池，終成不世之功。
（管仲）
此二人，一賢相一良將，正好對應著諸葛亮“出將入相”的一生。諸葛亮作為這兩位大咖的“小迷弟”，在治國行軍之時，或多或者少會向自己的偶像靠攏。
那麼問題來了，諸葛亮是如何通過自己的實際行動“追星”的呢？我們一起來分析。
諸葛亮——管仲
我們先來說諸葛亮對管仲的借鑑和效仿。
聞丞相為寫 《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劉備
從劉備的遺言可以看出，諸葛亮曾經給劉禪抄寫過《申》、《韓》、《管子》、《六韜》，其中《管子》即為表述管仲治國理念的著作，諸葛亮能為劉禪親自抄寫，說明他是相當推崇《管子》的，那麼他究竟繼承了管仲治國的哪些方略呢？
（管子）
一、農商並重
重農抑商一直以來都是中國古代經濟的核心內容，但事實上，在法家成為主流的政治思想之前，統治者們對於商人的排斥並沒有那麼極端，尤其是管仲，在他治理齊國的時候是十分強調農商並重的。
《管子》中提到“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同時又強調“無市（商業）則民乏”，要求農業、商業要一起抓。管仲的農商並重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 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即必須致力於四時農事，確保百姓們的糧食儲備；
- 官山海：即國家擁有對關鍵資源的掌控權，以保證工商業的蓬勃發展；
首先第一點，諸葛亮可以說是完完全地遵循了管仲的思路。諸葛亮接手的益州，在經歷了幾場戰爭之後，已經不復“天府之國”的美譽：
百姓攻戰三年，飢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劉璋
（蜀舊主劉璋）
因此對於諸葛亮來講，趕緊恢復國家的民生比什麼都重要，而恢復民生的關鍵就在於恢復農業的發展：
唯勸農業，無奪其時，唯薄賦斂，無盡民財，如此富國安家，不以宜乎？——諸葛亮
諸葛亮指出，發展農業要注意兩點：
一要為農時讓路，二要減輕農民賦稅。為農時讓路，百姓們才能“務在四時”，減輕賦稅，百姓們才能“守在倉廩”。只有百姓富足、國家才會穩定，可見，諸葛亮對於農業的理解基本上是繼承了管仲的理念。其次是第二點，諸葛亮對於商業的理解也基本上和管仲保持一致。
先說管仲，管仲對於齊國商業的最大貢獻在於他首創了“官山海”的模式，即由政府壟斷山川（產鐵）、河流（產鹽）等關鍵資源，然後去統籌國家的商業發展。
（山川河流）
對內，管仲通過對鹽、鐵等核心產品的價格管控，達到“寓稅於價”的目的，讓納稅者在沒有心理負擔的情況下不知不覺地納了稅；對外，管仲又“通齊國魚鹽於東萊”，用齊國獨有的魚、鹽去和他國做交易，以此獲取巨大的利潤。
再看諸葛亮，首先，和管仲一樣，諸葛亮對於鹽、鐵等核心產品也採取了國營的模式。諸葛亮曾任命王連任司鹽校尉：
(王連)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三國志·王連傳》
可見，對內，蜀漢通過對鹽、鐵的經營調度獲利甚多，一定程度上達到了增強國力的目的。
而對外，諸葛亮還提出並實施了“決敵之資，唯仰錦耳”，這裡的“錦”，即是蜀地有名的特產“蜀錦”。
（蜀錦）
諸葛亮充分利用這一本土特產，主動與魏、吳進行商品貿易：
江東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佈於蜀，而吳亦資西道。——《太平御覽》
蜀錦的對外貿易不僅為蜀地的百姓增加了經濟收入，也給蜀漢的財政收入帶來了鉅額的增幅，而這種做法和管仲的賣魚、賣鹽剛好如出一轍。
綜上，諸葛亮不僅繼承了管仲農商並重的治國思想，連發展農業、商業的方法都進行了全方位借鑑，並且還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果然，“偶像”的力量還是強大的。
二、禮法並用
除了經濟上的借鑑和效仿，諸葛亮在政治上也始終跟隨著“偶像”的腳步。
前文提到，諸葛亮曾親自為劉禪抄寫了四本書，除了《六韜》是講述兵權謀的書籍，其他三本均是偏重於法家思想的政治書籍。但是，《申》、《韓》是完全尚法的，而《管子》則是講究禮法並用的。
（韓非子）
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閒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管子》
《管子》中曾反覆強調禮法並重，提出君主既要重仁、重禮以教化百姓，又要以身作則並利用官吏、規章制度管理百姓，另外再輔以獎賞和刑罰分別鼓勵和威懾人民，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
可以看出，管仲雖然尚法，但他並非像三晉申韓那樣，一味強調刑罰於一端，而是把刑罰作為一種輔助手段，在“法”之上還有儒家的教化，德在法先，禮在刑先，通過禮法並用，最終達到“以有刑至無刑”。
（法家）
另外，管仲在執法的過程中，還始終強調一個原則，那就是勿枉勿縱 ：
君一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制，則下皆會其度矣……故下與官列法，而上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管子》
一旦制定了法規，則要嚴格按法規辦事，不管是何人，要公平公允，勿枉勿縱，既不能出現冤枉，又不能出現縱容，否則君主必然會威嚴掃地，最終國之不國。
那麼諸葛亮對於這以上兩點又是如何借鑑的呢？
東漢末年，伴隨著黃巾起義和群雄割據，自秦漢以來建立的大一統集權模式土崩瓦解，之前植根於人們心中的綱常禮法開始逐漸消退，於是，一大批人開始崇尚“撥亂刑（法）為先”。
諸葛亮作為其中的一員，也採取了依法治國的模式，但是作為管仲的追隨者，他繼承併發揚了禮法並重的治國觀念。
（漢丞相諸葛亮）
諸葛亮曾在《論諸子》評說道“商鞅長於理法，不可以從教化”，他既反對儒家的教化萬能論，但同時他也反對法家的極端重刑理論。他提出，為政之道應該“以教令為先，誅罰為後”，應該先以儒家的仁德、倫理進行內在的教化，然後再輔以法家的刑罰進行敲敲打打，不能“不教而誅”。
另外，在執法層面，諸葛亮也是嚴格遵循管仲了“勿枉勿縱”的原則。失街亭後，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並上疏自貶三級，而對於補過有功的王平（魏國降將），則升官加爵、委以重任。這一切，都是為了彰顯法律的公平公正、賞罰分明。
（諸葛亮揮淚斬馬謖）
最終諸葛亮治理下的蜀漢是這樣的：
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華肅然。——陳壽·《三國志》
“人懷自厲，道不拾遺”是一種由內而外的理想狀態，單靠教化達不到，單靠刑罰更是無稽之談，諸葛亮正是繼承了管仲禮法並用、勿枉勿縱的治國理念，才達到了這一效果。
所以，在治國理念上，諸葛亮可以說也是管仲的“鐵桿粉絲”，在整個時代都極度重刑的背景下，卻依然能保持禮法並用，可以說是相當難得的。
諸葛亮作為三國時期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家，他的治蜀成果是有目共睹的，除了他自身的政治天賦，對於“偶像”管仲的借鑑也對他加成很大。他既繼承了管仲“農商並重”的經濟理念，又發揚了管仲“禮法並用”的治國思想，最終使僅一州之地的蜀漢能同強大的曹魏相抗衡，無愧於一代名相。
諸葛亮——樂毅
說完了賢相管仲，我們再來看看諸葛亮的另一位“偶像”名將樂毅。
（樂毅伐齊）
樂毅伐齊的最大亮點在於其以少勝多，而樂毅能以少勝多的關鍵在於他能夠從戰略層面完成對齊國的圍剿。
首先，樂毅指出齊國暴亂頻發，正是攻打的好時機，但他並沒有單兵作戰，而是聯合了趙、楚、韓、魏合縱攻齊，最終連戰連克，攻取了齊國七十餘座城池。
因此對於樂毅來講，戰略上的部署比戰術上的奇詭更重要，可以說，樂毅是一個高瞻遠矚戰略家。
（兵權謀）
再來看諸葛亮。
《三國志》曾評價諸葛亮“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陳壽認為，相比於頂級的政治才能，諸葛亮在軍事上的表現並不算太突出。但其實，諸葛亮的“奇謀為短”卻並非是其軍事上的短板，因為他和樂毅一樣，是戰略家，而非戰術家。
首先，諸葛亮的《隆中對》可以說是三國中最具價值的戰略規劃了，其中明確指出了東和北拒的合攻方針，即使在劉備和東吳鬧翻後，諸葛亮仍然主動重修舊好，隨即恢復了聯合抗曹的戰略方針。
（隆中對）
接著是諸葛亮的北伐，諸葛亮深知，面對強大的魏國，一切“奇謀”都不能解決根本問題，所以諸葛亮六出祁山，為的就是攻取雍涼之地，謀求長線發展。
諸葛亮試圖利用雍涼之地作為進取關中的跳板，在關外尋求同魏軍主力決戰的機會，利用蜀軍陣地戰的優勢消滅其主力，這樣才能真正做到“還於舊都”，這也是他堅決不採用魏延子午谷奇謀的根本原因。
綜上，諸葛亮和樂毅所面臨的情況是一樣的，都是敵強我弱，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從戰略層面，步步為營，輕舉妄動，強用陰謀詭計，反而會使國家陷入危險之地。從這點來講，諸葛亮和樂毅一樣，都是優秀的軍事戰略家。
讀史有感
“偶像”的力量果然是巨大的，諸葛亮自比管仲、樂毅不僅僅是一種“自詡”，更是一種對人生理想的追逐。
諸葛亮一生出將入相，在政治上，他堅持管仲農商並重、禮法並用的治國理念，在軍事上，他又同樂毅一樣，始終用戰略的眼光審視一切，最終把“諸葛亮”一詞變成了一種形容詞，成了智慧的象徵。
（諸葛亮）
由史及今，“追星”的現象在如今的流量社會已經是隨處可見，年輕人如果沒有一兩個自己的“愛豆”，都會被嘲笑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但是現在的“追星”卻隨著時代的發展慢慢走向了畸形，盲目追星、無腦追星正在慢慢地侵蝕青少年們的精神生活。
“追星”的本質在於給自己樹立一個可以為之追逐一生的目標，然後為此目標不斷地去完善自己、豐富自己，在這一點上，我們真要向諸葛亮去學習。
（沐茗，為你解讀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