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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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的價值」
專訪導演陳可辛
三聯生活週刊：先是《李娜》，再是《奪冠》，為什麼連拍兩部體育題材電影？是你個人喜好，還是出於對市場的判斷？
陳可辛：首先是，在這個大環境裡，你要考慮什麼能拍、什麼不能拍。之前我沒拍過體育題材，導演剛開始工作的幾年，拍的東西都有自傳的成分，很個人化，慢慢才會向外去找些新的東西來做。其實不管拍什麼，歸根結底是拍情感，拍人的故事。
一開始我不是想拍體育題材，只是想拍李娜，覺得她是在一定社會環境裡很特別的存在。從《李娜》開始，才對體育題材感興趣。後來想拍女排，本以為影響力這麼大的一個團體肯定有很多人想拍，一問才知道，竟然沒有，所以就決定去拍了。
三聯生活週刊：在做這部電影之前，你對中國女排、“五連冠”、“女排精神”這些內地人很熟悉的人和事瞭解多嗎？
陳可辛：知道，但沒有後來了解得那麼深入。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女排在香港也非常受歡迎，或者說在全世界華人華僑社會里都有很大影響力。我個人的經驗是，1978年亞運會在泰國舉辦，當時我16歲，在泰國讀高中。那是郎平第一次參加國際大賽，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現場看排球比賽，中國隊一出場大家都很瘋狂。我從來都不是一個體育迷，但不可能不知道中國女排，不僅國內對她們瘋狂，整個華人圈子都對她們很瘋狂。
但你要真問我對“女排精神”瞭解多少，那就是後來做劇本時慢慢去挖掘、慢慢去分析這個現象了。每個人可能理解都不同，但在我看來，1978年改革開放，百廢待興，在我們落後、缺乏自信的時候，中國女排是最先走出國門，重新走進世界大環境的，是衝在最前面的一群人。那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是很大的突破和嘗試，已經遠不只體育那麼簡單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但我好像就是對時代的東西感興趣，《甜蜜蜜》是在拍時代變遷，《中國合夥人》也是。拍李娜還是在講一個運動員的成長，但拍女排不一樣，它背後有整個國家改革開放之後的歷史。我覺得，中國女排的主角是時代，通過女排，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不同時代的面貌，而我可以對這種“面貌”做一些個人化的解讀，這可能就是很多人說我喜歡“夾帶私貨”的地方。
三聯生活週刊：拍《中國合夥人》的時候你說，有些經驗可以轉化，內地上世紀90年代的經驗，和香港上世紀70年代的經驗很相似，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拍。做《奪冠》時，有這種經驗上的轉化嗎？
陳可辛：女排也一樣，《合夥人》拍到了80年代末期，《奪冠》走得更遠。那個年代的內地我沒有經歷，“文革”也沒有經歷，但40多年後，大家也都是通過看書，通過看資料、影像去了解和思考，所以把這些東西做得能有共情感並不難。
在內地拍電影這麼多年，很多人都問我怎麼做到“接地氣”，其實我沒有刻意要求自己接地氣，因為我在哪兒都必須接地氣。11歲離開香港，18歲去美國，21歲回來，不管在內地、香港，還是在美國，我都不是個當地人。人性內部是相通的。你首先要忠於自己的感受，其次是不要過分主觀，要多和大家聊。在內地拍電影，我需要有非常信任的編劇，價值觀上我們要很像但他比我更瞭解內地的生活和文化。我和編劇張冀之間已經建立了這種信任。
三聯生活週刊：對於女排的認知，你們有分歧嗎？
陳可辛：這次合作是他說最多次“你是香港人，你不懂”的一次，之前他很少說這樣的話。女排的故事很多，需要做取捨。三個階段，很大體量。張冀一直堅持，女排的故事要順著講，按時間來，不能像《中國合夥人》一樣在時空上跳來跳去，要老老實實講故事，因為中國人對女排有極深的感情，這個感情是時間累積的。但我覺得，每個故事都有一百種講得好看的方法，沒必要拘泥於那一種。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一直爭論，爭到後來我都放棄了，打算按劇本拍完，回來再想辦法剪。
三聯生活週刊：《奪冠》拍的是有原型人物的故事，選角上怎麼考慮的？現在看，個別角色的選擇還是有爭議的。
陳可辛：當時《中國合夥人》爭議也很大，我們都經歷過。一百個人心中有一百個郎平、一百個陳忠和，我們只能用自己的角度和角色需求去判斷。鞏俐是郎平的唯一人選，確定要拍《奪冠》時我就決定要讓鞏俐來演郎平。你仔細想想，這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不是她，還會有誰？除非我們不用明星，那電影就不是一個商業片，會更像個紀錄片。
但如果找明星，在現有的女演員裡，誰的資歷、年齡、氣場、外形條件會比鞏俐合適？鞏俐和郎平在各個方面都是匹配的。一開始，鞏俐還有些猶豫，我就告訴她，其實你不用演，你那個倔強的樣子，站在那兒就很像郎平了。至於去模仿郎平的動作和神態，那是鞏俐對自己的要求。
陳忠和我也一直希望黃渤來演，編劇張冀和我都很喜歡陳忠和這個人物。他和郎平一樣，是英雄人物，但更接地氣。做採訪時，我們除了郎平之外，聊得最多的就是陳忠和。他不是那種很囂張的英雄，是比較內斂的，也更像一個普通人的感覺，但內在很強大，最難找的就是這種演員。黃渤親和力很強，而且常常喜歡笑，喜歡用幽默的方式把一些氣氛緩和，這方面我覺得他們是匹配的。五官像不像？其實不一定像。
三聯生活週刊：電影2013年到2016年這段的戲還請來了現役的國家隊隊員來拍，包括之前看資料，你能從這些運動員身上感受到你感興趣的時代議題嗎？
陳可辛：電影80年代的大氛圍和人的狀態，我找了很多書和紀錄片來看，也看了很多攝影冊。肖全的攝影集《我們這一代》給我們提供了重要參考。很多演員的形象都是按他照片上的感覺去找的。
我們找了郎平的女兒白浪來演郎平，她當然是觀眾能買單的人選，更重要的是她從小在美國長大，身上那股特別陽光的感覺很符合80年代運動員的氣質。現在這批運動員明顯在自信心上是特別強的，雖然是第一次演戲，算是素人演員，但其實每個人都是明星。“這句話我不會這麼講。”她們自己演自己，還會自己改動臺詞。你能在她們身上看到鮮明的個性，這是時代在她們身上的體現。
三聯生活週刊：接受採訪時，你提起過，李娜的叛逆並不是所有年輕觀眾都能找到共鳴。《奪冠》以80年代為起點講故事，還有那種集體主義的情懷，容易引起觀眾共鳴嗎？
陳可辛：體育題材天然有一場關鍵的比賽，是可以推動情緒的。我喜歡拍有清楚敘事的電影，有些人喜歡拍和看那種被理性思考打動的東西，而不是情緒，但我偏偏是喜歡情緒的。大家總說女排是集體主義，但這裡也有個人英雄，有具體的人的故事。再集體、再個人英雄主義，最後能引起共鳴的永遠是人性的東西，在這方面我一直很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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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