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说过：“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说得更为透彻一点，即是一切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区别在于：有的是重演历史，有的是创造历史。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朝代有很多，其中秦、汉、唐、宋、明、清的历史最有研究价值，我们深读的同时又会有疑问：为何他们能将四分五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他们从衰到强，又从强逐渐转衰中间经历了什么事件？这些事件有什么关联？是偶然还是必然？对现代有什么借鉴意义？读历史，读的是过去，看到的是现在，警喻的是未来，因此，读历史一定要与现实有呼应、有共鸣，否则这历史就是白读了。
鲍坚所著的《庙堂之忧：范仲淹与庆历新政及北宋政局》（天地出版社出版）一书便如是读法。书如其名，《庙堂之忧》写的是北宋仁宗年间的朝野事件，仁宋时期，大宋王朝进入巅峰时代，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弊端也逐渐暴露，契丹和西夏又迅速崛起，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族大夫主动发起改革，想将国家带向更加富强安定，然而改革在受到阻挠并最终失败。书中穿插了大量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介绍，因此，虽说此书的目光是聚焦于宋仁宗朝，但其实是谈到的是整个北宋历史，让大家看到了范仲淹的同时，也看到了北宋的历史。以点至面，从历史到现实，一步一步印证了克罗齐阐明的道理。
《庙堂之忧》与一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不同：首先，它有散文的笔法，书中多次描绘山水景观、抒发人生感悟、探寻人文思想的篇幅；其次，它既有历史史实以又有文学成分，作者充分利用相关的史料，通过文学手法将历史事件描述得更为精彩；最后一点，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此书的目的是引导读者对这段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去思考和反思——以天下为己任的忧乐精神究竟还会存在吗？
“自古以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液里，流淌着一种责任意识，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
宋朝，台湾学者柏杨先生称之为“士大夫的乐园”，皆因宋朝与唐朝不同，此时门第世家消灭，国家的统治阶层几乎全部由寒门学士充当，而宋朝廷对士大夫尤为宽容，他们对自己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一个非常有力的佐证就是：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历经十八代皇帝，却没有杀过一个台谏官员。宋朝因此成为了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得他们不求进步、不求效率，久而久之，思想僵化、行动缓慢、不敢创新、害怕改革便成为了他们的代名词。
然而，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思想水乳交融，合二为一，那种以天下苍生为已任，以民族、国家利益为理念，舍己为人的人物仍然存在，他们为追求正义、战胜邪恶而奋斗终生，虽然很多人都失败，但却为继承者们带来了信心和力量。而范仲淹就是这群人中的杰出代表。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成年后，范仲淹苦读诗书高中进士， 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但因其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贬谪而停止谏言，亦没有因贬谪而灰心失意，他到一处任职，便全心全意为百姓办事，重修捍海堰、建书院，亦不嫌“江湖之远”多次上疏议政。
庆历三年(1043年)，元昊请求议和，西方边事稍宁，身处西北战场的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受枢密副使，后为参知政事。宋仁宗有心破旧陈腐改变朝廷积弊，多次召见富弼、范仲淹等人，范仲淹作《答手诏条陈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侥幸"等十件事。第二年，范仲淹又上疏宋仁宗"再议兵屯、修京师外城、密定讨伐之谋"等七事 ，并奏请扩大相权，由辅臣兼管军事、官吏升迁等事宜 ，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但由于大臣中毁谤新政以及指责范仲淹等是"朋党"的议论愈演愈烈，范仲淹迫于压力请求出知邠州，富弼等主要人员亦被贬出京，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展开不到两年时间便被废止。
历观中国历史，改革几十次，但真正成功的没有几次，商鞅变法是其中最成功的一次，但商鞅本人却也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一场由范仲淹、韩琦、富弼、杜衍、欧阳修、蔡襄等一批德才兼备的政治家主导的改革，除了对官员人事制度的改革相对严厉之外，涉及民生的改革一点也不激烈，但仍然遭到激烈的反对并最终以失败告终，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士大夫反对改革，固然是一种本能反应，但更主要的是，改革伤害到他们本身”，这样的结局使得《庙堂之忧》的作者鲍坚发出一声长叹：“如果范仲淹遇上宋神宗，结果会怎么样？”
是啊！宋神宗支持王安石变法，但王安石只能单打独斗，如果将仁宗换成神宗，范仲淹有一班有能力的人才帮助他，或许一切就不一样了。
但鲍坚也不得不自问自答：
“历史没有假设，历史都是事实。如果要有假设，那么就趁历史还未成为历史的时候，以真正对国家、对民族负责的态度，痛下决心、义无反顾，迈出改革的那一步吧。时不待我。”
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因此停止，如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亦多是源于“庆历新政”，只是力度更大。
当然，影响更大的范仲淹本人的人格魅力，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使得他的人格得以升华。他不同于晏殊“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惆怅，亦不是李煜“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凉，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至今日这两句话仍然振聋发聩，不计较个人得失，只为国家安宁忧心，这样的品格是何等的高尚？
一个国家的兴盛不能寄希望于一两个圣贤的存在，然而，我们需要这样的圣贤指路，“圣贤不可能永存，永存的是他们的精神。而让他们的精神记存，需要每一代人去传承”。
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着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人士，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英才俊杰，他们带来的盛世太平或是乱世炼狱，都值得我们或深思或警醒或规避或吸收。活在当下，我们不仅要回头看历史，低头看现在，更要抬头往前看未来，正如东晋王羲之所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生存在当代，不要成为那样的往昔！
“中国还会有范仲淹吗？
会的，因为范仲淹的精神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