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哲學家貝奈戴託·克羅齊說過：“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說得更為透徹一點，即是一切發生過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區別在於：有的是重演歷史，有的是創造歷史。中國歷史上大放異彩朝代有很多，其中秦、漢、唐、宋、明、清的歷史最有研究價值，我們深讀的同時又會有疑問：為何他們能將四分五裂的中國統一起來？他們從衰到強，又從強逐漸轉衰中間經歷了什麼事件？這些事件有什麼關聯？是偶然還是必然？對現代有什麼借鑑意義？讀歷史，讀的是過去，看到的是現在，警喻的是未來，因此，讀歷史一定要與現實有呼應、有共鳴，否則這歷史就是白讀了。
鮑堅所著的《廟堂之憂：范仲淹與慶曆新政及北宋政局》（天地出版社出版）一書便如是讀法。書如其名，《廟堂之憂》寫的是北宋仁宗年間的朝野事件，仁宋時期，大宋王朝進入巔峰時代，但政治、經濟、社會、軍事等弊端也逐漸暴露，契丹和西夏又迅速崛起，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以范仲淹為代表的士族大夫主動發起改革，想將國家帶向更加富強安定，然而改革在受到阻撓並最終失敗。書中穿插了大量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介紹，因此，雖說此書的目光是聚焦於宋仁宗朝，但其實是談到的是整個北宋歷史，讓大家看到了范仲淹的同時，也看到了北宋的歷史。以點至面，從歷史到現實，一步一步印證了克羅齊闡明的道理。
《廟堂之憂》與一般傳統意義上的傳記不同：首先，它有散文的筆法，書中多次描繪山水景觀、抒發人生感悟、探尋人文思想的篇幅；其次，它既有歷史史實以又有文學成分，作者充分利用相關的史料，通過文學手法將歷史事件描述得更為精彩；最後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此書的目的是引導讀者對這段歷史的人物和事件去思考和反思——以天下為己任的憂樂精神究竟還會存在嗎？
“自古以來，在中國知識分子的血液裡，流淌著一種責任意識，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責任意識。”
宋朝，臺灣學者柏楊先生稱之為“士大夫的樂園”，皆因宋朝與唐朝不同，此時門第世家消滅，國家的統治階層幾乎全部由寒門學士充當，而宋朝廷對士大夫尤為寬容，他們對自己的言論所負的責任太輕，一個非常有力的佐證就是：在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歷經十八代皇帝，卻沒有殺過一個臺諫官員。宋朝因此成為了士大夫的理想樂園。寬鬆的政治環境使得他們不求進步、不求效率，久而久之，思想僵化、行動緩慢、不敢創新、害怕改革便成為了他們的代名詞。
然而，宋朝的立國精神跟儒家學派的思想水乳交融，合二為一，那種以天下蒼生為已任，以民族、國家利益為理念，捨己為人的人物仍然存在，他們為追求正義、戰勝邪惡而奮鬥終生，雖然很多人都失敗，但卻為繼承者們帶來了信心和力量。而范仲淹就是這群人中的傑出代表。
范仲淹幼年喪父，母親改嫁，成年後，范仲淹苦讀詩書高中進士， 授廣德軍司理參軍，後歷任興化縣令、秘閣校理、陳州通判、蘇州知州等職，但因其秉公直言而屢遭貶斥，但他從來沒有因為貶謫而停止諫言，亦沒有因貶謫而灰心失意，他到一處任職，便全心全意為百姓辦事，重修捍海堰、建書院，亦不嫌“江湖之遠”多次上疏議政。
慶曆三年(1043年)，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身處西北戰場的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受樞密副使，後為參知政事。宋仁宗有心破舊陳腐改變朝廷積弊，多次召見富弼、范仲淹等人，范仲淹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第二年，范仲淹又上疏宋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 ，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 ，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但由於大臣中毀謗新政以及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愈演愈烈，范仲淹迫於壓力請求出知邠州，富弼等主要人員亦被貶出京，轟轟烈烈的“慶曆新政”展開不到兩年時間便被廢止。
歷觀中國歷史，改革幾十次，但真正成功的沒有幾次，商鞅變法是其中最成功的一次，但商鞅本人卻也付出了血的代價。這一場由范仲淹、韓琦、富弼、杜衍、歐陽修、蔡襄等一批德才兼備的政治家主導的改革，除了對官員人事制度的改革相對嚴厲之外，涉及民生的改革一點也不激烈，但仍然遭到激烈的反對並最終以失敗告終，歸根到底還是因為“士大夫反對改革，固然是一種本能反應，但更主要的是，改革傷害到他們本身”，這樣的結局使得《廟堂之憂》的作者鮑堅發出一聲長嘆：“如果范仲淹遇上宋神宗，結果會怎麼樣？”
是啊！宋神宗支持王安石變法，但王安石只能單打獨鬥，如果將仁宗換成神宗，范仲淹有一班有能力的人才幫助他，或許一切就不一樣了。
但鮑堅也不得不自問自答：
“歷史沒有假設，歷史都是事實。如果要有假設，那麼就趁歷史還未成為歷史的時候，以真正對國家、對民族負責的態度，痛下決心、義無反顧，邁出改革的那一步吧。時不待我。”
慶曆新政雖然失敗了，但它的影響並沒有因此停止，如後來的王安石變法，亦多是源於“慶曆新政”，只是力度更大。
當然，影響更大的范仲淹本人的人格魅力，千古名篇《岳陽樓記》使得他的人格得以昇華。他不同於晏殊“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的惆悵，亦不是李煜“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涼，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時至今日這兩句話仍然振聾發聵，不計較個人得失，只為國家安寧憂心，這樣的品格是何等的高尚？
一個國家的興盛不能寄希望於一兩個聖賢的存在，然而，我們需要這樣的聖賢指路，“聖賢不可能永存，永存的是他們的精神。而讓他們的精神記存，需要每一代人去傳承”。
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著國家和社會發展的人士，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英才俊傑，他們帶來的盛世太平或是亂世煉獄，都值得我們或深思或警醒或規避或吸收。活在當下，我們不僅要回頭看歷史，低頭看現在，更要抬頭往前看未來，正如東晉王羲之所說：“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生存在當代，不要成為那樣的往昔！
“中國還會有范仲淹嗎？
會的，因為范仲淹的精神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