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服飾發展史中，其政治內涵歷來深邃。在這一點上，中國尤甚。
《禮記·坊記》：“子曰：‘貴賤有等，衣服有別。’”
《尚書·畢命》：“四夷左衽，罔不鹹賴。”《論語·憲問第十四》：“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這說明，在舊時代的中國，服飾有兩個最主要的功能：一曰明等級，二曰辨種族。
這種傳統到清代依然如故。清軍入關後，即嚴令漢族軍民“剃髮易服”，以此作為臣服的標誌。
順治二年六月“丙辰（1645年6月28日-引者），諭南中文武軍民剃髮，不從者治以軍法。是月，始諭直省限旬日剃髮如律令。”（《清史稿·世祖本紀一》）
至清晚，受到西洋文化的影響，國人的服飾風尚也在悄然發生著變化。
剪辮與放足
晚清服飾風尚的變化，其發端是男人的剪辮和女人的放足。
最早剪去辮子的，是留學日本的學生和寓居外洋的華人。1895年，孫中山和陳少白等人即在日本剪掉了髮辮。1898年，新加坡華人集體發動了剪辮運動。
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於1898年9月5日後上《請斷髮易服改元折》。康在奏摺中稱：辮髮被洋人“斥為豚尾，出入不便，去之無損，留之反勞”，他懇請“皇上身先斷髮易服，詔天下，同時斷髮，與民更始”。在此，康有為將斷髮易服上升到了富國強民的高度。
由於變法失敗，這一主張不了了之。
至20世紀初，特別是1903年至1910年的7年間，剪辮運動開始在留日學生和流亡海外的革命黨人中風起。那些留學生歸國時已經剪去髮辮，朝廷也無可如何。
後來，剪辮風潮逐漸滲進新軍軍營。1905年時，很多新軍已經將髮辮剪去一半盤於頭頂，以便佩戴軍帽。
湖北新軍第21混成協第41標2營士兵李左清自行剪掉辮子，還得到了協統黎元洪的誇讚和羨慕：“我國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刺激，於剪髮一事幾乎風靡一時。餘本欲先行剃去，以為軍界同人倡，因明詔未頒，故爾中止。今爾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訕笑，導文化之先機，匪惟社會所歡迎，亦即餘所崇拜也！”
剪辮，是男人易服的前提；而放足，則是女人服飾變化的基礎。
還是康有為，他在1898年7月間上《請禁婦女裹足折》。他在奏摺中寫道：女子纏足不啻“刖刑”，“於保民非榮，於仁政大傷”。他懇請皇帝“憐此弱女，拯此無辜，亟宜禁此非刑，改茲惡俗！”
1902年2月1日，朝廷以光緒皇帝的名義明發上諭，重申了禁止女子纏足：“朕欽奉皇太后懿旨，……嗣後搢紳之家，務當婉切勸導，使之家喻戶曉，以期漸除積習。斷不準官吏胥役，藉詞禁令擾累民間。”（《清德宗實錄》卷492）
1902年後，女性放足在大中城市已蔚然成風。特別是各類新式女子學堂都嚴禁學生纏足。1907年3月8日，朝廷頒佈了《女子小學堂章程》，該章程專門規定：“女子纏足最為殘害肢體，有乖體育之道，各學堂一律禁除。”
但是，女性纏足在廣大農村地區貽害極深，很多女孩直至民國10年以後仍在纏足。筆者的姥姥出生於1925年的北方農村，她就是“小腳”。她也是我見過的最後的纏足女。
男裝：洋服與長衫
清末，滲入傳統中國的西式男裝主要有兩種：西服和日式學生裝。
西服現在已經是國際上男士的標準“正裝”。這種造型定型於19世紀中期，20世紀初逐漸成為國際通行的男式服飾。
西服的標準造型是：翻駁領，單排或雙排扣，有腰省，也就是所謂“掐腰兒”；一般左胸處有貼袋或手巾袋；有些西服造型在背後還留有“開氣兒”，有的是“單開”，有的是“雙開”。
穿著西服，必須穿著配套的西褲和皮鞋，舊時還流行佩戴平頂寬簷禮帽。
上邊說的西服屬於“常禮服”，而“大禮服”也很受上層人士的喜愛。所謂“大禮服”是指在正式社交場合，如會議或宴會、舞會時穿著的西式禮服。與常禮服相比，大禮服的上裝更長，與膝齊平；同時，頸項間扎領結；穿著時，要配合過踝的黑色皮靴。
在清末民初時，與西服配套的飾品還包括文明棍、懷錶、金絲邊眼鏡、皮包和金戒指等等。當然，這些“標配”飾品如今都已經不再符合現代流行文化了，但在當時都是風靡一時的時髦元素。
那時，留學生，新式學堂的學生，新派知識分子，軍界和警界都是“洋服”最早的消費者。
與漢族傳統“寬袍大袖”和滿式服飾相比，西服量體裁衣，能體現穿著者挺拔勻稱的身材體型，而且便於行動，又不失莊重和嚴肅，在那個時代還兼具展現新潮思想和政治傾向的功能。因此，大受知識分子、新派人物和革命黨人的歡迎。尤其是革命黨人，剪髮辮、穿洋服並不完全是追求時髦，更為表明自己的反清立場，宣示著與清朝廷的徹底決裂。
清末民初的安徽廬江人劉聲木在其《萇楚齋續筆》卷9中有言：“宣統辛亥以前，服西裝者甚少，即有之，亦以中下等人為多，中人以上者不屑為之。九十月亂熾之時，舉國若狂，競以服洋裝為時髦。避亂在滬之遺臣遺民，經濟每多困難，平時出門，僅坐黃包車而已。時人集一聯雲：‘革命鉅子綠氈帽，亡國大夫黃包車。’甚工切。迨至十餘年，約在乙丑、丙寅之間，以用三克為時髦，謂之‘三克主義’：一目戴‘克羅克’，外國一種眼鏡玻璃片名，譯音如此；手拿‘司的克’，西人抒手棒；口銜‘茄力克’，乃西洋一種菸捲名，亦譯音大致如此也。”
清末，還有一種西式洋服風靡一時，那就是日本學生裝。這種洋服傳入的主要渠道是留日學生。
日本“明治維新”後，逐漸將西式服裝的設計與剪裁引入學生裝和軍服制作。其中的學生裝設計，完全照搬了西服貼身合體的風格，但採用立領，胸前也有一個口袋，其設計初衷是插鋼筆。這種造型，完全是從歐式西服造型的基礎上派生出來的款式。
這種日式學生裝及其變種服飾，至今都是國內“型男”青睞的款式。
而後來成為“國服”的中山裝，實際就脫胎於這種日式學生裝。
標準中山裝採用翻領，對襟，前襟有5顆紐扣，前身有4個貼兜，袖口有3顆紐扣，衣背不開氣。這些設計具有明確的政治和文化含義：衣服前面的4個貼兜代表禮、儀、廉、恥；門襟五顆紐扣代表立法、司法、行政、考試、檢察五權，即所謂“三權分立，五權憲法”；袖口的3顆紐扣，代表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及共和理念（平等、自由、博愛）；背後不開氣，代表國家的統一；衣領為翻領，代表治國嚴謹。
在清末民初，還有一種“長衫”也成為男性知識分子和上層人士的正式禮服。
這種服飾是根據明代士大夫常穿的道袍常服改造而成：把道袍的寬大改為更加合體貼身，大交領改成小圓領，但仍採用右衽而非對襟。
在民國時期，很多名人都以“長衫”為正式禮服。像蔣介石、魯迅就常以長衫打扮示人。電視劇《四世同堂》中的祁家老大瑞軒也是整日穿著中式長衫。
女性永遠走在時尚的最前沿
清末民初女性服飾的西化首先出現在上海。
在這些女式新服飾中，改良旗袍可謂最具典型意義者。所謂旗袍，就是清代在旗女子穿著的袍服，是滿族的傳統女性服飾。
所謂改良旗袍則是在傳統旗袍的基礎上，受到歐美女性服飾的影響，“旗袍裁製者將旗袍與西式服裝結合起來，或是局部西化，或是在旗袍外配搭西式外套，大衣，絨衫等。旗袍局部的西化表現在領、袖處採用西式服裝的裝飾，採用洋裝中的翻領、V形領、荷葉領。袖型則有荷葉袖、開衩袖等。”
改良旗袍還有個特點，就是改變了傳統旗袍外形輪廓寬大的特點，其裁剪更加貼身，以彰顯女性婀娜的身體曲線。同時，穿著改良旗袍者，必腳穿西式的高跟皮鞋。
這種中西結合，最終造就了一種獨具東方韻味的女性服裝，成為中國女性的“國服”。
同時，純西洋女裝和西式髮型也漸漸被上海等大城市的女性所接受。
劉聲木《萇楚齋續筆》卷4裡就寫道：“上海婦女裝束，每隔半年或一年即一變，樣式千奇百怪，如入山陰道中，目不暇給。乙丑（1925年-引者）上半年，婦女流行之髻，有種種不同。據《時報》第貳百伍拾玖號《圖畫週刊》所載，有十二種名目，曰水波式、垂蘇式、處女式、平分式、鐮刀式、斜分式、定波式、劉海式、絞練式、圓弧式、垂翼式。並謂各式隨所生之面配合，益增美麗云云。真可謂無奇不有矣。”
晚清時期女性的“襖裙”服飾，也很流行。這種服飾的特點是上衣下裳。新女性漸漸接受新思想，進學堂後，又受到日式女裝的影響，“襖裙”慢慢演變成了一種新範式，即在清末民初新知識女性中非常流行的“文明新裝”。
“文明新裝”的特點是：上身是一件立領右衽的貼身長袖短褂，其長度僅到腰際，下身是寬大長裙，長度達到腳踝，腳上穿一雙布鞋。
這種新女性形象在民國題材的影視劇中比比皆是，甚至成了那時女學生的標準打扮。不過也確實，這種服飾多為當時在新式學堂中學習的女性所穿著。
讓服飾迴歸其審美本質
服飾，本不該有那麼多政治內涵。清末民初服飾風尚的變化，標誌著傳統“服制”的終結。服飾開始擺脫等級制度符號的身份，逐漸迴歸其審美本質。
這也就使中國近現代服飾、時尚文化有了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清末民初的服飾演化，逐漸淡化了帝制時代的政治束縛與繁文縟節，給了百姓更多選擇，以彰顯其自身的喜好和個性。同時，也在傳統與西洋服飾的融合中慢慢摸索著平衡點。
總而言之，那時的服飾特點仍然是含蓄和低調的。其實，這也正是中國傳統之美的核心內涵。
行文至此，我忽然想起當下也非常時髦的“漢服運動”。
不過，我個人以為，這是個“偽命題”，而且很××……
康濤
2020年9月21日於北京研磨時光咖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