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评价一个皇帝，首先一点就是他能不能有效地传承帝王手中的权力，其次才是文治武功的评定。以此为标准，大部分称帝的起义军领袖（比如李自成）和亡国之君（比如崇祯）就属于标准线以下的水平，哪怕他们路线正确或是爱民如子，但从他们在政治上依然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比如宋徽宗这样的皇帝，个人文化修养上极为出色，武功上甚至还有西北战局的一定功绩，但最后靖康之难的北宋覆亡就只能给他一个不及格的盖棺定论。在比如明武宗这样的皇帝，个人文化修养上比较平庸，武功上也积极进取，对阵蒙古俺答披身挂帅英勇无比，但其暴戾的性格在后世的史官心中也不符合一个合格帝王的形象。
宋徽宗画像
和他们比，宋仁宗作为守成之君，无论是在性格还是治绩上无疑都是在标准线以上的。在他的宋朝时代，文人士大夫文化可以说发展到了中国古代的巅峰。
比如说起仁宗一朝的名臣，如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吕夷简、庞籍、包拯、王安石、吕公著、吕公弼、司马光、韩维、韩绛、韩缜、张方平等等各个都是文贤能臣的典范。
而最具代表性的嘉佑二年科举，仁宗亲自金榜题榜的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章惇、王韶、吕惠卿、张载、程颢，而负责这一届“高考”的考官正是文宗欧阳修、宋诗祖师梅尧臣、至宝丹王珪、长啸公范镇等文坛名家。
苏轼出道即巅峰，成为举世公认的文豪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于是在这种人类群星闪耀时的光辉加持下，很多人都会认为宋仁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千古明君。
比如历史学者吴钩在接受采访时曾说：中国历史上真正可以称为千古明君的只有四人，分别是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和明成祖。
汉文帝是后世历代史学家树立起的帝师典范，而唐太宗和明成祖所处的两个唐明时代代表了华夏文明的两个巅峰。可见，把宋仁宗和这三位人物放在一起，其评价是有多高。
明成祖永乐皇帝画像
那么，抛开影视剧的艺术夸大，摒去那些大散文家、大文豪们的时代光辉吸引，我们是否可以真的认为宋仁宗是堪比唐宗宋祖这一类的千古帝王呢？
文治自然不必多说，仁宗作为上述一干臣子的提携老师，在选拔人才上确实为北宋王朝的士大夫黄金时代开辟了条件，因此我们不妨从宋朝历代最为棘手的针对西夏王朝的军事和外交上，看仁宗时代的处理成果。
宋夏仁宗时代的战争是李元昊称帝，并要求宋廷承认其平等的国际地位，遭到宋方拒绝以后发动的战争。虽然战争过程宋军谈不上一路凯歌，但是最后使得李元昊进不能扫荡五路入主关中，退则府库空虚财富不能自给，被迫去皇帝位重新接受宋廷册封，得了岁币补偿了，名望、土地、人口却是颗粒无收。所以至少从面子上来说，宋仁宗时代的西夏问题处理结果是说得过去的。
因此在武功上，虽然和宋朝其他皇帝比，宋仁宗虽然不如宋太祖、太宗、神宗、哲宗取得的战果，但是有效地阻止了外部国际的扩张挑衅势力。
西夏王朝李元昊
文治上辉煌灿烂，武功上中规中矩，但是要与唐太宗、明成祖哲哲性格特点鲜明的帝王相比，成为一个千古名君，在性格上也不能有像宋高宗、明神宗那样的缺陷。那么宋仁宗的性格如何？
很多人都对宋仁宗的宽仁印象深刻，这一点宋后朝史官给予其的评价“仁”可见一斑。宋仁宗对官僚阶级和读书人以宽仁闻名，比较有名的就是“把断剑门烧栈道,西川别是一乾坤。”
在对于爱讲过头话的词人柳永，虽然穷困潦倒，被宋仁宗处处排挤，但至少官至屯田员外郎，在以为官位第一要务的宋朝，宋仁宗不仅刑不上大夫，甚至连成文的批评话都没有讲过，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成全了一个读书人的使命。而狄青在“忧惧而死”的时候还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和韩信、周亚夫比起来，也是人臣中善始善终的例外了。
宋仁宗画像
但除去文治武功以及自身仁义的性格特点，我们把目光再聚焦在仁宗时代的百姓生活上，就会发现仁宗之“仁”政，表象之下有暗流涌动的时代退潮。
《北宋仁宗朝变乱研究》记载北宋存在的167年时间里，共发生民间变乱142起，平均每年0.85起。而仁宗在位的42年则是个高潮，有60起之多，平均每年是1.43起。因此欧阳修当时说：“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
而仁宗在位的42年，虽然面对西夏的挑衅最终有效压制。但是不得不说由于西夏的叛乱独立，北方最大的宿敌辽国趁火打劫，使仁宗把澶渊之盟的岁币增加了六成。仁宗为了防备辽国，也不得不全国大扩军，仅在河北前线就增兵20万。从而造成了严重的亢兵亢费问题。
宋朝的中央禁军
因此，宋仁宗的武功在北宋虽然中规中矩，但他的军队规模却远远高于其他几位皇帝在位时期，中央禁军及边防前线驻扎部队近两百万之众，规模庞大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占据国家财政开支一半之多的宋代军费，就不得不加在缴纳徭役赋税的北宋身上，因此宋仁宗统治时期，宋朝的赋税增长出现了第一个高潮。
所以在仁宗时代，宋代百姓过得并不好，百姓和群臣的感觉是时代在下沉。以欧阳修、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正是敏锐地看到了时代的问题，因此力于推行庆历新政。
但宋仁宗也深深地意识到，他执政时期出现的财政、民生上的诸多问题已是无力扭转，只能把问题留给后人去解决。于是到了王安石的神宗朝，就连反对改革的司马光也承认“百姓苦役法久矣”的问题。
图为王安石变法
宋仁宗不去改革，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刚刚摆上桌面就撤下，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两宋役法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官僚阶层，改革役法会危害官僚阶级的利益，而宋仁宗的“仁”之基础正是回报围拢在其身边的那些“闪耀群星”的支持。
因此，面对范仲淹、欧阳修的极力上书，宋仁宗却只能“嘉纳之”，然后就当耳旁风吹过去就完了。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宋仁宗在处理内政民生上的执政倾向：在官僚阶级和百姓之间，宋仁宗选择讨好官僚来维持现状。
所以后来王安石改革役法时，同为地主官僚的苏轼就赤裸裸地反对：
自古役人之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官于四方者，宣力之余，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厨傅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
苏轼在狱中仍多次批评变法运动
经过分析，当看到宋仁宗执政四十多年，国家百年无事，人才不可谓不盛，好的方面的确耀眼闪烁吸引人求。但一旦抛去这些华丽辞藻的太平粉饰，便会挖掘出冗兵冗费百姓夫说压力沉重的深层内容，前不能效文景之治给后人留下一个足兵足食的丰盈府库，后不能如洪武永乐给国际国内留下足够强大的盛世影响力。所以说宋仁宗之“仁”，是一定要揭开面纱再来分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