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了，魯迅的話就像昨天說的一樣，
等於在評論今天的報紙
我在香港上課有兩本參考書，一本是錢理群、溫儒敏、吳福輝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另一本是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香港的學生舉手說，許老師，考試考哪一本？我說哪一本都考，哪一本都不考，你最後一本不用也沒關係，只要你講得有道理就可以。
但是我在香港上課的責任，關於中國現代文學，我必須給你介紹兩個不同的價值觀、兩個不同的文學觀，跟對作家的評判體系。
文道說我這個書裡講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看上去很美等等，但他說骨子裡很正。講得對，為什麼？因為我的書的主幹是“魯郭茅巴老曹”，就是非常約定俗成的主流的現代文學觀，但我也加上了沈從文、張愛玲、丁玲、郁達夫等等，分析不同的價值評判當中的衝突跟融合。
我這個課，本來是一年的現代文學課中的上半學期，所以你們看的時候會發現不全，三十年代左聯沒講，延安文藝座談會沒講，我主要側重於二十年代，這是忠實於我原來的想法。但因為我加了沈從文、張愛玲、丁玲、郁達夫等等，這樣就勉強構成一個大概的現代文學風貌。
你們假如看了這個書，覺得後面還沒講夠，沒關係，我在喜馬拉雅有一個節目——“細讀張愛玲”，而且我現在在做一個更重要的，叫“重讀魯迅”。
我這是自找苦吃，你們說“救救孩子”，我在想“救救我吧”，張愛玲已經是難搞了，這麼一個悲觀的、自私的女人——沒有一種感情不是千瘡百孔——我們讀她的作品也跟著“受罪”；但沒想到現在讀魯迅，更慘了，我這兩天就在解構，一篇一篇跟孫鬱老師作戰——他是魯博館長、魯迅研究專家，還寫了魯迅跟周作人的書。
前些天，我真的有一晚都在想《影的告別》應該怎麼解讀，這個“影子”到底是誰，這個“你”又是誰，一晚上沒有睡好。孫鬱、錢理群他們和我不一樣，他們跟魯迅老朋友了，處慣了。
但我覺得跟魯迅打交道是有必要的，為什麼必要？一百年了，魯迅的話就像昨天說的一樣，我驚呆了，從沒有看到一個作家可以寫出一句話等於在評論今天的報紙。
“五四”一百年，我們必須要有所回顧、有所反思。對於一些人是社會責任，對於另一些人只是專業知識，但是我覺得對我們來說，這兩者是必然在一起的。
現代文學課，最早的是1929年，朱自清在清華上的，當時算是“當代文學”。1932年，周作人在輔仁大學上《新文學的源與流》。現代文學課九十年曆史，1949年以前已經出過26種現代文學史，三個類型。
第一個類型就是一個尾巴，寫中國文學的一個尾巴，趙景深的《中國文學小史》。第二個類型是反對現代文學史，錢基博，錢鍾書老爸，把現代作家否定得一塌糊塗。第三個類型，也有正規的現代文學史，不突出政治，就是講史料，客觀評史，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
但這些跟1949年以後的現代文學史完全不一樣。後來的現代文學史是怎麼一回事？這個是陳平原最近一直在研究的，就是新文學的成功不僅是因為文學厲害，而是跟現代教育制度密切有關。
現代文學之所以後來變得這麼重要，是因為它是現代教育的一部分。當年看魯迅的人也許幾萬、幾十萬，但是一進入到大學教材，就是幾百萬——現在每一年幾百萬大學生。
鐵屋中的吶喊，永遠不要叫醒裝睡的人
雖然我知道沒辦法對著一年級學生講得非常理論化，但我在這本書裡，有觸及到這些最基本的問題。
隨便舉個例子，我們一直在講鐵屋中的吶喊，怎麼來看待？
我分四條：
第一，它開了窗，毛、鄧開了門，鐵屋的吶喊成功了，一百年前中國是什麼樣的情況，今天的世界，是“厲害了我的國”。請大家不要笑，魯迅當初寫東西的時候，民國的人口只有20%是讀新文學的，是識字的，識字的裡面只有十分之一讀新文學，換句話說新文學讀者佔全國四萬萬人的1%、2%，他們絕對是少數，而整個中國方向是由這少數人走過來的，路本來是沒有的。所以這個鐵屋中的吶喊，這個喚醒沉睡者是成功的。這是第一個看法。
第二，瞧瞧現在抖音上這些，他們還在睡覺而已。什麼《爸爸去哪裡》《天天向上》娛樂至死，大家明白沒有？我氣憤不平，我們才一百萬，他們一弄就幾千萬，我比較接地氣（笑），什麼馮提莫買個三百萬的跑車、身材怎麼樣等等，還有流傳錄影，我都知道。
我們設想一下，全中國現在有幾億人用手機，假如我們現在有一個巨大的計算機，把這幾億的手機集中在一個畫面上，做一個高速的統計，你們說有百分之多少人在看魯迅，有百分之多少人看鬥魚、快手？魯迅要是醒過來了，肯定會說他們還在睡覺。啟蒙沒有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這是第二個看法。
第三個看法，你是誰？你怎麼知道是你醒著，而我們在睡？就算我們在睡，你有什麼權力來叫醒我們？開什麼玩笑，為什麼我們就要被你叫醒，我們看著很開心，《天天向上》惹著你嗎？你看你的德里達，我看我的馮提莫，有錯嗎？
康德概括法國啟蒙主義的核心觀點，就說人跟人的智力、財產各方面的差別再大，也不能大到一個人決定另外一個人命運的地步。哈佛教授丹尼爾·貝爾說政治上一人一票制很好，在文化上就很糟糕。政治上一人一票制是合理的，文化上的一人一票制是會走向危機的。我現在跟我的學生到了唱片店裡，他要買趙薇唱片，我說你旁邊勃拉姆斯不買，你買趙薇？他說那關你什麼事？我真的不能關他什麼事，這是他的錢。
我講一個真實的事情，有一次考試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同學在考場上打瞌睡，我剛想叫醒他，瑞典來的一個教授說你沒有這個權力，你把他叫醒，他以後可以投訴你妨礙他休息，他要是考得不好，還可以訴你，他可以說中間休息十分鐘可以考得更好，不能叫醒他的。
這個故事應該講給魯迅聽，你以為他們在睡覺，不關你事。 所以誰叫醒誰？換一個立場，我們用卞之琳的說法，你在橋上看風景，人家後面也把你當風景。魯迅喚醒別的人，魯迅自己也在Obsession with China （為中國痴迷）——按照我們對現代文學的重新理解，你那麼老是要救國、救民，你是不是也陷入痴迷狀態？我許子東每天晚上跟《野草》搏鬥，我是不是也傻掉了，世界盃都不看，你們也傻掉了，蘇亞雷斯都不看，還跑來聽我們講。這是第三種，誰叫醒誰。
當然還有第四種，永遠不要叫醒裝睡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