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就像看了一場悲壯的大戲。每個人都身處其間。以前是中國唱獨角，後來世界又集體加入其中。這是一場需要人類攜手合作的戰鬥，但它也讓各國面對公共危機時的行為處事，暴露無遺。中國失於預判，但又舉國一致；西方慘烈卻又社會撕裂；而印度更是謎之一樣自信。在這些迥異的表現背後，其實反映的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其它文明之間的差異。
如果按照基因分析，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其他人類一樣，是六萬多年前從非洲（大約在今天的埃塞俄比亞一帶）走出來的智人。他們在外遷時一分為三，一支繼續留在非洲和附近的中東，並創造了後來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兩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一支向東走，分別落腳於印度河流域，和黃河流域，並發展出古印度文明和古華夏文明；最後一支繼續向北走，來到了東歐平原，發展成了現代西方人的祖先——古印歐人。既然他們都來自同一個地方，為什麼會在日後的進化選擇中，形成了諸多不同的面目？！
所以，在疫情期間，我也抽空翻閱了各類書籍，比如像梁衡的《數理化通俗演義》、J.H.佈雷斯特德的《地中海的衰落》，鮑鵬山的《風流去》，還有張宏傑的《簡讀中國史》……它們從科技、人文、地理，以及政經等方面，對中國和西方的文明演化路徑進行了舉證，和剖析，讓人受益匪淺，常常有手不釋卷的快感。我覺得有必要做些讀書筆記，並結合個人的理解，來加深對這個世界的印象。
也許，當你知道自己是怎麼來的，就知道我們一定會向什麼地方去。
【圖說：當年古印歐人南下的軌跡】
談到文明的形成，我們總少不了這幾個字：逐水草而居。
遊牧民族很典型，哪裡水草肥美，就往哪裡跑。
就像今天歐洲人和印度人的共同祖先——古印歐人，多年便生活在今烏克蘭東部和俄羅斯南部的烏克蘭平原（或稱東歐平原）。這裡依靠兩條大河，伏爾加河和頓河，有著適宜的氣候，以及豐富的水草和平坦的地勢。
後來，大約在公元前6000年，他們在馴服馬與發明輪子之後，開始了向南翻越高加索山脈的艱苦征程。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他們將自己的活動範圍擴展到了今天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半島（也稱作小亞細亞半島）西部，並在此締造了古印歐人的最早文明——古安納托利亞文明。這支進入小亞細亞的古印歐人被稱為古赫梯人（哈梯人）。
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創建的赫梯帝國曾一度赫赫有名。
它是西亞乃至全球最早發明冶鐵術和使用鐵器的國家，也是世界最早進入鐵器時代的民族，赫梯人的鐵兵器讓人聞風喪膽，但打擊敵人最有效的武器則是披著鐵甲的馬拉戰車。
不過，在此之前，世界的文明早在安納托利亞半島南方的中東地區，露出了曙光。
“肥沃新月”
發源於安納托利亞高原和亞美尼亞高原山區，流經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幼發拉底河在向東南長途奔流之後，與其東面的底格里斯河（同樣源自安納托利亞山區）並行注入波斯灣。直到約三四千年前，由於兩河帶來的泥沙不斷在入灣口處沉積，最後使得兩河下游在今天的伊拉克南部合流成阿拉伯河，再攜手一起向南奔向波斯灣。
古希臘人將兩河流域稱之為美索不達米亞，意為兩河之間的土地。
【圖說：兩河流域現狀】
以往我們常常會把中東想當然地想成一個大沙漠，但其實他們比中國的夏朝還要早就進入了文明時代。
得益於美索不達米亞，以及靠近地中海東岸，略作東北-西南走向的西亞裂谷帶中、北段，讓乾旱貧瘠的西亞，得到了一個天賜的不規則的倒U型的“肥沃新月地帶（Fertile Crescent）”。
聖經中的“迦南”（大致是巴勒斯坦）就位於肥沃新月的西段，它是一塊“流著奶和蜜”的“應許之地”。
【圖說：肥沃新月加上尼羅河三角洲，讓沒有發現石油之前的中東孕育了早期的文明（猩紅色塊）】
這種適合農耕的誘惑，徹底地改變了人們靠著採集、漁獵的朝不保夕的生活。
公元前3000多年，從南邊阿拉伯大沙漠中來的閃米特人，就遷移到巴勒斯坦，並在那裡定居下來。
與此同時，地中海沿岸、迦南北邊（大致位於今天的黎巴嫩）的西頓（Sidon），和推羅（Tyre，即提爾），以及烏加里特、畢布勒斯（Byblos，即貝布羅）則成了腓尼基人苦心經營的地盤。
其中，推羅和西頓以出口和貿易體系著名。
【圖說：當年由腓尼基人經營的城市】
由於這些地方盛產木頭（黎巴嫩國樹黎巴嫩雪松便木質堅硬，紋路細密，抗腐性強，而且還散發清香，腓尼基人傳說該樹是上帝所栽，故稱它為“上帝之樹”或“神樹”），腓尼基人得以大力發展艦隊，把把生意直接做到了廣大的地中海，成為了著名的商業民族，“視鼓鼓的錢箱為所有正經公民的最高理想。”並建立起了殖民地，如西班牙的加的斯，以及法國的馬賽。
此外，腓尼基人還能從海生貝殼動物身上提取紫紅色顏料，經這種顏料染過的毛、麻織品，鮮豔奪目而不褪色。
更招人喜歡的，還是肥沃新月的東南端。
從蘇美爾到巴比倫：兩河流域文明簡史
這是兩河流域的中下游，位於今天伊拉克巴格達的南部，古稱“巴比倫尼亞”。由於是兩河沖積平原，這裡的土地尤其肥沃。
有可能是來自北方高地，也有可能是來自東方某地的蘇美爾人，早早地在巴比倫尼亞的南部紮下了根。“這一民族，直到現在我們還查不出他們系屬何種族，來自何處。但一樁很顯然的事實是，他們在這兒揭開了人類文明的序幕。”
公元前4000年，這裡開始有了青銅器。公元3500年前，蘇美爾人建立了發達的灌溉網，有效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的湍急的河水，並運用改進過的生產技術來耕種這片乾旱荒原的農業公社，成功地完成了從新石器時代的部落文化到古代文明的過渡。到公元前3000年之前，他們開始建立了最初的城邦——烏爾城，和烏魯克城。其中後者佔地1100英畝，人口約達五萬。
日後率領族人遷往迦南的希伯來人祖先，也是以色列人始祖雅各的爺爺亞伯拉罕，當年也正是生活於烏爾。他見證了這些城邦的興衰：那裡曾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廟，留下了眾多精美的塑像，創立了成熟的歷法，還用楔形文字記載了當時複雜的社會生活。
公元前3000年，來自南邊阿拉伯大沙漠中又一個閃米特遊牧部落——阿卡德人也移居於此，主要生活於巴比倫尼亞的北部。
【圖說：蘇美爾-阿卡德文明時期的兩河流域中下游】
“他們既不懂得戰術戰略，也不會制定作戰計劃，但是他們面對的蘇美爾人卻具備十分高超的戰爭能力。在戰爭中，阿卡德人運用的主要武器是弓箭，他們因為害怕近距離作戰，所以練就了一身高超的射箭本領。”“這兩個民族之間水火不容，經常展開鬥爭。”
後來，阿卡德人在“真正的王”——薩爾貢的率領下，衝散了嚴密的蘇美爾長矛方陣，成了這個平原的主宰，並創建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帝國——阿卡德帝國。
和清朝入主中國相似的是，儘管在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由於蘇美爾文明要遠遠高於阿卡德文明，阿卡德人幾乎全盤接受了蘇美爾文化，包括文字乃至宗教。直到約公元前2191年因庫提人入侵而滅亡。
此後，美索不達米亞城頭變幻大王旗，相繼有古巴比倫、亞述，以及由原先居住在波斯灣沿海地區的迦勒底人創辦的新巴比倫稱王稱霸。
1977年9月15日，美國航天局向宇宙發射了一顆特殊的探測器——旅行者一號，攜帶著一張向宇宙文明問好的“名片”——由黃銅鑄成的唱盤，收錄了包括太陽系各行星、人類性器官等115幅影像，還有55種人類語言，其中就包括四種中國方言（普通話、閩南語、粵語、吳語），以及阿卡德語。
正是取材於蘇美爾-阿卡德的神話傳說、歷史故事，才有了古巴比倫文學的最高成就也是目前已發現的世界文學史上最古老的一部史詩——《吉爾伽美什》。據說吉爾伽美什並不是一個完全虛構的人物。而是烏魯克城第一王朝的第五位國君，在古代兩河流域歷史上曾做出過輝煌的業績。史詩中有關於洪水的情節，有英雄拒絕女神求愛，與亡靈對話的情節，當然也有與作惡的天牛、杉妖鬥爭的情節。
而古巴比倫本身也同樣輝煌。它不僅有古代八大奇蹟之一的“空中花園”，其遺址據說是薩達姆當年寢宮的位置，而且它也位列包括古中國在內的“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但也有人覺得它的加入，降低了中國的檔次——畢竟這個古巴比倫只不過是兩河流域的一個朝代而已。但這也反過來說明，美索不達米亞當年的風光。
至於亞述，與它的首都尼尼微，會在各種古典文學中被我們看見。它的希臘名字為“Assyria”，去掉那個“As”之後，就成了敘利亞（syria）。
【圖說：巴比倫主要在兩河流域南部，亞述則位於北部】
隨著文明在美索不達米亞生根之後，開始陸續向歐亞大陸的其它方向傳播：
位於尼羅河下游三角洲的埃及文明起於約公元前3000年，隨後有以克里特為中心的愛琴文明，以及起於約公元前2500年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它們也無一例外是有水的地方。都鮮明地受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影響。
就連赫梯，也受益匪淺。“赫梯人憑藉自己的地理優勢，可以輕易地從國土東部地勢較高的幼發拉底河流域進入地勢低平的肥沃新月，他們與肥沃新月的人民早已經建立了融洽的關係。”
他們的神話傳說是根據古代蘇美爾人的創世和洪水傳說改編而來，宗教也是照搬美索不達米亞的多神崇拜。在赫梯帝國遺址的一個宮殿儲藏中，發現多達上萬片的刻字泥板。這些文字有赫梯文字，也有阿卡德文字，還有蘇美爾和胡裡安文字。
與此同時，中華文明也在黃河流域拉開了它壯麗的序幕。
中華文明的兩個重要特徵：渴望統一與以老為尊
在西方學術界的認知中，中國文明的起始被定於商代。
因為國際學術界判斷文明產生所慣用的三大標誌是城市、青銅器和文字，而在1928年正式開始考古發掘的安陽殷墟，是上述三大標誌性要素都齊備的最早文化遺址，這在中國境內具有唯一性。
不過，中國人習慣上講的卻是“夏商周”，也就是中華文明還要往前推到夏朝。中國主流學術界一般認為，夏朝的存在是確定無疑的，時間大約是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16世紀，其領土大部分在河南，首都在哪不清楚，但一般認為，在河南省西部發現的二里頭，可能是夏朝中後期的首都之一。儘管20世紀末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沒搞下去，但是否認了夏朝，顯然是對中華文明的一次打臉，要知道我們民族又叫華夏族，都是因夏這個朝代而起。
但不管從夏說起還是從商說起，中國的起源，都和河南有關，往大了說，和黃河流域有關。
和兩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一樣，黃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非常適合農業社會的發展，
甚至它在全世界幾大河流域當中，是條件最好的，“因為黃土的結構疏鬆，天然適合農耕，人們僅僅利用原始的石刀木犁，就可以開闢大面積耕地。”所以，我們的祖先很早就在黃河兩邊世代定居下來，很快形成了大面積的、單純的定居農業模式。
【圖說：這個世界早期的幾大文明】
今天屢屢被地域黑的河南，也成了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源頭。除了黃河穿境而過之外（但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河南省會鄭州並不屬於黃河流域，因為黃河的地勢比鄭州高，鄭州的水系最終不是流向黃河，而是淮河），還因為位置居中。
我們今天還稱河南為“中州”。這有利於不同文明的交匯和交流。事實上，美索不達米亞之所以成為文明的曙光之地，也在於中東是處於亞非歐三地的大路口。
儘管有人發現，相比較北緯30度一帶——乾燥的副熱帶高氣壓帶的尼羅河、兩河流域，發源於高山之上的河水流過乾燥的土地，季節性的、規律性的漲潮和退潮使得這裡出現了成片的溼潤土壤，相反，東方的黃河長江流域，因為季風性氣候導致的汛期洪水，使得成規模的農業文明大大的晚於了西方的大河，但是，“中華文明有後發的優勢，一度比其他文明發展得快，很早就達到成熟狀態。”
這對後世的中國帶來了兩個至關重要的特徵。一個就是渴求統一成了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因為中國農業文明的早熟，導致了人口增長也很快，新石器時代後期，各大文明區就已經開始了對土地、水源等資源的爭奪。黃河流域更是如此。
不過，天下由於沒有共主，往往導致“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五帝本紀》告訴我們，分裂帶來的是無窮無盡的戰爭和痛苦，只有統一能帶來和平和發展。”與此同時，治水、救災成為保障農業生產和農業人口正常生活的前提，客觀上要求統一和集權。
黃帝之所以被載入史冊，正因為他是秦始皇之前統一中華的第一人。
另一個就是尚老文化在中國的興起。“中國文明從根上就是農業文明、定居文明。定居文明中，人們的生活方式不過是對上一代的重複，老年人的經驗和智慧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他們知道什麼時候發洪水，什麼時候播種。所以我們說：‘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
這也意味著，在農業社會里，老年人是永遠的權威，一切社會資源都掌握在老年人手裡，老年人對家族的支配是終身制的，年齡越大，輩分越高，發言權就越大。這帶來了一個影響至今的結果，那就是中國社會是“尚老社會”。與“老”有關的一切詞都是好的：“老實”“老練”“少年老成”“老闆”“老總”……都有成熟、穩重、德高望重的意思。
所以《左傳》中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戎好理解，近乎於現在的軍事，是保存自身和保衛勝利成果的方式。而祀，則是祭祀天地諸神和祖先。“敬天法祖”這句古語，就是對古代華夏民族何以高度重視祭祀的最高概括。中國的玉文化，其實便來自祭祀文化。
他們通過祭祀，從諸神和祖先那裡獲得力量，與此同時，將部落裡的人團結在一起。
這也成了中國人渴求統一的重要推力。
中華文明獨立起源，又深受外來影響
需要注意的是，儘管晚於美索不達米亞，但是中國文明“基本上可以認為是獨立起源的”。
一方面，中國與印度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等早期文明中心距離很遠，很難達到，聯繫也不多；
另一方面，中國的大地理也決定著它們之間的阻隔。中國的北邊是草原，東南是大海，西邊則是青藏高原……這意味著，中國的地理環境是相對封閉的，像一個由圍牆圍起來的四合院。
所以，中華文明的起步大多也是自力更生。相反，埃及、兩河以及赫梯（小亞細亞）之間相互影響和交流很多，是因為它們反時針環地中海排列。除了陸路交通之外，這個地中海就像內湖一樣，把它們連接在了一起。
儘管獨立起源，自己摸索著發展，但中華文明還是深受外來文明的影響。中國的青銅器不是憑空而出的，它應該是從中東輸入。從考古學的證據上就可以看出，已經挖掘出來的成熟的青銅器，“按時間順序，是先出現在中東，然後出現在新疆，經過新疆的綠洲一點點向中國內陸傳播，經過甘肅，沿著黃河，傳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頭。”
可以說，在中國的絲綢之路之前，還存在著青銅之路。
沿著這條青銅之路，傳進來的不僅青銅，而且還有小麥、黃牛和羊。考古學家公認，人類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馴化物種，幾乎都是在中亞和中東出現的。從中國祭祀用的供品也可以看出端倪——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來祭祀的供品一直是豬，從來沒有出現過牛和羊，而到了商周時代，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太牢”和“少牢”，前者指祭祀時用牛、羊、豬，後者指祭祀時只用羊和豬。
到了商代晚期，更是出現了最早的戰車，“而且一出土就已經非常成熟，”“如果排除中國古人有超人一樣的聰明，更大可能性是，戰車是和馬一起，直接從中亞傳過來的。”
【圖說：馳騁在先秦戰場上的“坦克”】
正因為吸收了諸多外來的新物種、新技術，中國文明才向更高更復雜的縱深推進。中國新石器時代6000多年發展緩慢，進入青銅時代就明顯加速。毋庸置疑的是，西方物種和技術雖然介入了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但是這種介入，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特點。”
這典型地體現在青銅文化中國化的過程中——西方青銅器的主流傳統是“那些製作規整、形體相對統一、區域特徵明顯的主要用於生產和戰爭的工具與武器，如斧、劍、矛、鑿等，多是實用的器物”，但中國人卻將它拿來當成了祭祀祖先的工具，“那些巨大的青銅鼎，用來盛放獻給祖先的牛和羊，那些精美的觚和爵，則是祭祀典禮上盛酒的器具。”
【圖說：四川廣漢三星堆出土的青銅器，折射出人神天真的浪漫歲月】
可以說，青銅器的傳入，加強了中國本土文化的特色，也就是祖先崇拜。
可以說，它是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一個根本區別。
祖先崇拜下的分封制
“中國人的廟供的是祖先，其它文明的廟供的是神。”
今天，我們大家如果去北京，會發現“勞動人民文化宮”其實是太廟，也就是皇帝祭祀祖宗的家廟。
至於民眾，也有地方祈福，或寄託自己的思念，那就是分佈各地的家祠。
我在汕尾一帶走訪時，就發現家祠到處都是，甚至城市化也沒有讓它消失。
【圖說：有著濃郁廣州風情和嶺南特色的陳家祠】
它給我們這個國家的形成帶來了深遠影響，“到了公元前3000年左右，黃河中下游一帶的很多部落轉化為‘邦族’，也就是原始的國家。這些原始國家都是以供奉祖先的宗廟為中心建立起來的，而且它們的政治結構也都是血緣結構。”
也就是說，“誰是輩分最早的家長，誰就是首領，原始國家內部的關係完全是由血緣的遠近親疏決定，與家長血緣關係近，就處於社會的上層，距離遠的人，就處於社會下層。”
中國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這些都是起源於家族內部的稱呼。
到了夏啟，更是以世襲制代替了禪讓制，“家天下”的傳統開始確立。
到了商代，政治權力按血緣遠近分配，周代王位的繼承，則進一步實行了嫡長制。
周天子把自己的寶座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則封為諸侯。諸侯在自己的國內，同樣要把爵位傳給嫡長子，其他兒子則被封為卿大夫。卿大夫的地位，也只能傳給嫡長子，其他的兒子就降到“士”這個階級。
【圖說：分封制】
換言之，誰在血緣上離權力近，誰就位於社會上層，成為中高級別的貴族，離得遠，就有可能處於大家族社會地位的下層，甚至泯然於眾也。
這一套制度解決了商代因沒有制定相對應的完善的禮儀和宗法制度所導致的混亂，同時因為血緣關係，周天子和諸侯國彼此有一種天然的信任感，這樣可以通過分封而實現“拱衛王室”，保障王權，看上去是一套很好的政體。
儒家之所以推崇“人性善”，也是因為大家都出身於同一個家族，或者存在親戚關係，所以相互之間提倡體諒包容，“仁”是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
但是，分封制並不完美，也存在著嚴重的BUG，那就是血緣關係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淡化，其效能也會相應遞減。過了幾代之後，周天子和諸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遠，彼此又很難見面，更談不上什麼感情，這樣，周天子對地方的控制就越來越弱。
當原來靠周王室的中央權威維繫的大一統政治秩序失效之後，禮崩樂壞的春秋戰國時代就降臨了。
中國為什麼能走向大一統
如果說“春秋無義戰”，戰國更是弱肉強食。
在這背後，是鐵器在春秋末期、戰國初期得到了普及。這也讓很多在春秋期間未能得到開發的土地，得到了開發。隨之而來的是糧食產量翻番，人口爆炸式增長。與此同時，國與國之間的疆界也開始連接，國土爭奪變得越來越激烈。
這讓中華文明又重新回到了黃帝以前那種“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的景象。
孔子希望“恢復周禮”，老子則“無為而治”，但現實告訴它們，當世界開始面臨人慾橫流、生死存亡之秋時，“溫良恭儉讓”落伍了，逃避也沒用了，人們必須放下溫情，準備戰鬥。
推崇“人性惡”的法家開始粉墨登場，它們通過變法摧毀以禮樂文明為代表的貴族制度，建立一套全新的統治方式，強化集權，擴大軍隊，提高戰鬥力，保證國家生存並延續。
最終，被視為蠻夷之邦，風氣貪婪、狠猛、寡義趨利的秦國，通過商鞅變法，一舉做大。有人認為這是一場偉大的變法，因為它實現了儒家和法家都夢寐以求的大一統，也奠定了今日中國的集體心理，但有人卻從中感到了不寒而慄。
看鮑鵬山解讀商鞅變法，就發現商鞅可敬又可憎，“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獻出去的地步。”他希望通過“壹民”“愚民”“勝民”“弱民”“貧民”“辱民”等手段，來建立一個絕對集權的社會，讓民眾無從思考，只會聽從吩咐，指哪打哪，以增強國家的汲取能力。
【圖說：商鞅的結果並不好，“專制之人死在自造的專制枷鎖中”】
從中可以看出，這些法家雖然推崇制度理性，要用制度而不是道德來解決問題，感覺比儒家更高明，但是它們精於算計而不擇手段，大多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者，思考也完全圍繞著“君主利益”這個核心，而不顧及其它階層的利益，民眾只是它們手中的工具，而不是目的。
這樣的國家，固然具有極強的攻擊力，在列國紛爭中頻頻得手，對人民來說，卻毫無幸福可言，但它們這種文化卻和秦國的民族性一拍即合，所以秦國才會變法成功，最終一統六國，成就了中國的第一位“始皇帝”。
在張宏傑看來，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重大突變，一個是近些年捲入全球化之變，再一個就是周秦之變。
周秦之變，讓中國從一個“小國寡民”的自治社會，很快進入到一個擁有大共同體的帝制時代。
政治權力打散了貴族式的大家族，不是通過分封而是郡縣，也就是依靠一個高效嚴密，由權力一手掌握的官僚體系，實現了一竿子捅到社會最底層的目的。它在某種意義上適應了時代的要求，讓中國開始成為“中國”。
儘管秦二世而亡，但中華文明再也不回頭，回到周禮時代。
面對這樣一個驚天大變局，我們也發現，雖然血緣組織被打破，並不意味著，祖先崇拜就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相反，它多年來一直遊蕩在我們這片大地上，並在統治者的推波助瀾之下，深入人心。
早熟的中華文明，為什麼會止步不前
秦二世而亡，顯然也給後來的帝國敲響了警鐘。
它讓大家意識到，專制雖然在動員民眾上格外具有優勢，但也因為權力沒有受到約束，一興奮起來就剎不住閘，“所以要為這一絞肉機安上暫停鍵，為這個高速列車裝上剎車裝置。”
另一個原因則是“思想文化建設出了問題”，“秦朝沒有成功地建立起一個有說服力的信仰和價值體系。法家那套東西，本身是隻能做不能說的。”所以需要“在意識形態上進行偽裝”。
於是也便有了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把儒家學說作為大漢帝國的門面工程，但事實上，這時的儒家思想早已被董仲舒偷樑換柱，改造成了法家化的儒家。
雖然儒家曾說過“君君臣臣子子”，但是強調權責對應，也就是說，君首先要像一個君，臣才能像一個臣；父首先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君使臣”和“臣伺君”都要各按“禮”而為，絕不是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三綱五常”，也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這種被巧妙嫁接在儒家頭上的思想，其實一開始是法家的，而不是儒家的。
與此同時，經過春秋戰國時期人文精神的洗禮，被“敬鬼神而遠之”的孔子演變為“慎終追遠”及“報本反始”等倫理觀念的祖先祭祀，再一次被回爐重新加工。其祭祀理論不僅處處參雜陰陽五行思想和讖緯學說，而祭祖行為更是配合了徵兆、符命、五德、天統之說。
這不僅符合專制帝國以道德治天下而不是制度治天下的統治需要，更重要的是，“尚老”本身就具有父權專制的底色，所以有利於維護集權統治。
某種意義上，專制集權，加上“半封閉的地理環境以及周邊民族文化上的普遍落後使中國早期文明遇到的挑戰較小，從而使它喪失了探索農業文明以外其他文明形式的動力，也喪失了自我劇烈變革的壓力”，導致了中華文明雖然早熟，但演變步伐在秦始皇一統六國之後也因此突然變慢下來。儘管有著不斷的循環更替，但都沒有本質性的變化。而這也成為了祖先崇拜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基礎。
相反，由於商業文明的突起，讓同為大河文明的兩河文明，在攜手中華文明走過一段路之後，開始分道揚鑣。
相比較東西流向，在同一個緯度線上，自然稟賦相似的長江、黃河文明，兩河是南北走向，跨越了不同緯度，也造成了上下游差異比較嚴重，就像南部蘇美爾當地幾乎沒有石頭或金屬，除了棕櫚、柳樹和白楊等不太好的建材，幾乎沒有木材。相反，今天的黎巴嫩就有很好的雪松。所以，它們如果有需要的話，也只能通過同北部上游的貿易而獲得。
【圖說：蘇美爾人當年的生活】
這也意味著，大商業尤其是長距離的遠途販運在蘇美爾社會中有很重要的地位。正因為大商業的社會化分工，容易讓血緣紐帶變得很脆弱。當血緣不再成為聯繫紐帶後，人群就尋找新的共同的信仰，這就令中東地區很快出現了巨大的神廟。它也進一步影響到了與之相近的歐洲大陸。
當西方人開始跪在神的面前時，我們的很多讀書人、知識分子卻抱著“光宗耀祖”的熱切之心，一輩子都皓首窮經，並做著“多年媳婦熬成婆”的美夢，而無暇他顧。
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很多年輕人才從“無抵抗主義者”“作揖主義者”，勇敢地向自己的家庭，乃至不合理的舊體制宣戰，進而成為了這個國家的自由的新民。
（未完待續）
採寫 | 王千馬（中國企業研究者，中國商業地理寫作第一人。出版有《重新發現上海1840-1949》、《海派再起》（海派系列）；《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寧波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商幫系列）；《新制造時代：李書福與吉利、沃爾沃的超級製造》、《玩美：紅星美凱龍30年獨家商業智慧》（企業官方傳記系列）；《紫菜爸爸》（人物傳記系列）；以及《大國出行：汽車裡的城市戰爭》（城市發現系列）等十數部作品，並主編有《無法獨活：致喂大的年輕人》、《不焦慮的青春》。
2017年，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根據《盤活：中國民間金融百年風雲》拍攝製作了五集紀錄片。2019年，“吾球商業地理”參與吳曉波頻道的12集紀錄片《地標70年》的拍攝合作，通過12箇中國地標見證新中國70年的風雨歷程！此外，“吾球商業地理”在2018年以及2019年兩度榮獲齊魯晚報•齊魯壹點“年度十大壹點號”稱號）
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網絡
編輯| 大腰精
製作 | 粉紅女佩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