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不要把快樂免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之上

幾乎任何遭受過性侵害或性騷擾的人都知道,除了事件本身帶來的創傷外,事件發生後外界對受害者的指責更會將人二次推入痛苦的深淵。


這樣的指責通常以質問的形式開始,比如問受害者穿了什麼衣服,是不是自己先做了什麼事,甚至為什麼不反擊。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 都是TA的錯 -


在「鍵盤俠」和「理中客」眼中,無論犯罪者年歲多大,多麼油膩猥瑣,多麼權力通天,都是受了引誘被反咬一口,都是單純無辜的小綿羊。而受害者,無論年紀多小,受傷害多深,都是老謀深算的心機婊。


儘管#MeToo運動的興起讓人們逐漸認識到這種質疑對受害者帶來的傷害,但每一次發生性侵事件後,受害者有罪論依然被一些自以為受過教育,但實際讀書不多的「鍵盤俠」和「理中客」們津津樂道。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實際上,無論是什麼樣的犯罪行為,我們指責受害者的傾向很可能與生俱來。


捫心自問,許多時候我們在知曉某個案件或傷害性事件後,都會下意識懷疑一定是受害者做了什麼才會導致悲劇發生。


受害者有罪論不僅是指將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推到受害者頭上,而更是心理上認為,悲劇有部分是受害者自身問題導致的。


比如當你的家人在大白天手機被偷,或是錢包被搶劫了,很可能你脫口而出的第一句話便是:

「怎麼回事?這麼不小心?」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在你自己還未意識到之前,你已經感覺受害者的行為是一切發生的導火索了。


這樣的感受和質問從某種程度上給到你自己以安慰,因為如果受害者行為導致了最終結局,那麼與受害者不同的我,至少是安全的。


儘管這種機制幫助我們在當下的一瞬間獲取了一些心理上的撫慰,但它同時也使受害者進一步邊緣化,為真正的犯罪者脫罪,長此以往,人們會越來越不敢挺身而出將真相說明。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正因如此,我們更需要了解受害者有罪論的心理根源,讓人們意識到:

譴責受害者並非是理智在發聲,而往往是一時的情緒讓我們說出自以為是的言論。


- 鍵盤俠的動機 -


很多時候,我們在網絡上看到的「鍵盤俠」與「理中客」的確無知又卑鄙,我們從他們對受害人的妄加指責中看到了一幅幅自鳴得意的嘴臉。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怪罪受害者的聲音並非完全出於惡意。


心理學家認為,我們怪罪受害者的傾向有時候反而源自於一種嚮往美好的心理需要:

我們迫切需要相信我們處在一個美好而公正的世界。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要理解這種心理,則需要理解我們人類是如何理解周圍世界的。


每天,我們被來自各方的信息和新聞所轟炸,而在海一般的信息中獲得最多關注的往往是那些聳人聽聞,讓人產生恐懼的信息。


關注新聞頭條,我們看見各地發生的衝突、死亡、甚至戰爭,更別提無處不在的盜竊、交通事故與惡性犯罪了。如果完全用理性思考,那我們的世界簡直處處充滿危險,畢竟,新聞中的任何一件事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如果你覺得因為負面新聞而整天擔驚受怕屬於杞人憂天,那麼是時候問問自己:

「為什麼我們會覺得擔心每天在各地發生的惡性事件和事故是杞人憂天呢?」


回答不外乎:

「因為這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離我很遙遠。」


如果你的回答也是如此,那麼下一個問題:

「為什麼這些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就不會發生在你身上呢?你到底有什麼特殊之處呢?」


針對個體這種沒由來的自信,心理學家Bulman認為人們普遍持有一種「積極假設世界觀」,即無論嘴上如何憤世嫉俗,大部分人意識中還是認為世界基本算是美好的,大部分還是好人,好人有好報,而自己恰巧也是個好人。

換句話說,人們相信世界總的來說還算公平。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大部分人在很小的時候便已經將這樣的觀念內化。當然,隨著閱歷增長,人們當然會意識到好人也會遭遇不幸。不過儘管我們理智上有這樣的認知,在內心深處,大部分人依然對世界是公平的這樣的理念有所執念。這也是為什麼許多文化中都有類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表達。


儘管這種善惡終有報的觀念可能很多時候是美好的一廂情願,但持有這種觀念並非一無是處,至少在心理和精神層面,這樣的想法給了我們一些慰藉。


想想吧,如果我們真的認為世界危險、不公、充滿惡人,那我們的生活得變得多麼抑鬱沮喪。善惡有報的正向想法幫助我們在一個充滿危險的世界依舊保持樂觀,快樂生活。我們的大腦也從而會想盡一切辦法將這樣的觀念保留。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而一項最近的心理學研究顯示,正因為我們需要相信世界是美好公平的,我們反而會傾向於貶低和譴責受害者。1


當不幸發生在和我們一樣的普通人身上時,我們這種積極假設的世界觀受到衝擊,善惡並不一定有報。如果這樣的人被性侵、攻擊、搶劫或毆打,那麼我們或身邊人也可能遭之同樣的境遇。


在令人不安的現實面前,為了尋求心理上的慰藉,不讓我們一直秉承的美好世界觀崩塌,我們從心理上與受害者做了割裂——

我和TA不一樣。TA一定是做了什麼,悲劇才會發生在TA身上。


於是,我們看到性侵之後,人們說那個受害者一定穿著不當,識人不明;

我們看到槍擊之後,人們說那個受害者一定與黑幫有染;

我們看到搶劫之後,人們說那個受害者一定錢財外露。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我和TA們不一樣,這些才不會發生在我身上,畢竟,善惡終有報。鍵盤俠悠悠吐出菸圈。


從某種程度上,這種受害者有罪論的心理將自我一時的心理慰藉建立在了他人的痛苦之上。無論鍵盤俠們如何理論,事實都無法改變:

應該為犯罪和暴力行為負責的永遠都是肇事者,而不是受害者!


- 什麼是解藥 -


幸運的是,產生受害者有罪論的心理並非不可避免,同理心就是最好的解毒劑。


研究者們發現,當人們被要求想象如果自己經歷了受害者同樣的遭遇會如何時,人們會產生更為強烈的共鳴,也更易消除譴責受害者的傾向。2


在另一項研究中,研究者給大學生們完成了一系列心理測驗,測量他們的同理心水平。結果表明,同理心更強的人傾向於以更善意的眼光看待性侵受害者,而缺少同理能力的人往往以更負面的眼光看待受害者。3


為什麼性侵事件後他們說受害者有罪?


因此,當下一次你發現自己又開始對受害者評頭論足時,不妨停下來先想一想自己的言論,因為正是這樣的言論,在給越來越多的犯罪者通行證。


而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受害者是否應該為自己的悲劇負責,那麼請先捫心自問:

「如果我/我父母/我孩子是受害者,我會感覺如何?」


只有當我們開始懂得同理,而不是一味歸咎於受害者,我們才可能真正實現一個公正的世界。


1. Lerner, Melvin J. (1980)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In: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erspectives in Social Psychology. Springer, Boston, MA
2. Aderman, D., Brehm, S. S., & Katz, L. B. (1974). Empathic observation of an innocent victim: The just world revisite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9(3). 342-347.
3. Sakallı-Uğurlu, N., Yalçın, Z.S. & Glick, P. (2007) Ambivalent Sexism,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Empathy as Predictors of Turkish Students' Attitudes Toward Rape Victims. Sex Roles, 57. 512-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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