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革命，很多人立刻会联想到的关键词是“激进”。
美国学者邓恩（Susan Dunn）的著作《姊妹革命——法国的闪电与美国的阳光》（Sister Revolutions: French Lightning, American Light），其可贵之处在于指出不同国家的革命形态，并非一式一样，后续的政治发展也有所不同。这本书研究的，是同样发生于18世纪的美国与法国革命。
两地革命目标不一 徘徊于现实与理想之间
用邓恩的说法，美国革命目标相对保守，在于“复归”——要回到权利与自由未被英王与英国国会破坏之时。
法国的革命，却旨在彻底改变国家法律、政治与社会结构，要完全与过去决裂。
两场革命目标如此不同，与背后推动者的背景以及政治观不同有关。
美国革命源自建制精英，在1787年费城制宪大会，大部分出席的代表都曾受高等教育，且有政治实战经验，曾在自治政府工作。
法国大革命的推动者，却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文人。在建制之外，欠缺制度运作经验。邓恩引用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观察，指法国大革命失败的一个主因，正源于文人被排拒于旧制度外，无实质政治经验而衍生乌托邦理论。
因为这个背景差异，令美国革命倾向渐进式改革，不完全拒绝过去的经验与制度，法国大革命则相对激烈。
有国才有家 还是有家才有国？
两场革命的激烈程度不一，也表现在革命推动者对“统一”的看法。
被喻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政治争论与冲突能为美国提供活力，强行统一意见并不可取。因此麦迪逊设计联邦政府时，并没有着眼集中权力，重视制衡。他的理念是：“野心必须以相对应的野心来制约”，故此设计了有两个立法权的议院体系。换句话说，他为政治党争制造了制度空间。
受起草《美国独立宣言》的开国元勋——托马斯·杰佛逊——影响，麦迪逊认同司法机关应有监察立法机关的权力，且公众也应有权利意识，维持自由政府，因此大力支持《美国权利法案》，终在 1791 年 12 月 15 日，成为正式成为美国宪法一部分。（《美国权利法案》是美国宪法第 1 条至第 10 条修正案统称，用以补充宪法正文中没有明确列举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并限制政府司法权力等。）
法国大革命之中，“爱国”是重要主调，“国家一致”成为重要政治议题。因此，法国革命理论之中，敌我意识分明——要么是“革命朋友”与“爱国者”，要么是“敌人”与“叛徒”。
邓恩再次引用托克维尔，指：
在人民集体狂欢之中，在为革命事业共同献身的快感之中……根本就没有反对与冲突的空间。
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结果，法国大革命牺牲了多元与民主。强调一致，衍生了罗伯斯皮尔为首的断头台恐怖政治。他曾言道：
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实时的、严厉的、不屈不挠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
罗伯斯皮尔 Maximilien Robespierre（1758－1794）
强调一致，也令法国《人权宣言》有颇为浓厚的集体主义、以国家为本位的意识。按邓恩的观点，《人权宣言》的前设是尽量避免“利己”的个人或小组织危害“国家和谐”与“集体利益”，与美国《权利法案》保护个体与少数派的出发点相反。
改革比革命好？别被理想主义蒙蔽
在本书结尾处，邓恩这样说：
从中国到古巴，从新加坡到伊朗，这些国家都能受益于姊妹革命的历史和政治先例。
邓恩 Susan Dunn（1954－）
世界能从这两场革命得到启发之处，起码有两点：
第一，有种相当流行的说法，是改革（reform）比革命（revolution）好，原因是前者强调渐进改变、比后者温和、因此能避免激进之弊端。
这种看法的盲点，在于没有注意到，不同时空下的革命，可以因推动者背景差异，而有不同的目标与性质。美国革命的推动者，主要是有建制经验的地方精英，其着眼点在于“复归”而非大跃进式变革，本质其实颇接近于改革。
第二，革命往往被披上理想主义情怀的外衣，但其复杂过程——路线以及处理手法的分歧——却易被忽略。
美、法革命比较的一大启示是，集体主义意识美其名是“团结就是力量”，贬压各种行动路线之尝试，只会通往新炼狱，而非理想国，法国断头台恐怖政治是警世借镜。
本文作者：书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