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学者，是间谍，是游客，
他带来知识，同时也带来灾难，
今天再次审视，他还带来新的启示。
李希霍芬这个名字，可能多数人不大熟悉，但在学界他实在赫赫有名，这位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的德国地理、地质学家，与中国关系密切。
他在1868年到1872年间，先后七次赴中国各处进行实地考察并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其中就有黄土高原“风成说”理论、提出“丝绸之路”概念、首示“罗布泊”位置、景德镇“高岭土”命名、定义“四川红色盆地”等等，这些成果自始至今都在强烈影响着中国相关学科的理论与实践。
李希霍芬
（一）对李希霍芬的典型评价
对于李希霍芬的学术贡献，用翁文灏的话来讲：“中国地质学之巩固基础，实由德人李希霍芬氏奠之……李氏对于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及地文之观念，其伟大之贡献，实无其他地质学家足与伦比。”翁氏是中国首个地质学博士，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地质学先驱，他对李氏的评价代表着民国地质界的普遍看法。
国内同期第一代地质学家之一的章鸿钊，在他的《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中写道：“他们关于中国地质方面都有过相当的报告，但远不如德人李希霍芬氏踏查之普遍，著述之精深而博大。”这里的“他们”，是指当时进入中国考察的其他外籍人士，如美国人庞培莱（R.Pumpelly）、法国人戴维（A.David）、英国人金斯密尔（T.W.Kingsmill）等。
另一位中国地质的前驱者丁文江，直接把李氏的话“中国书生性质迟钝，无处不为一切进取之障碍而无以弃其旧有之偏见。此辈视跋涉为苦事，以地质学家之生活为有失人生之庄严。”引入《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的第一号之发刊词，用以激励年轻的中国地质人。
相对于学者们对专业大牛的景仰，鲁迅的认知显得入木三分。他认为，李氏的考察成果让当时中国以“世界第一石炭国之名，乃大噪于世界”，其真实目的是在向德帝献策“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后果便是“盖自利氏（按指李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尽管鲁迅深刻认识到李氏们的真实面目是“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但最终也只能发出“吾同胞其奈何？”的叹息。
如此争议，实因李氏同时具备的“学术引导力”与“助战破坏力”，150年前，拥有卓越禀赋的他用三只眼看中国，自觉自愿地背负起时代赋予的国家级掠夺使命，顺利完成并由其国付诸实践。
鲁迅
（二）李希霍芬其人其事
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年5月5日出生在普鲁士西里西亚省，小城卡尔斯鲁厄的一个贵族家庭，1850-1856年就读于勃来斯劳和柏林大学，先后学习化学、矿物学及地质学，他的矿物学老师古斯塔夫罗赛曾与近代地理学创建人之一的洪堡到中亚考察，这可能是他后来着眼于亚洲大陆的原因之一。1856年博士毕业后，他在南提罗尔、阿尔卑斯山区、喀尔巴阡、西本必根等地积累工作经验并初露锋芒。
1860年，机会降临。是年，普鲁士政府派大使奥伦勃克去东亚，与中国、日本、泰国商定商约，同去的还有亚考纳号、泰提斯号、佛罗劳普号三艘军舰，以及以地质学家身份上船的李希霍芬。
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实际情况都不允许外国人在内陆随意活动，而奥伦勃克又留在北京讨论，李氏在海边稍作停留便去东南亚作了两年旅行，他到过台湾、菲律宾、西里伯、爪洼、泰国，以及印度、毛淡棉等地。
1862年，李氏离开亚洲去了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并在那里待了六年，期间他曾在金矿勘察方面有所建树，但相对简约的地质环境和研究条件并不对他的胃口。1868年初，东亚的情形已有所便利，他拟定了考察中国大陆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美国地理学家惠特尼的赞同，在加利福尼亚银行的经费支持下，他启程去中国施展抱负，后来的经费支持者为上海欧美商会，条件是他必须提供完整的实地考察报告。
不知是在普鲁士还是在美国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关于中国各方面知识储备，抑或是边走边学？总之他后来在著述中良好地展现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知，这或许又是一个让他执着于中国的原因。
1868年9月，李氏来到上海，并以此为起点，至1872年10月共作了七次大的考察旅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包括上海、江苏、浙江、湖北、安徽、江西、广东、湖南、河南、山西、河北、陕西、四川等地，除在1870年9月至1871年5月赴日本考察之外，其余时间都在中国。
1872年12月，李氏踏上阔别12年的故土，此时德意志国已于头年建立，新政府对科研的全力支持，给他带来充足的资金和施展空间，他被选为柏林地理学会会长，并逐渐把精力放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上。1877和1881年，李氏完成了《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简称《中国》）一、二两卷，奠定他日后学术地位的重要内容。
他从时空维度引序山脉构造、气候形成、河流分布、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和影响，阐释如何认知中国与亚洲大陆尤其是中亚的关系，详载中国华北等处的考察成果，其中包括“中国的黄土层是由中亚吹来的大量尘土而成”这个著名的黄土“风成说”，以及把中国古书《禹贡》认识为“极有价值的符合当时的国定地理”的地理化重构等等充满才思的论断。
《中国》一书共五卷，其它三卷由李氏的学生及友人完成，包括他的《中国旅行日记》，最后也是由学生整理出版，在这之前，上海欧美商会把他的考察报告辑录成《李希霍芬男爵尺牍（书信集）》出版，三者内容均有密切联系。
此外，他还亲著有《探险指南》、《今日地理学之任务及其方法》等文献与讲稿，主导建设了海洋学馆及海洋博物馆，并在1899年作为大会主席在柏林举行了第七届国际地理大会，如果说《中国》一书占用他后半生大部分时间，那频繁的学术活动则消耗他太多精力。
1905年10月5日，李希霍芬在柏林病逝，享年72岁。
《中国》封面
（三）李希霍芬和“四川红色盆地”
李希霍芬的中国考察之行时间长，范围广，成果既多且优，在早期来华的外籍人士中是首屈一指的，尤对中国地质学的影响空前，所以章鸿钊等人才会对他有前述盛赞。
同“丝绸之路”、“罗布泊”、“高岭土”、“泰山系”相比，李氏与“四川红色盆地”之间的故事略鲜提及。他在1872年到四川，即七次大旅行中的最后一次，2月2日由陕入川，历经广元、绵阳、德阳、成都、雅安、乐山、宜宾和重庆，4月30日由长江出川至武汉，在5月21日回到上海之后约又过了五个月便启程回国了。
在川境行进的三个月时间里，他用三只眼审视着巴蜀的一切：学者之眼、间谍之眼和游客之眼。1.学者之眼
地理和地质是李氏的本职，跟他到过的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当时四川这块近代地理地质学的处女地，只要肯动笔，一定能在这张白纸上留下墨迹。
李氏每到一地，都会本能地察看地形地貌，对山石、河流、道路、动植、居民、行人、物产皆加留心。他刚走进四川，就收获一个惊喜，从五丁关以南的大巴山河谷开始，很容易便能搜集到丰富的化石，特别是神宣驿一段（今广元宣和乡附近），“巨大的珊瑚石到处都是，完全裸露在外且保存完好”，是他“在中国见到的最丰富的化石区”。
当他站在广元县地回望走过的路，“首先看到的是煤炭层形成的低矮的排列得很规则的丘陵地带……丘陵后面是较老岩层形成的更高的深色山脉，轮廓线又长又平，对应着漫长的山脊”。
在七曲山北部的上亭铺，他眺望到一个“巨大平坦的盆地”，并借助水准仪发现了西侧的等高线与东侧的分水岭位于同一高度，“保留着高地的特征”，但南边的高度有所降低，“北边仍旧能看到高山买的前山”，显然他看到了盆地四周的山脉。入川后他还发现了数量众多但品种稀少的蜗牛，“局限于三四种蜗牛、两三种豆螺和一种烟馆螺”，到梓潼县时他终于结束了连日的山路行程。
类似种种细致的地质观察，在李氏的著作中比比皆是，正是这些水滴般之累积，才能得出汪洋般之结论。
他分析四川盆地的地层、构造及矿藏，推理沉积、风化等过程，建立了“广元煤系”，把盆底表面的红砂岩层命名为“红色盆地系”，并将该层划入白垩系，以此首提“四川红色盆地”概念，并勾勒出其大体范围。
单从四川盆地讲，是地形上的直观认识，即四周高中间低平。但加上“红色”二字，就是从地质上认知了，蕴含着构造、年代、系统、演变等诸多信息，包括后来发展出的赤盆地、紫色盆地、信封盆地等说法都属地质认知范畴。李氏眼中的红色盆地范围，东南界由湖北秭归县，经重庆綦江区，至泸州叙永县；西界从宜宾屏山县，经乐山犍为县，至雅安，延至都江堰，再到绵阳平武县；北界不连续，大致是从绵阳平武到湖北秭归。
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局限，同李氏对中国其它地区提出的地理地质观点一样，对四川的一些认知也存在偏差或错误，但其基本论断和基础框架被延用下来，后经劳策、奥布鲁契夫、杜克劳斯、维理斯、阿本丹农、林仪一郎等外籍学者，以及丁文江、翁文灏、赵亚曾、黄汲清、李春昱、谭锡畴、谢家荣、侯德封、厉鼎勋、李四光、刘增乾、喻成炳等中国学者的更定与完善，
最终才形成了今天四川盆地的理论阐述，并建立起完整的地质演变序列，于此，李氏功不可没。
李氏著作插图
2.间谍之眼
鲁迅先生说李希霍芬这类人是导致“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一点不为过。早年进入中国的各国外籍人士，不管是传教、传学还是援助，都带着明确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目的，资源掠夺就是其中之一。
李氏是其中的代表，虽说他的著作中更多体现出一个“理科生”超乎寻常的文字功底，表达清晰、语言优美、描述细腻，但在表达中国考察的原始动机时，赤裸裸的句子俨然彰显着殖民者的野心。
比如他在《中国》一书中，强调德国要注意华北门户胶州湾的战略重要性，鼓吹中德两国应有更密切的联系，甚至为山东和胶州湾出了专述，在《华北大地质及地理图》中清晰地勾画出潜在宝藏。他还认为德国应在舟山找到立足点，因为其战略地位极佳，是长三角、江苏、浙江等区的交汇辐射区，可以获得香港、澳门一样的效果。
在李氏对四川的相关记载中，煤炭、煤层、盐卤等词多次出现，虽然同许多优美细腻的文字为伍，但终究还是挡不住背后闪烁着贪婪的目光，让人明显体会到为国谋利的极为理性的自豪，哪怕是一介书生，一旦拥有这样的自豪，他所体现出来的倍增战斗力亦是惊人的，而这种自豪之于被掠者，往往意味着更大的伤害力。
李氏著作插图
3.游客之眼
如果单从一个旅行者的身份来看，相较于学者的枯燥和间谍的凝重，李氏堪称极为合格的游客，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存在。即便是游客，也有正反两面，有对风景的欣赏，也有对人事的吐槽，只是他在四川的吐槽相对少了许多。
对于四川的风景，李氏是很喜欢的，和他直白的掠夺表露方式一样，他对四川风景的赞美也是开门见山，一进四川便说“四川的风景和人物迄今为止都让人觉得无可挑剔，风景十分诱人”，“这是一次十分享受的旅行，就风景而言有很多壮丽的景色，就地质考察而言也十分有意思。”与他在其他地方碰到的脏乱差而带来的糟糕心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对川内城市的赞美也常常情不自禁，他说绵阳城“充满活力，纯洁，建设的很好，看起十分富裕”，同样赞美广汉和新都，当他踏上成都平原后，一连用了五个极端形容词，他认为这里是中国“最兴旺、最富有教养、最文明、最具生产力、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如果不是结尾的“之一”，很怀疑他在用糖衣炮弹（但他的读者群明显不是中国人，好像用不上），并称这是一个“巨大的乐园”。
他对四川人的记录也着墨颇多，有意思的是，在他的眼光里，四川人总有一种超然的感觉，不同于盆地外的人，自成一体，甚至在川北山区里的农村人对他这个外国佬都不好奇，在城市中就更不用说了，不带辫子、不穿汉服照样招摇过市，没人围观（邛崃和雅安除外，他对这两个地方有心理阴影），四川人淳朴热情，善解人意是他的最大感受，就连坐船渡河也不会收小费，竟说在中国是第一次遇到（难道当时在国内其他地方渡河要收小费？）。
更加有趣的是，他还描述了一个关于四川女人的细节，“妇女在这里的地位整体比中国其他地方要高”，看来四川出耙耳朵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这里的女人干活也多，做生意时大大方方地算账收费，既能干且勤快，从古至今川妹子都经得起表扬。
除上述外，李希霍芬对四川的农作物、商品贸易、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甚至行政活动、历史典故皆有许多细致入微的表述，涉及面相当宽泛。
李氏著作插图
（四）结语
实际上，李希霍芬当时不仅用三只眼看四川，也在用三只眼看中国。对其成果，除了专家学者们首肯的学术性之外，我更看重其史料性。对其人的是非功过，今已无须赘述，前人早有精准评判。
简而言之，李氏之于中国，就像之前讲到的那样，同时具有极强的“学术引导力”与“助战破坏力”，前者带来了新的知识，后者带走了我们的资源，也摧垮了一个时代。
在这两个力之外，我还充分感受到第三个力的存在，即“自我审视力”。
李氏文字中浮现出的150年前四川之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历史地理，虽在时间上与5000千年相比太短，但特色鲜明，新意勃发，皆不见于原有的巴蜀知识体系，扬子云、苏子瞻、杨用修不曾有过，陈承祚、常道将、傅樵村亦不曾有过。反之，巴蜀前人有的，李氏们也没有，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认知系统。
这样的截然不同，时刻提醒着我们，不管是在步履维艰的过去，还是在大步流星的现在，都应保持高度的自我审视，审视头顶之苍穹，审视脚下之坤舆，审视原生之精糟，审视外来之利弊，尽可能守护本属于自身之优势，以此为基石而汲取外部之长处，才能避免要借他人之眼来审视自我的尴尬和被动，或许这是李氏及其成果带来的另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希霍芬《中国》
2.李希霍芬《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
3.翁文灏《李希霍芬与中国之地质工作》
4.章鸿钊《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
5.鲁迅《中国地质略论》
6.迪金森《近代地理学创建人》
（全文完）
盆地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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