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2年初春的一天晚上，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皇觉寺里的小沙弥朱元璋像平常一样在大雄宝殿中打扫整理。朱元璋有一个发小叫汤和，他们俩从小一起在地上爬泥巴，饿极了偷地主家粮食。他没有朱元璋这样的机遇，进不了寺院，只好去做了土匪。这天晚上，朱元璋一直琢磨着前几日汤和给他的口信。一个月前，定远人郭子兴和孙德崖在濠州起兵造反。元朝派彻里不花进剿濠州，彻里不花不敢接战，整日里俘杀无辜百姓，敷衍朝廷邀赏。汤和对自己不担心，因为他早就参加了起义军，并担任了小头目。但他想起了朱元璋，就派人来拉发小入伙。
但是，朱元璋不想造反。因为朱元璋祖祖辈辈都是老实巴交的传统农民。农耕经济最需要稳定的环境，所以农民的性格是忍耐、保守、厌恶变动。只要能够维持基本生存，他们就绝不会造反。因此，尽管小沙弥的生活在后人眼中是难以忍受的，但朱元璋还是相对满意。
但朱元璋又不能在皇觉寺再待下去了，因为其他同是农民出身的和尚谋划着向元朝官府告发朱元璋和起义军勾结以求自保。在微弱的烛光下，朱元璋围着大殿又走了好几圈，突然停住。这一瞬间，朱元璋的思想完成了破茧成蝶的巨变。《明史》只用两个字描述了朱元璋的心态巨变∶大喜。
朱元璋作出决定的过程，可以说是充分表现出了我国农民的苦难、无助、坚忍与与觉醒。他们饱受生活重压，这迫使他们按部就班地走完人生，没有时间去思考为什么要这样做，应不应该这样做。
仔细发现就能看出，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农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在朝廷的指引下，能够平稳地从摇篮走向坟墓。朱元璋骨子深处始终是个农民，在他的思想里，只要人人都耕耘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天下就能够太平长安了。
所以，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努力建立农民的乌托邦，试图将整个明帝国都划入可以控制的范畴之内。朱元璋规定，任何人若要离乡外出百里之外，都需要事先去官府登记。还规定各地百姓一旦遇到生人，要仔细检查他的通行证。
明朝还给官僚阶层规定了最刻薄、最严格的待遇。著名的清官海瑞之所以自己种菜，让妻子纺织，并不是他故作清廉，而是朝廷的待遇就只能让一个官员保持这样的水平。这一切都源自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观念。朱元璋认为，官府和官吏们对百姓的压榨是对农民生活的最大威胁和破坏。所以，为了保证明王朝的延续，从思想和行动上，朱元璋都站在了官吏的对立面上。朱元璋非常清楚农民，广大农民稳定的生活一旦被彻底打破，最低的生活水平得不到保证，就会揭竿而起。只要农民每天还有一碗稀粥喝，晚上有稻草堆可以躺，没有农民愿意冒险造反。
一个王朝，从政治腐败到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之间有着数十年之久的间隙，这也是农民忍耐力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大旱大水、蝗虫决堤等其他因素，间隙时间就会大大缩短。农民一旦被逼上绝路，那就是全天下的沸腾和动荡。
历代农民起义者的口号，性质都十分相似。从陈胜吴广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这些口号的背后很真实的反应了我国农民一个最简单的需求，那就是生活。
周而复始的农民起义埋葬了一个又一个腐朽的王朝。然而，享受胜利的果实往往不是农民。这些朴实的农民抱着恢复田园生活的目的起义。但秩序重新恢复之后，他们也就要重新回到农田中去了。在起义的过程中，农民阶级提不出新的社会建设构想，形成不了新的政治组织，也就不能完成大乱之后大治和社会重建的任务，只能作为改朝换代的参加者。大规模农民大起义为新的政治势力上台扫清了道路，新的政治势力给农民做出了部分的纠正，但继之而起的王朝与旧王朝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新的王朝逐渐变旧，成为新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对象。这是农民的悲剧，也是我国古代历史的另一条规律。
在金字塔的封建等级体制之中，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却丝毫没有改变。真正享受农民起义成果的是地主和知识分子阶级。而大部分人，在面对汹涌而来的起义，思考的是如果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自己成为起义的一员，因为农民阶级本身的缺点，这些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参与者往往能占据农民起义的领导地位。古代历史上，真正出身农民的皇帝只有朱元璋一人。但是当他还只是割据江东的军阀的时候，就急于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划清界限。
其实，这些事实只要仔细翻阅资料就能得知。在秦末农民起义时，孔子后裔孔甲参加了陈胜吴广的军队，山东起义军领袖李密是隋朝高层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著名诗人皮日休参加了黄巢的军队，而黄巢本人也是个知识分子；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中，重要谋士李岩也是出身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可以说，正反双方战斗的主力全都是农民，但领袖却都无一例外的都是出身社会上层的精英分子。
对于朴实的农民们来说，造反不过就是放下锄头，拿起标枪的事。但这些农民起义者们，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上层，绝大多数不过都是别人的牺牲品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