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难以想象的事实是，在日本，对于强奸定义的相关法律法规还是一百年前所定下的，只要被害人不提出控告，那么施害者就不必对所犯下的性暴力事件承担责任。 最近中国，诸如此类的性暴力事件披露在公众的视野下，人们开始对这一话题有了更多的讨论，在微博相关案件的评论区里总会有人问道：“她是不是处女？”
而作为作者的伊藤诗织也因为本次案件被警员一而再再而三的质问过，伊藤诗织不禁疑惑：这和我的案件，有什么关系吗？这种伴随着质问事件细节和对受害者本身的质疑都有一个专业名词，“二次强奸”。
这看似是一个恰好的疑问，因为在东方暧昧的性文化体系中，人们认为女性所受到的伤害可以由原本的经验作为抚平伤疤的药膏来缓解，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其说强奸在东方语境中所带有的情色性质，不如说由于人们的折衷心理，性暴力事件从未真正的在东亚文化中成为社会性话题的一部分。
如果你同样与笔者有一样的问题，那么这本伊藤诗织所著的《黑箱》恰好可以解开你内心的疑惑，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日本整个社会认知的伊藤诗织，详细的本书中记录了从遭遇性侵到勇敢上诉的全部过程。对于一个私人事件背后揭露开的日本司法界的腐败、社会风气对于受害者的问责，人们大众普遍的错误认知，《黑箱》是这样一本压倒性的纪实文学。
本书记载了作者伊藤诗织在美国见到了日本媒体新闻电视台的高管山口敬之，被对方以‘相谈工作’为由进行了迷奸，由此伊藤诗织开始了漫长的诉求公正之旅。
我不是“完美受害者”
对于如何塑造完美受害者的经验，日本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国家。伊藤诗织在《黑箱》中这样写道，在接受各方记者的采访时，警员对她说：“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
伊藤诗织认为，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受害者自身应当保持羸弱、洁白无暇的特质，这样大众才会同情受害者。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在日本、美国都取得过十分优越的工作表现的伊藤诗织这才认识到，媒体对于受害者的报道方向从来都是倾向于将受害者塑造为柔弱、瓷娃娃般，这种目标就应当会受到侵犯，它自身需要做好准备。
2017年，伊藤诗织筹备此书的同时接受了英国BBC纪录片制作组的访问，在整个纪录片中，她极其淡定，没有哭泣，而是凝视着镜头，平静的讲出了自己所受到的一切待遇。英国人不明白，为何一个如此严重的案件，会拖延到多少年，只需要上诉、法庭判决，施害者就可以得到正义的审判。
但事实并非如此，对伊藤诗织实施性侵犯的山口敬之是日本TBS电视台的高官，并且在媒体面前称：自己与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在进行调查的过程中，明明已经向法院提交了上诉书，却被驳回，这其中掺杂着多少诡异的交易，恐怕只有山口敬之心知肚明。
不管怎么看，伊藤诗织都不是一个传统的“完美受害者”，更加确切的原因是她是第一位在日本史上公开自己的姓名与长相控诉强奸案件的受害者。且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她辗转去过60多个国家，采访过许多不同的人，也正是如此，她以“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羸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为宗旨，站了出来。
每个人都讨厌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国家，存在太多把公开讨论性侵视为禁忌的人。 这样的人，究竟是在保护谁免于谁的伤害？
东亚语境中羞耻的黑箱
本书所有一切的概念全部来源于“黑箱”，它的意思是一切行为都发生在一个私密空间里，就像一个大大的黑色匣子，具体发生了什么外面的人不清楚，也无法真正的了解过程。黑箱不仅代表了伊藤诗织所经历的事件，还囊括了东亚文化的社会氛围。
因为知道受到侵犯的人大多都会乖乖闭嘴，所以性侵者肆无忌惮的施下恶行，并不是罕见的事情。在遭受侵犯过程中，伊藤甚至无法脱口说出狠话来拒绝山口放肆的行为：
“事发之后我也曾想过，对即将成为自己上司的山口，我一直用的都是敬语。女性面对比自己年长、位高的男性时，可以使用的平等抗议性语句，我却无法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或许日语里原本就不存在这样的语句。 然而，在此之前，我留学海外，每当有人半开玩笑地请求‘教我几句日语的骂人话吧’，我却总是回答‘日语里没有那样的脏话’，并且对此深感自豪。”
在书中，伊藤诗织受到侵犯后与山口敬之发邮件，还依然用了：“您辛苦了。”如此之类的话语，无法直白的说出自己感受、感到耻辱成为了性暴力受害者最为痛苦的根源。
在许多日本的情色作品中，女性的话语权一直都是一个具有着诱惑性、反向暗示性的角色，当作品中出现“不要”，在男性的视角却是“要。”没有人把女性的拒绝作为拒绝，而是自我遐想为暧昧、优柔寡断的渴望。别说是性行为中的言语许可了，连明确的言语拒绝都被视为害羞、故作矜持的姿态。
在《房思琪的乐园》中，作者将受害者称为精致漂亮的洋娃娃，遭遇到性侵时会乖乖的缝上自己的嘴巴，因为个人、家庭及整个社会，都将这件事情视为耻辱。社会的风气即是如此，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人们会将受到侵害的身体具象化，视作品格、贞操，逼迫受害者不断的反省自我，从个体开始解离。
考虑到中国与日本的文化相通之处，在本书中能显而易见的发现许多与中国相同的地方，从生下来女性就被教导要相夫教子，懂得什么是耻辱，什么是安静守本分。以“家庭女性”为模板塑造的中日韩女性，受到了如此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影响，在如此特殊的事件中也害怕沦为笑柄，从而失去了反抗不公的能力。
聚焦的意义：“说出来”
在《黑箱》中我们能够看到，伊藤诗织之所以能够得到公正的判决，都是因为她长期以来的坚持，不管是因为证据不足而不能立案，还是因为上诉被悄无声息的否决，家里人对决定的不支持，伊藤诗织都没有放弃过。不管是她与媒体对话，召开新闻发布会，还是利用自己作为记者的优秀职能联系人脉，都遭遇过或多或少的非议。
无独有偶，即使在一些法律健全的国家，受害者也有可能因为警方的调查与他人的非议而放弃上诉，对于被强奸的伤疤会一直伴随着受害者度过终生，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坚持下去，那么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伊藤诗织回忆，在召开新闻发布会后人们将她与日本政党民进党联系到了一起，
说自己背后有大人物支持，自己的个人信息被公开出来，社交网站与邮箱里涌来的是数不清的谩骂和指责。即使所有人都不支持她，她依旧坚持到了最后。
在法院公开山口敬之裁决的时刻，伊藤诗织坐在法庭中的记者席，
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淡定的记录着气急败坏的山口敬之，她的目光如炬，穿过正在愤愤不平的山口，望向了世界上千万位女性。在书中她这样阐述了作为新闻记者的使命：“追踪谜题。追究事实。奔波于现场。那里有人。竭力玲听人的请。有时来自受害者。有时来自遗属。他们的灵魂布满伤痕。他们的感觉无比敏锐。因媒体报道而备受困扰和伤害的人，更是如化我们应当做的是，设法靠近这样的灵魂，聆听他们微弱的声音，转达他们的话语。 “拥有权力与头衔的人发出的怒吼，即使置之不理，也会响彻人间。然而，那些孱弱细小的声音却不一样，它们无法抵达国民或世人的耳中。成为传递这种声音的桥梁，或许才是新闻报道的使命。”
伊藤诗织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作为一名勇敢站出来的女性，对抗了整个父权社会，并且发出了比以往都要响亮的呐喊，黑箱事件在日本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甚至推动了日本司法的改革。
在《日本之耻》的纪录片中，有个老奶奶被主持人询问是否知道伊藤诗织，老奶奶看了几次照片都摇摇头，后来被提及黑箱事件才恍然大悟：“那你要跟我说是哪个被强奸的女孩子呀！”
伊藤诗织则爽朗的在主持人的镜头前大声回答：“没错，是我，被强奸的那个女孩。”
《黑箱》所存在的意义是，抛开美化的文字，将所有现实血淋淋的呈现在读者眼前，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想起《黑箱》，我们应设定一种全新的语境，在那个语境里，女孩说要才是要，说不要才是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