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因制度、文化的塗毒而顯得愚昧和麻木。他開的藥方是：自我覺醒。那麼，如何覺醒？與自己棄醫從文的經歷相似，魯迅寄希望於無數的“迅哥兒”、“我”，這些知識精英們，從“看客”積極轉變為引導者，投身到社會教育中，喚醒民眾。
趙五貞女士自殺事件中，毛澤東評論表示，她自殺的“元兇”是環境：社會與趙、吳兩家形成的“三面鐵網”，將她牢牢困住，讓她無處可逃；自我覺醒後，亦無處可去。因此，毛澤東的解決之道是：社會革命。建立一個“新天地”，容其“逃亡棲身”，她追求自由的舉動也應當被視為榮譽。
魯迅認為個人要提高自己的力量，才能爭取更大的生存空間，是一種改良主義。毛澤東則認為，社會這口“大缸”，從設計上就要給人們留有生存的空間，是一種革命主義。
對同一類社會問題的解讀或解決，這兩種傾向依然存在。譬如網絡自殺問題，心理醫學主要是對症下藥，改善個體的身心狀況；社會工作則更傾向於改變求助者社會關係（權力），提供社會保障（制度）來解決。
魯迅說，對於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毛澤東認為，“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兩種主張並不衝突，它們可以互為補充，豐富彼此的內涵，合力開拓實踐的方向。
那麼問題來了：
學業、就業的問題，是個人還是環境的？養老要不要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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