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301调查”，指的是美国政府根据其1974年颁布的《贸易法》中第301条之规定。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的“不合理或不公正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可建议美国总统对贸易国，采取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手段以实施单边制裁。向来自诩倡导“自由贸易”的美国之所以会出台带有如此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法令，很大程度上是缘于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制造”对美国的巨大威胁。
日本于1955年加入“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缩写为“GATT”)后，其制造业迅速崛起、对美出口更是增长迅速。大量日本产品的涌入和巨额的贸易逆差。令美国与美国之间频繁的爆发贸易摩擦。尽管利用自身政治和军事上压倒性优势，美国每每都逼迫日本通过自愿限制产品出口的方式向自己做出让步。但美、日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在美国看来，日本产品在美国的大行其道，完全是日本企业依托其政府给予的高额出口补贴，以远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向美国倾销商品所致。
得益于传统东亚文化的浸润和较早引入西方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日本纺织业发展迅猛
由于日本商品的低廉价格，在美国广受欢迎，令美国纺织业受到严重冲击。但面对着不断流失的市场份额，美国纺织企业不愿承认日本在纺织领域的优势，相反将一切归罪于其日本同行对雇员的压榨及其背后的政府出口补贴。并通过“院外游说”、游行示威等方式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而美国政府则在开展了所谓“反倾销调查”之后，向日本政府发出即将对其纺织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的外交照会。为了缓解同进口国之间日趋严重的贸易摩擦，日本政府最终决定自1956年1月开始对出口美国的纺织品实行“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缩写为“VER”)。1957年日、美两国政府更通过签署为期5年的《日美纺织品协议》，将日本每年向美国出口棉纺织品控制2.13亿平方米之内。
美国对日本纺织品实行的贸易限制，虽然在第一程度上保护了本国纺织工业，但也正是在这种“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手段之下，美国纺织企业长期不思进取，最终导致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对从美国引进合成纤维技术的吸收和改进，反而成为美国主要合成纤维产品的出口国。至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三分之一的毛衣、四分之一的衬衫均为“日本制造”。美国政府只能再度出面，于1971年与日本签署《日美纺织品协定》，要求日本将此前对纺织品实行的“自愿出口限制”扩展至聚酯长纤维产品领域。
美国政府连续迫使日本在纺织品出口领域的自我抑制，虽然在短期内似乎一劳永逸的解决了问题。但长远来看却无形之中推动了日本经济的产业升级。除了纺织行业从天然纤维转向更为高端的人造化学纤维之外，纺织品贸易受阻，也令日本加快了其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工业结构便从昔日以轻纺工业品为中心转为以钢铁等重化工业品为中心急剧转化。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钢铁产品在日本出口商品的构成中所占比例已高达28.4％。而其中50%进入了美国市场。
作为一个本土煤、铁资源都极度匮乏的岛国，日本本不适合发展钢铁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曾倾尽全力，试图构建一个强大的军事重工体系。但这一幻梦最终却受制于自身自然环境的局限性和战争局势的发展而破灭。日本的钢铁工业更几近瘫痪。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强大的工业实力，日本曾一度倍感自卑。谁也不曾想到不到30年的时间，日本便一跃成为了年钢产量达上亿吨的工业大国。而曾经凭借着工业优势击败日本的美国，此时却不得不每年大量从日本进口钢铁以维持自身工业体系的需要。
面对如此讽刺的局面，日本经济学家大多将自身的成功归咎于其战后坚持“和平生产”、“贸易立国”的宗旨，不将钢铁工业的发展与军工相捆绑，真正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终极目标，而美国却因要将大量资源投入与苏联之间军备竞争。而美国方面则认为战后日本钢铁行业的发展，得益于美国为赢得冷战而对其所展开扶植，特别是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向日本提供大量订单，最终助推了日本钢铁经济的高速发展。
日、美双方给出的解释均可谓不无道理，但真正从根本上推动日本钢铁产业高速发展的，却是西方工业资本世界范围内从欧、美向新兴市场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为任何人的意志所引导，完全遵循资本追求更高收益的“天性”。竟然战后的日本不仅由于劳动力空前富裕和日元的暴跌，长期维持着仅为美国四分之一的员工平均工资，更在工业用地、物流成本上远低于美国。工业资本自然更愿意将投资从美国转向日本。
反应日美贸易摩擦的相关漫画
拥有着充沛投资的日本钢铁企业更充分认识到并利用这一优势，竭力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和日本均相继建成了一批容积为 2000立方米的高炉。至20世纪60年代日本已相继建成了一大批容积超过5000立方米的超大型高炉，而美国新建的高炉没有一座超过4000立方米，且数量也不多。
从1951年到1970年的20年间，日本相继建成了12个从炼铁到炼钢流水作业的大型钢铁厂，占日本全年粗钢总产量的75％以上。而同类的钢铁基地美国在1951年后仅建成了两个且规模很小。其所生产的粗钢，仅占美国全年粗钢总产量的5％。加之日本广泛采用了纯氧顶吹、连续浇铸等技术。日本在钢铁生产领域全面领先于美国自然也就不奇怪了。
可惜这些问题均为骄傲的美国人所无视了，他们不愿意相信那些曾经面对自己的钢铁洪流，只能拿起竹枪的日本会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脱胎换骨，将大量出现在美国市场之上的日本钢铁都打上“倾销”的标签，便心安理得的继续做着自己“超级大国”、“美国第一”的迷梦。而迫于来自美国政府的政治压力，日本政府也“乖巧”的于1968年7月起实行钢铁产品的对美国“自愿出口限制”。
就在美国自我感觉在与日本的一系列“贸易摩擦”之中，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之际，一场空前的规模的“石油危机”却在早有先兆、但长期不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重视的情况下，悄然降临并深刻影响了日本和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头上。说这场“石油危机”早有先兆，是因为早在1960年9月当时世界的五大产油国——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和委内瑞拉代表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聚首，宣布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英文缩写为“OPEC”，中文常取音译，称为“欧佩克”）。
五大产油国之所以如此高调的“抱团”。主要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油价主要为西方石油公司中的美国埃克森、美孚、莫比尔、雪佛龙、海湾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以及英荷联合经营的壳牌组成“石油七姐妹”所掌控。作为原油输出国的“欧佩克”成员，几乎无从获利。
西方世界以“石油七姐妹”掌握着世界经济的命脉，进而影响政治格局
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大力开放号称“第二巴库”的伏尔加—乌拉尔油田，并向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出口石油。西方石油巨头更将打压油价与削弱苏联石油收益的“经济冷战”相挂钩。一度出现了市场成品油价低于原油开采成本的情况，忍无可忍的五大产油国这才不得不携手与西方石油公司相抗衡。不过尽管五大产油国拥有着当时世界70%的石油储量和近50%的产能。但此时这个刚刚组建的联盟，所能做的还只是迫使各国石油公司改变过去“三七开”的利润分配模式，普遍接受委内瑞拉的“五五分成”原则。
真正为“欧佩克”成员国打开一条制衡“石油七姐妹”道路的，是1969年9月1日发动武装政变的利比亚军事强人——奥马尔·卡扎菲。卡扎菲深知利比亚此刻的国际国内形势，不允许其采取将所有利比亚的西方石油公司赶走、实行国有化的激进措施。但以利比亚优质的石油资源，仍可以与西方石油公司展开一番折冲樽俎的谈判。毕竟此时“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埃及仍以防备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驻军为名，封锁着苏伊士运河。在中东驶往欧洲的油轮要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情况下，利比亚生产的石油已经占西欧进口量的四分之一。
着民族服饰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前排左三）
卡扎菲的要求很简单：西方石油公司把在利比亚开采石油的标价每桶提高40美分。当然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个要求会被无情的拒绝：“石油七姐妹”之一的美国埃克森公司仅同意每桶上调5美分。但是卡扎菲深知西方石油公司并非铁板一块。此时在利比亚便有一家特立独行于欧美主流价值领域的外资石油公司，它就是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的亚蒙·哈默（Armand Hammer）领导下的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作为一名来自沙俄的犹太移民的后裔，亚蒙·哈默向来无视美国大财团所谓的“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他曾以医疗器材和美国小麦打开了苏联国门，日后更将率先响应新中国改革开放的邀请，成为为第一个乘坐私人飞机访问中国并投资的西方企业家。1957年亚蒙·哈默以极低的价钱收购了濒临破产的西方石油公司，从此投身石油化工行业。不过当时世界上的大部分富饶的大油田，早已是“石油七姐妹”的地盘，哈默难以染指。于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他把赌注押在利比亚。
“红色资本家”亚蒙·哈默
正是在利比亚的投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令西方石油公司的股票在1968年1月上涨到每股100美元以上，但也正因为利比亚油田的重要性，令其不得不遵从卡扎菲的要求，同意将原油标价每桶提高30美分，不过在亚蒙·哈默亲自飞往利比亚与卡扎菲会商后，利比亚政府允许西方石油公司以每年2美分的涨幅逐步完成调价。
西方石油公司的妥协，令利比亚的欧美石油巨头的“攻守同盟”归于崩溃。在“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作用下，几个月之内，全部在利比亚的外国石油公司接受了卡扎菲的条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既然“欧佩克”成立10年以来未能实现的突破，卡扎菲在利比亚实现了。那么“欧佩克”成员国自然“见贤思齐”。
1970年12月9日，“欧佩克”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举行了成员国会议，宣布把55%定为欧美石油公司利润的最低税率，同时要求提高石油标价，并废除给各石油公司的折扣。1971年1月“欧佩克”更进一步在德里兰举行同石油公司的谈判。尽管会议的过程极为复杂和艰巨。但面对日益团结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美各大石油公司被迫接受每桶原油的标价普遍提高30美分，到1975年逐步提高到50美分的要求。至此“欧佩克”从“石油七姐妹”手中夺回了国际油价的主导权。随着“欧佩克”组织的崛起自然拉升了全球的原油价格。长期依赖廉价能源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西方各主要经济体，第一次感受到了石油价格上涨的压力。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面对埃及、叙利亚部队的突然袭击，以色列在西奈半岛修筑的“巴列夫阵线”瞬间土崩瓦解，北部依为长城的戈兰高地也频频告急。伊拉克、约旦、沙特阿拉伯各国也随即参战，一时间以色列陷入了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就在形势对阿拉伯联盟一片大好之际，强渡苏伊士运河、收复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却停下了脚步。在美国的全力支援之下，以色列人随即展开了绝地反击。与此同时美国也积极的展开外交公司，最终于1973年10月26日令阿拉伯联盟被迫接受屈辱的和平。
鉴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战争中的表现。10月17日，“欧佩克”集团在科威特召开十国部长会议，决定以9月份石油产量为基准，将石油产量逐月降低 5％。10月24日，沙特阿拉伯更单方面削减10%的石油供应。随后，“欧佩克”集团又宣布追加削减5％的石油供应。消息传来，不仅油价在短短2个月间由每桶３美元飞涨到每桶11.65美元。西方各主要工业国更面临“断油”的风险。
1973年“石油危机”中无油可加的美国加油站
作为西方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这场“石油危机”之中受到的冲击最为巨大。在1973年的冬天不仅无数美国家庭面对急剧攀升的油价，不得不将汽车停在车库、关掉取暖设备，徒步出去捡拾柴禾以点燃自家的壁炉。经济的急速降温，更令当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5.3%、美国标普500指数在1973年到1974年的“股市大调整”中下跌了近43.3%、数以万计的美国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最高时达10.8%。而为了弥补数以百万亿的美元为了采购石油而从美国流向中东所造成的影响。美国政府不得不全力开动印钞机，此举又直接导致了高达10.46%的空前通货膨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