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封建时期不像我们现代这样拥有互联网，所以对很多古人而言，他们能够青史留名的唯一方式，也就是想方设法的将自己的名字载入史册。
可是想要载入史册的话又何其艰难，如果不是在某方面有重大贡献，或者自身有什么显著的特征的话，基本是无法实现载入史册这个看似简单的进程的。
然而在《明史》中，就有一个名为潘丁苟的人，他没有什么显赫的出身，也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点，就连《明史》对他的记载也只是“向化人潘丁苟先登，众齐进”寥寥几字。
之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可见“潘丁苟”也就只是一名普通的明朝军人，要是论功绩的话顶多也就是在战争中成了第一个登上敌人战船的人。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古代战争中第一个“登城”或者踏入地方核心阵地的士兵，其功劳定然不小，这个不假。
可是古代战争频繁，这样的士兵又是何其繁多，更何况《明史》还不是野史，乃是正儿八经的官修正史。意义非同小可，说其青史留名也不为过。
那为何别的人没有被载入史册，潘丁苟却被载入史册了呢？
西草湾之战
诚然，单就《明史》所提供的关于潘丁苟的资料，确实就那么寥寥几字，可是他参与的这场战争不一般啊。
正如史书记载，“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也就是说，潘丁苟立功的这一年是在明世宗朱厚熜执政的第二年。而且是“海战”。
虽然其战后结果是“生擒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获其二舟”，可明朝这边却也导致将领“应恩阵亡”，明摆着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而且相信大家不难发现，这场战役的规模其实并不大。而且以明朝的“造船术”，“获其二舟”的意义也不大，因为明朝并不缺船。
这点大家可以参考“郑和宝船”，以其“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者六十二”尺寸标准，其在当时真可谓是叱咤一时，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船队同样也是最大的。
虽然嘉靖年间西方世界已经开始了“新航路开辟”航海活动，明朝并未直接参与，可是其“造船术”也是要遥遥领先于西方世界，这个毋庸置疑。
如果这么看的话，潘丁苟在这场战役中所做出的贡献其实可能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大，并没有什么能让他名留《明史》的基础条件。
那为何潘丁苟还是名留《明史》永载史册了呢？
西草湾之战的影响
原因很简单，正如前文曾说的，潘丁苟所参与的这场战争不一般，有一个点大家必须要记住。
我们在判断分析古代战争的时候，并不能单纯的以战争规模来判断，而是要凭借战争后的意义以及影响力来判断。
毕竟战争不是说打就打的，其背后必然都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利益关联。
还拿这场西草湾之战来举例吧，若是论其规模，甚至还不如明朝在海上打击“倭寇”的规模大，甚至不知道的还真的会认为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明朝打击倭寇的战役。
可实际上，这场战役乃是明朝抵抗葡萄牙殖民者的战役，是明朝官方为数不多的反侵略之战。
而且这场战役最大的收获其实不是那两条葡萄牙战船，而是船上的“佛郎机”，也就是“西文火炮”。
虽然我国是最早发明“火药”的国家，可是要论对火药的战争应用，其实是要远远落后于当时的西方政权的，在此之前，明朝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火炮。
这个时候的明朝，也不存在什么“红夷大炮”，正如史书所说，“火礮之有佛郎机自此始”，“火礮”也就是“火炮”的意思。
明朝的“火炮”发展史，也正是在缴获了这批“佛郎机”以后，才算是刚刚开始。那么火炮对于战争的意义相信就不用多说了吧。
毕竟当时的西方政权，正是凭借着“火炮”的威力。才打破了中世纪欧洲骑士那坚硬的铠甲以及稳固的城堡不是吗？
而且明朝后来在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红夷大炮”，其实就是“佛郎机”的改进型号。
换言之，这场规模不大的西草湾之战，其所产生的影响之大甚至已经到了改变明朝战争格局的地步，对明朝战略体系的改变、抵抗嘉靖倭乱、以及固守边防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结束语
显而易见，潘丁苟之所以能在《明史》留名，其实与他自身的关系并不大，而是因为他所参与的这场西草湾之战的意义不一般。
故而潘丁苟作为在这场战役中第一个登上葡萄牙殖民者战船的明朝军人，其无疑就成了明朝军事战略体系以及战争格局、武器部署等诸多方面改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而得以让名留《明史》，虽然只有寥寥几字，但以《明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来看，其足以称得上是青史留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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