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電影是文本的其中一種樣貌，透過觀察電影形式的表達，以及劇情的發展，我們可以理解導演欲傳達的中心思想。原創劇本與改編劇本著重的面向不同，原創劇本重視故事的創新與獨特，考驗編劇的「創造力」；而改編劇本則注重編劇的「分析能力」，首先得確切理解原著作者如何推展劇情，並在有限的資源下，推敲出作者的心理狀態。再者，改編劇本有兩種方式，一為只取其核心思想，其餘則大幅改動，二為儘可能地忠於原著，並透過畫面填充字裡行間的空白，操作或偷渡導演的想法。
本文將分析十部由俄國文學改編的電影，原著文本的時間橫亙中世紀基輔羅斯至蘇聯時期，改編之電影則為1949 年至2016 年間問世。原著文本承接了俄羅斯文學家對於自我、他人、社會，以及國家的理解和反思，改編電影則是透過了俄國與他國導演的眼睛，理解俄羅斯從何而來，如何形塑成今日的模樣，並且探問是否能透過這些文學結晶摸索出俄羅斯未來的路。
▲《維京：王者之戰》劇照
貳、人物性格描摹
主人公的描寫通常代表了作者對於社會的期待，或者反映了社會的樣貌，不論作者是直接帶入，亦或批判主角，都可從中窺得作者的真實想法。筆者將先行描寫各作品的主角性格或人物設定的特色，並於下節一併探討文學家透過這些角色慾傳達的政治思想。
一、中世紀基輔羅斯
▲《維京：王者之戰》劇照
（一）《往年記事》與《維京：王者之戰》
《維京：王者之戰》（Викинг）改編自東斯拉夫人的歷史著作《往年記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其中共有三個女性角色。
第一位是波洛茨克的諾曼王公的女兒「羅格涅達」，代表的是這個地方的控制權與軍力，若能與她共結連理，對於弗拉基米爾（注）的統一大業勢必有幫助，但羅格涅達不願嫁給奴隸的兒子，最終被弗拉基米爾強暴並強娶為妻。羅格涅達始終是帶著憤恨的心情，不斷找機會刺殺弗拉基米爾卻沒有成功，她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人，她背後勢力的瓦解也代表了她個人價值的完全崩毀。
第二位女性「伊莉娜」是弗拉基米爾的大嫂，她身處戰場卻沒有顯得慌亂害怕，甚至精通多種語言，可勝任不同陣營的翻譯工作，而她給弗拉基米爾的手環上刻有「Άννα」（Anna）一字，更是帶領他與東正教相遇的關鍵。
第三位──東羅馬帝國公主「安娜」幾乎沒有出現，卻對俄羅斯影響最大。從弗拉基米爾追求三位女性的過程中可以發現，他們之間並不一定擁有愛情，但三位女性背後所代表的勢力及她們帶來的價值，對弗拉基米爾來說才是最重要的。
注：斯維亞託斯拉夫大公逝世後，基輔公國統一局面一度分裂，三子勢力各佔一方，弗拉基米爾為斯維亞託斯拉夫大公與女傭生下的孩子，為俄羅斯留裡克王朝最重要的大公，獲瓦倫吉安人（與維京人同源，進入英國者被稱為維京人，進入俄國者被稱為瓦倫吉安人）相助，更迎娶東羅馬帝國公主安娜，並定希臘正教為俄國國教，讓當時的基輔公國一躍成為歐洲新星，確立俄羅斯不同於西歐、亞洲的政治、文化走向，影響俄國曆史甚遠。
二、十九世紀中葉的俄羅斯帝國
▲《奧涅金》劇照
（一）《尤金．奧涅金》與《奧涅金》
《奧涅金》（Onegin）改編自普希金（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的作品《尤金．奧涅金》（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片中的兩位女性截然不同，姐姐奧爾嘉較為俗氣，嚮往都市，除了自己的家人與社交外，似乎其他事物都無法吸引她，而妹妹塔琪揚娜喜愛文學，且對社會問題有自己的見解。身為當時代的女性，奧爾嘉顯然比塔琪揚娜更為「優秀」，她順從母親，嫁給了軍人，不讓時光停留在死去的舊情人身上，而塔琪揚娜的學養使得她與眾不同，卻也因此多了與命運搏鬥過後的傷痕。
▲《黑桃王后》劇照
（二）《黑桃王后》
1949 年由英國翻拍的《黑桃王后（The Queen of Spades）改編自普希金之小說《黑桃皇后》
（Пиковая дама），描摹19 世紀俄國社會開始流行的賭博風氣。男主角赫爾曼（Herman）是一位軍人，終日妄想能迅速致富。赫爾曼除了是俄國當時代的風氣體現之外，「赫爾曼」也非傳統的俄國姓氏，而是德國姓氏，日耳曼人精打細算與想法縝密的性格特色也可以在他身上窺得一二。他得知伯爵夫人擁有贏得賭局的「三張牌」的秘密之後，便選擇接近其養女麗莎，最後雖然成功知道了秘密，卻也造成伯爵夫人的死亡。
赫爾曼在賭場不知節制的下注，頭兩局贏得鉅款卻完全無狂喜的模樣，而是冷靜自持地將支票全數收下，直到這裡都還顯示了他身上日耳曼血液的沉穩。然而他不懂得滿足地下了第三場賭局，黑桃皇后的魔咒招致他失去一切的下場。筆者認為，普、俄兩種民族性格不同的呈現可代表兩種政治思想的拉扯，一如俄羅斯國家定位與民族性歸屬的永恆難題，是歐洲還是亞洲？更屬意斯拉夫派還是西化派？
本作與《維京：王者之戰》一樣，兩位女性都是赫爾曼希望取得最後成果的路徑，伯爵夫人擁有秘密，麗莎通往秘密，雖然女性形象不若《尤金．奧涅金》一作中強烈，卻依舊扮演劇情推進的要角。
▲《雙重人格》劇照
（三）《雙重人格》與《雙重人格》
改編自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於1846 年發表的《雙重人格》（Двойник）的《雙重人格》（The Double），深刻剖析人的不同面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長描寫人性與人的心理狀態，人性的多樣貌自是無法僅用「雙重」來定義，更絕對不只兩面，但「雙重」已概括了一個人最為極端的兩個面貌。筆者認為兩端的糾結拉扯同樣可以映射至俄羅斯民族的矛盾性──在電影中，孤單內向的Simon 最後用激烈的方式除掉了大膽自信的James，在小說中主角則是被送進了精神病院，不論原著或改編，對於這段拉扯與競逐都給了「不算正面」的結局。
▲《姆姆》海報
（四）《姆姆》
在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的短篇小說《姆姆》（Муму）中，格拉西姆與塔蒂揚娜分別代表了該時代社會底層的模樣。格拉西姆分別失去了「摯愛」三次：第一次是心愛的塔蒂揚娜嫁給別人，第二次是最愛的寵物狗姆姆被賣掉，第三次則是他親手殺死了姆姆。筆者認為格拉西姆的心境變化可視為屠格涅夫對於當時代底層人們的溫柔與期盼，而塔蒂揚娜則從頭到尾都是接受的角色，接受格拉西姆的示好、接受女地主的安排、接受格拉西姆最後的禮物，從頭到尾她都沒有真正表明過自己的想法。
三、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動盪俄羅斯
▲《戰爭與和平》（1956）劇照
（一）《戰爭與和平》之娜塔莎
《戰爭與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的角色繁多，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對於女性之描摹更是深入，透過描寫服裝、容貌、性格，包裹他對於女性的期待。筆者將分析羅斯托夫家族的女兒「娜塔莎」，不只是因為娜塔莎為電影之主角，更因為她所代表的「祖國」（Motherland）樣貌。
娜塔莎年輕可人、富有活力，而且人見人愛，她與喪偶的安德烈是兩大對比，安德烈對於個人生活幾乎沒有多餘的期待，娜塔莎則才剛邁入人生的春天。這樣狂烈、炙熱的愛屬於娜塔莎，她敢愛也敢傷，她出軌的行為也正是這般性格所致，她尚不明白什麼是愛，只知道朝著溫言潤語和美好幻夢走去。情感上的瑕疵並沒有掩蓋她良善的光芒，娜塔莎拋棄家當，帶著一車又一車的傷兵回到鄉下農莊。她返璞歸真、回到大地的懷抱，並且擁抱與自己不同的人。屬於愛情也屬於時代的戰爭迫使娜塔莎成長，最終，她也得到了安德烈的原諒。
▲《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二）《安娜．卡列尼娜》與《安娜·卡列尼娜》之安娜
《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改編自《安娜．卡列尼娜》（Анна Каренина），並且將安娜的篇幅大為增加。作為「人妻」是安娜與娜塔莎最為不同的地方，在法律、宗教意義上，安娜追求愛情需揹負的壓力遠大於娜塔莎。安娜與丈夫卡列尼的互動毫無火花，婚姻關係卻是她無法跨越的道德障礙。安娜步入中年，卻依舊閃耀動人，托爾斯泰筆下的不貞者依舊純潔，因為她十分「真誠」且「誠實」。
然而安娜追求的「愛情」究竟有幾兩重？是否能壓過天秤另一端的孩子、道德……與一切種種？安娜拋家棄子、追求所愛，換得的卻是冷卻的愛情和停滯的生活，她無法前進但也無法回頭，只能選擇停留在鐵軌上迎向死亡。
▲《狗心》（1988）劇照
（三）《狗心》之沙裡克
《狗心》（Собачье сердце）為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所作之中篇小說。菲利普教授將一個罪犯死者的腦垂體和睪丸移植到流浪狗沙裡克身上，這隻狗竟慢慢長成了人。沙裡克原先受盡欺凌，也無法反抗人類，但它成了人之後，卻染上了死者的惡行。沙裡克酗酒、說謊、使用暴力，還性騷擾他人，唯一不變的是他對貓的憎惡，最後甚至還與共黨官員搭上線，取得整治流浪動物的權力。眼見情況日漸失控的教授，只好將死者的器官取出，沙裡克也「退化」回狗的模樣。
▲《日瓦戈醫生》劇照
（四）《日瓦戈醫生》之尤里．日瓦戈
《日瓦戈醫生》（Доктор Живаго）為帕斯捷爾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作品。日瓦戈年紀很小就失去雙親，母親的好友收留了他，他也與這對夫妻的女兒塔尼亞結婚。年輕的日瓦戈喜歡寫詩，文字是他描寫世界、刻畫美善，以及回應社會的工具，但他對社會做出的所有貢獻卻幾乎來自其「醫生」的身份。日瓦戈和教授為拉娜的母親醫治，後也與拉娜在戰場上相遇，他醫治傷兵，醫術也讓他得以在共黨統治下求生。然而，他吸引塔尼亞的原因、讚美拉娜的方式卻是「詩歌」。日瓦戈優柔寡斷，安於美好的家庭、熟悉的家人，卻也愛著勇敢、堅毅，只認識幾個月的拉娜。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2015）劇照
（五）《這裡的黎明靜悄悄》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А зори здесь тихие）為蘇聯作家瓦西里耶夫（Борис Льв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於1969 年發表的作品，1970 年即被改編為電視劇，1972 年被改編為電影，2015 年俄羅斯又再度翻拍。不同於許多戰爭片的浩大場面，《這裡的黎明靜悄悄》聚焦五位女兵和一位準尉必須阻止德軍轟炸鐵路的故事。片中藉由一段段敘事，娓娓道來五位女兵為什麼會從軍，她們並非生來就是軍人，她們有家庭，有各自的夢想，甚至根本沒有足以擔任軍人的能力，但戰爭將她們帶來這裡。她們有的怯懦、有的爛漫、有的堅毅，他們同樣將自己的青春埋葬於沙場。
叄、政治思想觀察
從《往年記事》到《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幾乎可以窺見每一個時代，俄羅斯知識份子關注的問題有些是時代性的，有些問題則是亙古難解的。筆者將以原著作品的創作時代為經，其中描摹的時代議題為緯，分析俄羅斯文學家在政治禁錮的年代，如何透過文學抒發已見。
一、俄羅斯自立與直視目標的雄心
《維京：王者之戰》中，伊莉娜具有多語言能力的特質，筆者認為可以視作俄國長期試圖與他國對話的渴望的呈現，期盼跨出國界，建構勢力範圍與緩衝地帶，併成為自身文化圈的領導者，一如當年俄羅斯自詡繼承了東羅馬帝國的遺產。如今俄國版圖已不及當時廣袤，但仍舊掌握東正教文化圈的話語權，並努力將勢力擴及東歐。伊莉娜是弗拉基米爾「得到」安娜的關鍵，弗拉基米爾作為一國之主，國家走向何方當然是取決於他，國家需要什麼也能從弗拉基米爾的行動中窺見。
羅格涅達與伊莉娜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女人，在電影中也有不同的結局，而這都是取決於她們自己。同樣面對奴隸的兒子，羅格涅達的輕蔑為她招致悲劇，伊莉娜的沉穩與睿智使得她安穩度過亂世，這也能理解為俄國社會對於女性樣貌的期待。
▲《奧涅金》劇照
二、俄羅斯的難解習題──立足歐亞、迷失方向的雙頭鷹
彼得大帝進行西化改革後，俄國自此步上了西化的道路，1815 年拿破崙戰爭落幕後，進入西歐的俄國軍官見識到了西方的進步，對俄國的發展走向有了更多的思考。1830～1850 年代是西化派與斯拉夫派爭論最為激烈的時候，而恰達耶夫（Пё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在1836 年發表的《哲學書簡》（Письма о философии истории）更是帶動了俄羅斯知識份子的討論與反思。1833 年首次出版的《尤金．奧涅金》、1834 年發表的《黑桃皇后》、1846 年的《雙重人格》與1856 年的《姆姆》正好就坐落於爭論最為鼎盛的時代，因此作家們的政治思想於著作中隨處可見。
上述四本著作中，《尤金．奧涅金》為最早發表者，普希金於書中首次描摹了俄羅斯「多餘人」的形象，更透過奧爾嘉與塔琪揚娜的性格對比，打開了以不同性格暗喻兩種政治思想取向的序曲。塔琪揚娜自我意識的發揚與對於公眾事務的議論是參與政治的第一步，也可以視為俄國知識份子參與政治的序曲。然而如同片中美好愛情的落空，現實社會中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也總難實現，即便當時凱薩琳女王上臺，代表開明專制時代的來臨，政治管控鬆綁卻不代表將徹底翻新，而這些憂國憂民的人們終將只能在心裡不斷地反芻這些理想直至終老。
《黑桃皇后》中的赫爾曼從前兩次賭局到第三次賭局的態度有了承接性的轉變，同樣都是由貪慾驅使，第一次與第二次的賭局赫爾曼始終維持著冷靜自制的模樣，即便收入鉅款依舊面不改色，但他的賭徒性格終究沒被這自持的日耳曼血液所擊退，貪念衝破了所有束縛，他再次下注。筆者認為赫爾曼這位「俄化」的日耳曼人可作為期待「西化」的俄國知識份子的對比，甚至可說是普希金對於「俄化」與「西化」一種反向的論證。當社會為了維持斯拉夫傳統或要向西方學習而鬧得沸沸揚揚時，他選擇了用一種「逆向」的方式闡明瞭他的想法，一位西歐人俄化後，招致了滅亡的下場。
▲《雙重人格》劇照
在《雙重人格》中可以發現，Simon 與James 的個性大相徑庭，但卻非善惡的二元對立，甚至可能多數人會更為喜歡James 的個性。最初Simon 也沒有非常排斥James，還會詢問他的想法。電影版或許會讓人無法參透兩人是否是同一人，但在《雙重人格》中，另一個人格明顯是主角幻想出來的角色。筆者認為這一特色道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於斯拉夫派與西化派論爭的想法，也就是這一論爭其實永遠都無解，只有俄羅斯本身才會為其所困，在《作家日記》（Дневник писателя）中他寫道：「在歐洲，我們是韃靼人，而在亞洲，我們是歐洲人。」歐洲與亞洲對於俄羅斯的想像與定位都十分清晰，唯有真正立於歐亞大陸上的俄羅斯為此感到懷疑，甚至衍伸出了要堅持斯拉夫文化或向西歐學習的困惑。儘管斯拉夫派與西化派的論點截然不同，兩者卻同樣都出自對於祖國的熱愛，希望找到自己的定位，這與《雙重人格》中欲探討的「存在」與「孤獨」的主題更不謀而合。
《姆姆》刻畫了19 世紀俄國地主的權力之大，以及底層階級無法為自己做主，甚至無法理解何謂「自我意識」的情狀。儘管格拉西姆與塔蒂揚娜都是底層人物，但顯然前者比後者更加有自主權一些，這也跟社會付諸於女性的枷鎖比男性更沉重有關。格拉西姆隨著每一次失去更加接近覺醒一些，從與塔蒂揚娜分別的無語目送、失去姆姆的瘋癲與嚎哭，最後親手殺死姆姆並遠離女地主的決然，一次次格拉西姆不斷在屬於他的階梯上緩步移動，筆者認為屠格涅夫在批判農奴制的同時，不寫下過於激烈的情節，除了與他的性格有關之外，他寫下的故事也是底層人民真正可能、也有能力取得的解方。
▲《戰爭與和平》（1956）劇照
三、戰爭史下的微小個體
《戰爭與和平》以1812 年拿破崙戰爭為主軸，是托爾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於1863～1869 年間書寫的史詩鉅作，此時期也剛好是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到第十次俄土戰爭開始的時間點。《安娜．卡列尼娜》為托爾斯泰於1874～1877 年間創作的小說，描繪的是當時的彼得堡，也正是第十次俄土戰爭爆發之際。《狗心》為布爾加科夫（Михаил Афанасьевич Булгаков）於1925 年完成的中篇小說，此時俄國內戰歇止，史達林開始推行各項計畫。《日瓦戈醫生》是帕斯捷爾納克（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於1957 年出版的小說，書中時空橫亙帝俄末年至二戰期間（1901～1943）。筆者將聚焦於各作品中主人翁的設定與刻畫，剖析作者在大時代下，對於國家及社會的針砭與期待：「俄羅斯人該是什麼模樣？俄羅斯將是什麼模樣？」
在《戰爭與和平》裡，娜塔莎的真性情可視為托爾斯泰對於祖國土地的熱愛，即便處於寒冷的俄羅斯，依舊有那樣美麗的田園風光。娜塔莎回到鄉下之後更為仁善、人道主義的展現，更表現出托爾斯泰對於鄉村與城市的好惡。娜塔莎並不完美，正如同祖國也不是完美的，年輕的娜塔莎追尋愛，可她並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連年征戰的俄羅斯又是否獲得了最核心的國家利益？托爾斯泰經歷戰事之後，無法再回到過去的貴族生活，他更關心人們的苦難。拿破崙遠征俄國，幾十萬馬蹄蹬得北國雪地止不住地震動，俄羅斯的勝利來自既有的氣候優勢，祖國之美使得這個國家能獨善其身，然而擠身強國之列的想望，使得它不再美善，而後俄羅斯輸掉了克里米亞戰爭，逝去的生命也無法重生。屬於大時代的悲劇撕裂了其中的每一個人，娜塔莎是一個富含人道精神的小人物，她曾經錯付真心、求而不得，她純淨浪漫的性格，如同遍佈俄羅斯的白雪，熱情活力如同春夏的田園，托爾斯泰賦予她歸於田野的生活，也是他對於祖國土地歸於平靜的企盼。
▲《安娜·卡列尼娜》劇照
安娜．卡列尼娜外遇並非出於天真，而是對於現況的不滿，她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麼，只是錯估了愛能否彌補她拋棄的一切，更沒料想到愛會消逝。安娜處於亞歷山大二世統治下的彼得堡，那是一個民心思變、尋求改革，卻又改革不力的年代。人們心中追求自主、自由的心情已經動搖沙皇治理的根基，體制正在崩解，社會已開始出現供人喘息的破口，安娜對於愛情的追求，不過是這個抑鬱社會的其中一個悲劇，人們以為新的制度會更好，卻造成了更多的壓迫。俄羅斯每一次的改革都未能成功──近年的年金改革、葉爾欽的休克療法、戈巴契夫的改革開放、1965 年蘇聯經濟改革，再回溯至帝俄末期的民主化改革，以及亞歷山大二世的農奴制改革──有的失敗，有的獲得短暫成功，延續了政權的壽命，但沒有一個真正解決了俄羅斯社會的問題。歷史上的種種都讓人懷疑，改革而不成是否是屬於俄羅斯的宿命，無論如何破釜沉舟，如同安娜一般摧毀現狀、進入下一個體制，終究無法善終。
同樣可以對比「體制變革」的是《狗心》的沙裡克。《狗心》曾是蘇聯禁書，原因是當局認為其諷刺政局意味濃厚。《狗心》的醫學技術在今日並非不可能，但在當時可說是極富有想像力的怪誕作品，並富含反烏托邦思維。蘇聯所追求的社會發展最後階段「共產主義社會」也帶有濃厚烏托邦性質，共產主義談的是未來，但在轉型的過程中，卻出現了體制與社會、人性極為不協調的狀態。
在沙裡克剛變成人時，他對各種制度並無明確評價，但在閱讀各種書籍之後，他變成共產黨的堅定擁護者，然而蘇聯共產黨所奉行的早已非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領導十月革命的列寧，也是擅自解讀馬克思的思想並將之行動化，那麼沙裡克明白的共產主義又是什麼？筆者認為作者並非對「共產主義」毫無期待，所有人都認為沙裡克是隻狗，卻又要求它表現得像個人，顯然人們對於新制依舊有一段觀察期。然而，菲利普教授最後將沙裡克恢復原狀，也可視為對制度的全然否定，新的技術（制度）無法帶來烏托邦，只開啟了罪惡的淵藪。
▲《日瓦戈醫生》劇照
日瓦戈的「優柔寡斷」正是俄羅斯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寫照，如同清朝末年，改革派與保皇派的鬥爭，最後甚至演變成摧毀體制的革命，帝國因改革而存續，同時因改革「進一步退兩步」的不定性而崩毀。日瓦戈徘徊於塔尼亞和拉娜之間，遊走於文學與醫學之間，眷戀安穩家庭賦予他的責任，也向往堅毅決絕的美麗女子。日瓦戈隨著時代漂流，在戰場上遇見拉娜就珍惜幾個月的共處，回鄉的時間到了便分開。如上節所述，所有促使日瓦戈前進的要素都與他的「醫生」身份有關，文學並未展現多大的功用。這個元素由一位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放入文本，顯得有些諷刺，卻也好似道出了在封閉社會中，異議文學只能於地下流通的悲哀。科學與文學的力量在日瓦戈的人生中競逐，選擇與塔尼亞共組的家庭，還是與拉娜衝破枷鎖、體制的婚外情，更是共產政權需要什麼「工具」的一種比喻。
《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則可與白俄羅斯作家斯韋特蘭娜·阿列克謝耶維奇（Святлана Аляксандраўна Алексіевіч）的作品《我是女兵，也是女人》（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作對照，兩者都將二戰期間蘇聯女兵的故事搬上臺面，兩者都深刻刻畫了在男性掌握話語權的戰爭史中，女人的容貌、聲音、氣味，如何地消逝在歷史的塵埃裡。筆者認為，戰爭片作為俄羅斯擅長的一種類型片，與歐美相較之下，有同樣是拍攝大場面的作品，但在戰爭場景中，多了更多對於其中小人物的描寫。
俄羅斯對於第二次大戰的定位或可從其稱呼二戰的方式來理解，俄羅斯將二戰稱為「偉大的衛國戰爭」（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對俄羅斯來說，這不是為了侵略而戰，而是為了守衛而戰，為了紀念抵抗納粹而犧牲的人民，蘇聯政府更頒予十二座城市「英雄城市」的稱號，更足見在訴求集體、壓抑個人意志的鐵幕之內，反而更能體察戰爭中每一個為國犧牲的人們。
▲《黑桃王后》劇照
肆、結論
從上述十部電影中，可以觀察到俄羅斯政治思想不斷地埋藏在文學作品中，《往年紀事》是俄羅斯民族性格最為初始與核心的樣貌，生於一個要塞之地，堅信自己肩負重任，並且願意為了國家的團結與一致而征戰、殺戮，當國家終於安定，版圖隨之擴大之後，卻又陷入了另一個至今仍困擾俄羅斯的問題──我是誰？我屬於東方還是西方？
在《尤金．奧涅金》、《黑桃皇后》、《雙重人格》與《姆姆》四本著作中，普希金的作品與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發表的時間約相差十年多，都體現了當代的社會情狀，文學家們筆下的人物不僅深刻刻畫人物心理，更在在體現了其政治思想。四部作品幾乎都是在尼古拉一世時代問世（僅《姆姆》是在尼古拉一世去世隔年），在這個政治禁錮的年代，虛構角色承接了文學家對現實世界的所有不滿，更尖銳地提出了自身對於東西搖擺狀態的針貶。這個問題尚未解決，俄羅斯就邁向了世界，捲入歐洲的戰爭史，俄羅斯帝國也隨之被掃入歷史的灰燼。
之於俄羅斯，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中期的一百年間，是一個極為動盪的年代，知識份子無可避面地將被時代推向前，同時紀錄著時代。《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狗心》、《日瓦戈醫生》與《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皆是標誌時代的作品，俄羅斯透過一場又一場的戰爭，拖著廣袤大地不斷向前，作者紀錄時代，同時以深刻的情節與人物描寫，提醒後世：「時代是由一個個小人物堆砌而成。」作者書寫的當下並沒有預期這些人物將被不斷分析，更無法避免自己被時代影響，我們以為自己記錄了時代與生活於此的人們，事實上是我們被時代刻鑿於陰影與光亮的交界線。一國之民族性在於所有人民性格的集結，眾生相的描繪幾乎等同了國家樣態的書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