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的崛起，到底靠的是什麼？
說實話，靠的不是政策，作為一個地級市蘇州沒有多少過硬的政策，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自加壓力，擔當作為，以及在這個精神狀態基礎上的“方法論”：開放和包容。
這也是深圳成功的最大秘訣之一。
上世紀90年代，蘇州盛澤發生了這樣一件事：
一位在蘇州土地上當了 15年鄉鎮企業“一把手”的廠長，經不起浙江人五萬元的年薪誘惑，帶著10多名骨幹，跨過一道10來米的小河，在對岸浙江嘉興的一傢俬營紡織廠安營紮寨。
結果不到半年，這個廠長就獲得了20萬元分紅，那10多個“叛逃”的骨幹每人也拿到了4萬元獎金。
“一河之隔，人家的原材料，銷售成本低了又低，利潤高出我們幾倍，而且老闆可以當場付現，甚至十萬百萬的鈔票出手也沒違規違紀一說，可我們呢？廠長請客商吃一頓飯因為沒有發票卻弄不好被說成是貪汙……別無選擇，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浙江人俘虜過去了……”那位廠長無奈地說。
一條小河可以隔開兩種經營制度，但卻隔不斷吹過來的體制變革之風。能不開放嗎？
但彼時的開放，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又是何等艱辛。
於今在蘇州高新區工作的人，環境是何等舒適，可曾想到幾十年前，初到蘇州高新區工作的人，都曾領到過一雙雨鞋——因為當時大水災剛過，位於蘇州三元一村老房子的辦公區四周皆是一片汪洋。
有時候，路，確實是要淌著水而過的。
蘇州經常被叫做“人間天堂”。但蘇州人比誰都清楚，“人間天堂”並非上帝給的，“天堂”同樣要靠人的奮鬥和辛勤的勞動。
1984年8月，崑山在縣城東邊的老工業區裡劃出了一塊大約3平方公里的地。
就在這個地方，建起了後來徹底改變崑山命運的一個經濟開發區，當時叫做“工業新區”。
成立之際，既沒有舉行盛大的儀式，更沒有請任何上級領導，因為這是當時的縣委書記蔡長林、縣長吳克銓“擅自”做出的決定——像崑山這樣的縣級市，當時一是不允許成立“工業新區”和開發區一類的東西，另則，也不會有哪一級會批准他們的這種做法。
有了新區，就需要招引企業。第一個客戶是日本人，想在這裡建個手套廠，考察時看著眼前的一片莊稼地，日本人說：三個月這裡的路修好，我就在這裡投資辦廠。
別說修路的過程有多複雜艱苦，主要是時間緊，但更主要的是崑山手裡沒錢。為了修路，縣長吳克銓把當副縣長時手裡“留下”的300萬技術改造費給全用光了。
三個月後，道路如期修好。
當年27歲的胡志明，正當著崑山皮件廠生產廠長，負責接待日本客戶。在陪同客戶考察時，日本人希望皮件廠做幾件樣品看看。“可需要用什麼顏色的料子，他沒有明說，他順手從他同伴手裡掐過菸頭，彈了三下，菸灰落在白紙上，然後他手指用力一擦，說，就要這種顏色。”
崑山歷史上的第一家外資企業“蘇旺你”，就在這樣的重重考驗之下誕生。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蘇州和江蘇的第一家外資企業。
我看過當年蘇旺你在崑山開業的現場照片，很簡陋，在一個工棚裡，有幾十個人，大多數是建築工人。
蘇旺你的老闆叫三好一郎，是位小二麻痺患者，也許是生活帶給他太多的辛酸和磨難，他的情感十分敏感，開業現場他哭了。
後來好幾個場合他又掉了眼淚，這在企業家中間並不多見。但是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僅這家企業就能為崑山創匯1000多萬元！
渴望發展，即使只有1%的希望，也要付出100%的努力。老一輩崑山人敢想、敢做、敢當的精神，最終把不確定、不可能變成了現實，變成了蘇州三大法寶之一的“崑山之路”。
國家不讓搞，我們就自己悄悄幹。這是冒著多大的風險啊！
當時崑山有一個縣委書記，提出為了招商，幹部就應該上臺跳舞。現在聽起來，幹部們為了工作，學跳舞有什麼大錯呢？但當時有人就寫“人民來信”，告這個縣委書記是“資產階級作風”，“用腐朽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腐蝕廣大幹部和崑山人民”，結果這個非常年輕有作為的縣委書記被告下了臺。
天上不會掉餡餅，崑山之玉是崑山人用心血鑄造而成，甚至伴隨著犧牲，蘇州之光是全體蘇州人用勤勞、汗水，以及無比的勇氣造就出來的。
現在不一樣了，大蘇州今非昔比，成為“中國最強地級市”了，成績亮眼、奪目：
今天的蘇州，一小時可以創造2.1億元的GDP、4000萬美元的進出口，新增49家市場主體，吸引1.5萬遊客，一天創造的地區生產總值相當於上世紀80年代初一年的總量；
今天的蘇州港，集裝箱吞吐量達628萬標箱，成為世界內河第一大港；
今天的蘇州企業，上市公司總數達151家，其中境內上市120家、位居全國第五，科創板上市6家、僅次於北京和上海，位居全國第三！
腰板硬了，口袋裡的錢多了，人當初那股精氣神會不會還保持不變呢？
有位哲人說過，任何一種創新的產物都早晚會僵化，會走向自己的反面。絕對嗎？未必絕對。有道理嗎？絕對有道理。
成事之要，關鍵在人，而人是必須要有一點精神的。蘇州在新時代“開放再出發”，說到底是人的“再出發”，是人的精神狀態的“再出發”。蘇州，未來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