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南澳大利亞美術館展廳內部

文:張婷

去年12月12日至今年3月15日,北京今日美術館展出“第四屆今日文獻展——縫合”,由黃篤與喬納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擔綱策展人。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37位藝術家,圍繞因全球化引發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現狀提出問題,並通過各自的創作進行反思。

此番展覽以“縫合”(AStitch in Time)為主題,其英文“A Stitch in Time”源自一句諺語“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意思是在問題出現端倪時就及時補救,遠勝過惡化之後的無窮困擾。“縫合”除了縫紉與外科手術中“縫針”的字面含義,展覽還將其引申至阿根廷裔理論家厄內斯特·拉克勞(Ernesto Laclau)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於社會與語義層面上提出的鏈接理論(theory of articulation)。“鏈接”指把各自獨立的事與物連接在一起的行為,具體指不相關的語言、觀念、意識形態、經驗、價值,及渴望;而無論藝術家選取何種媒介與表現手段,他們渴望的都是“縫合”起不同人們的情感共鳴。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南澳大利亞美術館展廳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展覽主海報上呈現的圖像來自於作品《1336計劃:小巷中的生活》(Project 1336: Life in the Lane)。巨大的展廳中,作品的呈現方式給觀者帶來鮮活的生命力:顏色豔麗、比手臂還粗的粗繩,從高空垂落,並盤於地面。“我希望大家在看展覽的時候,能摸一摸我的作品。”尼泊爾藝術家瑪尼·拉爾·斯雷斯塔這樣說。他在作品中用加德滿都當地的毛線、線繩、棉花織成長1366米的大型織物,隱喻這裡遭受生態惡化後,人們仍在努力重拾希望。“我把這些從不同社區收來的舊衣服縫合在一起,做成作品從天花板垂到地上,好比天與地結合,也象徵身體和心靈的連接。”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1336計劃:小巷中的生活》

儘管這件作品看起來是糾纏、繁雜的一團,卻又彷彿如同生活在小巷中的婦女們在一起編織、交流時那樣的自然。“她們編織故事,編織也成為故事的瞬間。”斯雷斯塔如是說。1336這個數字,指的是加德滿都的海拔高度。在這樣的高度上,人們的生活充滿混亂和掙扎,但儘管如此,悲傷依然與欣喜交織。“我發現在參觀展覽的時候,很多小孩子都在我的作品周圍興奮地跳來跳去,這也賦予了它更加光明、喜悅的韻律。”

中國藝術家沈遠的作品《課堂作業》由簡單的木製課桌椅組成:幾十套小桌椅被懸掛在牆上,給人空間上的錯覺;而走近這件作品,會發現桌面上擺放的並非想象中的書本與文具,而是一串串紅色的玩具鞭炮;每張桌子的上方還懸吊著一個燈泡——原來,這並不是一間課堂,而是童工們加工玩具鞭炮的廠房。在策展人喬納森·哈里斯看來,一張張懸掛的桌椅正象徵著現代社會的倒置和弔詭——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如此精緻的玩具背後犧牲的卻是一個個貧窮孩童最基本的求學機會。與之相對應,尼日利亞藝術家馬克·鮑勒斯(Mark Boulos)的雙屏裝置影像《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了》則探討石油開採——並置的影像中,一個用數字、圖表展示石油為貧困地區帶來的可觀經濟利益,另一個則以紀錄片的形式揭露石油開採對當地環境不可遏制的影響。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沈遠 《課堂作業》

“以‘縫合’為主題,參展的藝術家能夠很深入地理解歷史背景,他們的藝術作品是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去鏈接、去傳播、去聯合、去建造……這些都是縫合的隱含深意。我堅信藝術家可以通過自己的方式,對目前我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這次的展覽,就是把不同的主題和見解‘縫合’在一起的一次嘗試。”喬納森·哈里斯談到。

而真正將“縫合”落實到行動上,也面臨挑戰,並且困難重重。因此,展覽中的一些作品也表現出了“縫合”過程中的困惑。生活在美國的韓國藝術家崔玄周,在《知識性拆解》系列作品中,“剖析”了自己作為東方人在遭遇一連串西方文化衝擊後的焦慮——他把一片片繡著短句的棉布附在一幅幅西方名作之下,進行新的註解。“如果我不瞭解西方藝術史,那麼《蒙娜麗莎》對於我來說只是一個年老的女人而已。”他不無“黑色幽默”地談到。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知識性拆解》布面油畫 織物 線

關於東方與西方,古典與現代文化的碰撞,難免有焦慮,但也會有欣喜。幾乎在同一時間段,與今日美術館遠隔千萬裡的南澳大利亞美術館中,便以文化的交融為策展思路,對館內大量的收藏進行了重新整理,並進行展出。

不再依循時間順序、或風格、體裁來展示,而是圍繞“天空與海洋”“渴望與歸屬”“無限旅程”“超現實”等等天馬行空的主題組織作品,這也就形成了相當有趣而意外的“縫合”效果——澳大利亞原住民藝術家阿爾伯特·納瑪吉拉(Albert Namatjira)的水彩畫旁邊,懸掛著澳大利亞藝術先驅塞繆爾·斯塔基(Samuel Stuckey)在印度收集的一條披肩;而印象派畫家的室外寫生,旁邊則是日本的浮世繪版畫;又或者,澳大利亞印象派畫家湯姆·羅伯茨(Tom Roberts)1891年的畫作《掙脫》,順著畫面中騎手向右側傾斜的身體,恰好會發現一尊來自法國雕塑大師奧古斯特·羅丹(Auguste Rodin)的《飛行人物》。“通常人們來到美術館,會按照分類指示,很快地找到他們偏愛的作品。但是現在的展陳方式,挑戰了他們的觀賞習慣。”作為美術館策展人的特雷西·洛克(Tracey Lock)談及她緣何設計出這些主題,“用一種全新的方式,審視即便是曾經熟悉的作品,我希望觀者可以跨越時間、跨越國別,通過這些組合發現東西方文化間,令人難以置信的相互借鑑與融合。”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澳大利亞印象派畫家湯姆·羅伯茨的《掙脫》旁,是一尊來自法國雕塑大師奧古斯特·羅丹的《飛行人物》。

除此之外,特雷西·洛克還談到她特別用心的一處小設計——首次在館內展出的英國印象派畫家埃塞爾·卡里克·福克斯( Ethel Carrick Fox)的《在沙灘上》,與澳大利亞畫家貝西·戴維森(Bessie Davidson)的《母與子》並置,兩幅作品都描繪的是家庭團聚的場面,平淡卻格外溫馨;而畫作不遠處的玻璃櫃中還特別展示了貝西·戴維森的顏料盒——這件珍貴的“展品”由貝西·戴維森的教女不久前捐贈給美術館,它展開的盒蓋內還有畫家在法國旅行時隨手畫下的海岸風景——流傳於今的藝術作品,與藝術家的創作日常如此巧妙地交相輝映,“當然,這樣的驚喜需要你花多一點兒的時間和耐心。”特雷西·洛克補充道。

“縫合”後的困惑與欣喜

澳大利亞畫家貝西·戴維森的顏料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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