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滅亡以後，司馬睿在江南建康建立了東晉政權，保住了晉朝的半壁江山。在此過程中有不少東晉將相提出過北伐復國的建議，其中最為著名的便是大英雄豫州刺史祖逖。可是因為司馬睿和執政的琅琊王氏都將注意力放在平定江南的戰爭中，所以這次北伐最終未能成行。祖逖也只靠著一己之力收復黃河以南的領土，與後趙石勒隔河對峙。在經過了王敦和蘇峻之亂後東晉政局穩定，國力逐漸恢復，社會再度繁榮，於是朝廷大臣再次提出北伐。當時執行北伐的要麼是庾翼、桓溫這樣的權臣，要麼是殷浩這樣的重臣，但結果都是以失敗而告終。
很多人總結東晉出兵北伐失敗的原因，大多數時候都集中在軍事方面，認為軍事上的失敗才導致東晉無法完成北伐，恢復西晉時候的疆域。實際上這種看法是非常膚淺和片面的，也沒有抓住東晉北伐失敗的根源所在。雖然東晉在軍事力量上有很大的缺陷，但這並非北伐失敗的最主要原因。實際上東晉每次北伐的時機都找得很好，選在了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內亂之時，比如後趙石虎去世後諸子爭奪皇權，冉閔下達殺胡令建立冉魏。在這樣的時候，東晉因為內部穩定反而在國力上佔有優勢，即便有軍事上的不足，但綜合實力卻也是佔有上風的。
但是從這些北伐的結果來看，都沒有取得太大的成果，甚至連一度被收回的西晉舊都洛陽又被迫放棄，讓人感到非常遺憾。尤其是領兵多次北伐的桓溫，在當時也是被認為是祖逖和陶侃之後的又一位名將，他在北伐之前就已經戰功赫赫，以平定蜀地成漢政權而成為東晉軍隊第一人。他在軍事上的能力不但被東晉朝廷認可，就連北方少數民族政權也非常忌憚。因此在北伐事務上，東晉是佔據很多有利條件的，是具有很高的成功可能的。但是事與願違，桓溫的北伐也是以失敗而告終，與之前庾翼、殷浩失敗的過程並無太大差別。
如果說東晉北伐失敗都是軍事上的原因，那是非常牽強的，因為幾乎每次北伐初期東晉都取得了大勝。祖逖收回黃河以南的土地，與後趙皇帝石勒隔河對峙，迫使石勒不敢南侵，這已經說明了東晉在軍事技術上不落後於北方。陶侃佔據荊州和江州時，後趙石虎也對東晉非常忌憚，很擔心荊州軍隊北出襄陽，攻打豫州。後來的庾翼、殷浩雖然不如祖逖和陶侃，但在北伐初期也是取得大勝，而且每次都是先勝後敗，然後撤回江南。從這些過程可以看出，東晉在軍事上並非如想象中的孱弱，少數民族軍隊也不是不可戰勝的。
桓溫北伐之時，在軍事能力上已經不下於祖逖、陶侃，而東晉內部政治穩定，社會和國力恢復又強大很多，與此同時正逢後趙和冉魏內亂，正是北伐復國的良機。在這種情況下幾乎是天時地利人和都傾向於東晉，但結果卻並無太大改變，這顯然不能單純的用軍事原因來解釋了。
具體分析兩晉歷史，從當時的社會背景來看，可以發現東晉北伐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江南的門閥士族並不想北伐復國，故意在北伐事務上拖後腿所致。祖逖提出北伐之時，司馬睿和琅琊王氏想要在江南立國，所以把國家資源都傾向於平定江南，自然不願意配合祖逖北伐的計劃。
陶侃在荊州崛起後，統領江南軍隊，被東晉朝廷所猜忌。以王導為首的東晉門閥將陶侃看著朝廷最大的威脅，自然反對其出兵北伐。庾氏掌握東晉朝政時，庾亮和庾翼都進行過北伐，但結局也以失敗而告終。庾亮志大才疏，軍事上就是白紙，失敗在情理之中。庾翼多年掌控軍隊，又有名將桓溫輔佐，結果還是無功而返，還坑死了南下投靠東晉的幾十萬漢人。殷浩和桓溫的北伐都是先勝後敗，他們一度佔據了西晉舊都洛陽，兵臨長安城下，結果仍舊無法完成復國大業。而在這些北伐失敗的過程中，東晉門閥拖後腿的操作是佔有相當大比重的。
於是問題來了，東晉門閥為什麼要拖北伐的後腿，他們不願意恢復西晉時候天下一統的強大局面麼？要回答這個問題，要從東晉門閥的形成開始的談起。大家都知道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門閥政治的典型時期，這時期門閥家族操縱朝廷政治，攫取國家資源和政治利益，引發各種爭鬥，使得短命王朝頻繁發生。門閥政治正式形成的標誌一般認為是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和西晉的佔田蔭客制，這兩種制度造就了主導我國曆史數百年的門閥士族集團。東晉是西晉發生永嘉之亂後的延續，也就繼承了這兩種制度，所以門閥集團成為朝廷的主宰。
東晉與西晉的門閥集團結構有很大不同，這使得東晉朝廷對統治天下的意願也異於西晉。西晉時期，晉武帝司馬炎一統三國使得國家進入了短暫的統一，所以北方門閥強於南方門閥，朝廷大權在北方門閥手中輪轉。東晉時候，永嘉之亂導致五胡亂華，北方大地被少數民族政權所佔據，司馬睿建立的東晉只能偏安江南。北方門閥大量南下躲避戰亂，與南方門閥形成政治上爭奪的態勢，所以東晉的政局一直難以穩定。不論是開始掌權的琅琊王氏，還是後來的潁川庾氏，這些都是僑居南方的北方門閥。
西晉時期都城在洛陽，北方門閥強大，政治上歧視南方門閥。東晉時期北方門閥南下，擁立司馬睿稱帝，朝政大事依舊掌控的北方門閥手裡，南方門閥還是被壓榨的對象。於是南北門閥之間矛盾重重，這成為東晉內部政局不穩的根源之一。這種矛盾長期存在，即便晉明帝司馬紹做過很多平衡雙方的權力配置，但依舊沒取得政治上的和諧。因此不論執政掌權的北方門閥提出怎麼樣的北伐方案，南方門閥都是呈現反對的態度。而北方門閥內部對北伐也是存在不同的認知，也產生利益上的衝突矛盾，所以互相扯後腿的事情頻繁發生。
比如桓溫北伐時，他向朝廷提出了多次申請，但是朝廷卻拒絕了這些北伐的建議。最後朝廷卻讓桓溫的政敵殷浩率軍北伐，最終也是以失敗而告終。從這個過程來看，當時掌握朝政大權的會稽王司馬昱就沒有想過復國的事情，而是拿北伐復國作為和桓溫爭權奪利的政治籌碼。
因為桓溫在當了荊州刺史後出兵平定了蜀地的成漢政權，藉此功績在江南崛起，呈現半割據態勢。他對東晉朝廷聽封不聽調，甚至在軍事上有沿著長江攻打建康的威脅，自然受到以司馬昱為首的朝中掌權者的猜忌。於是司馬昱扶持殷浩對抗桓溫，希望殷浩借北伐之功在軍事上與桓溫抗衡。
可是當殷浩北伐出現初步大勝，招攬了姚襄、張遇等北方投降勢力，他順勢提出了專鎮洛陽的建議後，卻被東晉朝廷駁回。這本來是恢復西晉舊都洛陽的好機會，東晉朝廷卻不許他這麼做，這顯然是違背北伐復國目標的。這說明司馬昱等人對殷浩不放心，擔心他成為第二個桓溫。另一方面，長期偏安江南的東晉門閥也不願意回到洛陽，沉迷於江南奢華的生活中。因為洛陽經歷了數十年的戰亂已經殘破不堪，而且處於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戰爭的一線。回到洛陽會讓東晉門閥損失江南的既得利益，而且面臨戰爭風險，自然會被拒絕。
由此可以看出，除了東晉門閥內部矛盾扯後腿，他們不願意放棄既得利益，缺乏經受戰爭的勇氣也是原因之一。實際上後來桓溫的北伐之中也經歷了殷浩所面臨的問題，也成為了他多次北伐失敗的中原原因。桓溫的第一次北伐時入關中討伐割據的前秦政權，初戰便取得大勝。他率領大軍兵臨長安城下，打得前秦皇帝苻健龜縮在長安城內不敢冒頭，也受到關中百姓的迎接。按道理這個時候桓溫應該一鼓作氣的拿下長安，進而恢復關中地區。可是桓溫卻停止的進擊，猶豫不前，最終導致戰爭失敗。
很多人認為桓溫是犯了軍事上的錯誤，他不敢猶豫不決，而是聽從謀士王猛的建議，直接向長安城發動攻擊。實際上這種說法是斷章取義，根本不瞭解當時的戰局。當時的戰局雖然桓溫佔據絕對的優勢，但後勤上非常吃緊。因為桓溫第一次北伐時沒有經過東晉朝廷同意的，是私自己帶兵出襄陽北伐。因此後勤上沒有東晉朝廷保障，全靠自己籌集糧食。司馬昱等人為了避免桓溫藉著北伐勝利繼續做大，乾脆在後勤上拖後腿，迫使桓溫只能在關中就地籌糧。結果桓溫的軍隊與前秦爭奪夏糧失敗，被對方堅壁清野的戰術打敗，被迫撤回東晉。
從史書上看，桓溫的第二次北伐失敗也與上述原因有關，幾乎跟殷浩是同出一轍。桓溫在第二次北伐時取得的成就更大，他已經攻入洛陽，驅逐了割據的羌族姚襄的勢力，還完成對洛陽皇陵的拜謁，並設置陵使修復皇陵。然而當他讓朝廷派徐、豫二州出兵淮、泗，進入黃河配合作戰時，卻被消極對待。最終桓溫只能放棄取得的土地，將當地的漢族百姓南遷至漢水、長江一帶。不久後朝廷軍隊大量南撤，收復的司隸、豫州、青州、兗州等地再次失陷。由此可以看出，東晉朝廷的其他門閥根本沒有收復失地的意圖，只想著偏安江南而已。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東晉門閥對北伐完全是排斥的。他們在江南有很多既得利益，又沉迷於江南的奢華生活，對於戰爭非常懼怕。而江南門閥更不願意出錢出力幫北方門閥收回舊地，自然在北伐事情上表示反對。再加上他們內部矛盾重重，各種利益衝突的存在，就不可能讓東晉朝廷團結一心的進行北伐復國。如果沒有佔據東晉絕大多數國家資源的門閥集團支持，只靠桓溫、殷浩等少量的大臣和家族，東晉根本不可能完成復國的任務。關中的謀士王猛正是看穿了東晉門閥的這個本質，才拒絕了桓溫的邀請，沒有隨其南下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