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灭亡以后，司马睿在江南建康建立了东晋政权，保住了晋朝的半壁江山。在此过程中有不少东晋将相提出过北伐复国的建议，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大英雄豫州刺史祖逖。可是因为司马睿和执政的琅琊王氏都将注意力放在平定江南的战争中，所以这次北伐最终未能成行。祖逖也只靠着一己之力收复黄河以南的领土，与后赵石勒隔河对峙。在经过了王敦和苏峻之乱后东晋政局稳定，国力逐渐恢复，社会再度繁荣，于是朝廷大臣再次提出北伐。当时执行北伐的要么是庾翼、桓温这样的权臣，要么是殷浩这样的重臣，但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
很多人总结东晋出兵北伐失败的原因，大多数时候都集中在军事方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才导致东晋无法完成北伐，恢复西晋时候的疆域。实际上这种看法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也没有抓住东晋北伐失败的根源所在。虽然东晋在军事力量上有很大的缺陷，但这并非北伐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东晋每次北伐的时机都找得很好，选在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内乱之时，比如后赵石虎去世后诸子争夺皇权，冉闵下达杀胡令建立冉魏。在这样的时候，东晋因为内部稳定反而在国力上占有优势，即便有军事上的不足，但综合实力却也是占有上风的。
但是从这些北伐的结果来看，都没有取得太大的成果，甚至连一度被收回的西晋旧都洛阳又被迫放弃，让人感到非常遗憾。尤其是领兵多次北伐的桓温，在当时也是被认为是祖逖和陶侃之后的又一位名将，他在北伐之前就已经战功赫赫，以平定蜀地成汉政权而成为东晋军队第一人。他在军事上的能力不但被东晋朝廷认可，就连北方少数民族政权也非常忌惮。因此在北伐事务上，东晋是占据很多有利条件的，是具有很高的成功可能的。但是事与愿违，桓温的北伐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与之前庾翼、殷浩失败的过程并无太大差别。
如果说东晋北伐失败都是军事上的原因，那是非常牵强的，因为几乎每次北伐初期东晋都取得了大胜。祖逖收回黄河以南的土地，与后赵皇帝石勒隔河对峙，迫使石勒不敢南侵，这已经说明了东晋在军事技术上不落后于北方。陶侃占据荆州和江州时，后赵石虎也对东晋非常忌惮，很担心荆州军队北出襄阳，攻打豫州。后来的庾翼、殷浩虽然不如祖逖和陶侃，但在北伐初期也是取得大胜，而且每次都是先胜后败，然后撤回江南。从这些过程可以看出，东晋在军事上并非如想象中的孱弱，少数民族军队也不是不可战胜的。
桓温北伐之时，在军事能力上已经不下于祖逖、陶侃，而东晋内部政治稳定，社会和国力恢复又强大很多，与此同时正逢后赵和冉魏内乱，正是北伐复国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倾向于东晋，但结果却并无太大改变，这显然不能单纯的用军事原因来解释了。
具体分析两晋历史，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可以发现东晋北伐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江南的门阀士族并不想北伐复国，故意在北伐事务上拖后腿所致。祖逖提出北伐之时，司马睿和琅琊王氏想要在江南立国，所以把国家资源都倾向于平定江南，自然不愿意配合祖逖北伐的计划。
陶侃在荆州崛起后，统领江南军队，被东晋朝廷所猜忌。以王导为首的东晋门阀将陶侃看着朝廷最大的威胁，自然反对其出兵北伐。庾氏掌握东晋朝政时，庾亮和庾翼都进行过北伐，但结局也以失败而告终。庾亮志大才疏，军事上就是白纸，失败在情理之中。庾翼多年掌控军队，又有名将桓温辅佐，结果还是无功而返，还坑死了南下投靠东晋的几十万汉人。殷浩和桓温的北伐都是先胜后败，他们一度占据了西晋旧都洛阳，兵临长安城下，结果仍旧无法完成复国大业。而在这些北伐失败的过程中，东晋门阀拖后腿的操作是占有相当大比重的。
于是问题来了，东晋门阀为什么要拖北伐的后腿，他们不愿意恢复西晋时候天下一统的强大局面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东晋门阀的形成开始的谈起。大家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门阀政治的典型时期，这时期门阀家族操纵朝廷政治，攫取国家资源和政治利益，引发各种争斗，使得短命王朝频繁发生。门阀政治正式形成的标志一般认为是曹魏的九品中正制和西晋的占田荫客制，这两种制度造就了主导我国历史数百年的门阀士族集团。东晋是西晋发生永嘉之乱后的延续，也就继承了这两种制度，所以门阀集团成为朝廷的主宰。
东晋与西晋的门阀集团结构有很大不同，这使得东晋朝廷对统治天下的意愿也异于西晋。西晋时期，晋武帝司马炎一统三国使得国家进入了短暂的统一，所以北方门阀强于南方门阀，朝廷大权在北方门阀手中轮转。东晋时候，永嘉之乱导致五胡乱华，北方大地被少数民族政权所占据，司马睿建立的东晋只能偏安江南。北方门阀大量南下躲避战乱，与南方门阀形成政治上争夺的态势，所以东晋的政局一直难以稳定。不论是开始掌权的琅琊王氏，还是后来的颍川庾氏，这些都是侨居南方的北方门阀。
西晋时期都城在洛阳，北方门阀强大，政治上歧视南方门阀。东晋时期北方门阀南下，拥立司马睿称帝，朝政大事依旧掌控的北方门阀手里，南方门阀还是被压榨的对象。于是南北门阀之间矛盾重重，这成为东晋内部政局不稳的根源之一。这种矛盾长期存在，即便晋明帝司马绍做过很多平衡双方的权力配置，但依旧没取得政治上的和谐。因此不论执政掌权的北方门阀提出怎么样的北伐方案，南方门阀都是呈现反对的态度。而北方门阀内部对北伐也是存在不同的认知，也产生利益上的冲突矛盾，所以互相扯后腿的事情频繁发生。
比如桓温北伐时，他向朝廷提出了多次申请，但是朝廷却拒绝了这些北伐的建议。最后朝廷却让桓温的政敌殷浩率军北伐，最终也是以失败而告终。从这个过程来看，当时掌握朝政大权的会稽王司马昱就没有想过复国的事情，而是拿北伐复国作为和桓温争权夺利的政治筹码。
因为桓温在当了荆州刺史后出兵平定了蜀地的成汉政权，借此功绩在江南崛起，呈现半割据态势。他对东晋朝廷听封不听调，甚至在军事上有沿着长江攻打建康的威胁，自然受到以司马昱为首的朝中掌权者的猜忌。于是司马昱扶持殷浩对抗桓温，希望殷浩借北伐之功在军事上与桓温抗衡。
可是当殷浩北伐出现初步大胜，招揽了姚襄、张遇等北方投降势力，他顺势提出了专镇洛阳的建议后，却被东晋朝廷驳回。这本来是恢复西晋旧都洛阳的好机会，东晋朝廷却不许他这么做，这显然是违背北伐复国目标的。这说明司马昱等人对殷浩不放心，担心他成为第二个桓温。另一方面，长期偏安江南的东晋门阀也不愿意回到洛阳，沉迷于江南奢华的生活中。因为洛阳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乱已经残破不堪，而且处于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战争的一线。回到洛阳会让东晋门阀损失江南的既得利益，而且面临战争风险，自然会被拒绝。
由此可以看出，除了东晋门阀内部矛盾扯后腿，他们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缺乏经受战争的勇气也是原因之一。实际上后来桓温的北伐之中也经历了殷浩所面临的问题，也成为了他多次北伐失败的中原原因。桓温的第一次北伐时入关中讨伐割据的前秦政权，初战便取得大胜。他率领大军兵临长安城下，打得前秦皇帝苻健龟缩在长安城内不敢冒头，也受到关中百姓的迎接。按道理这个时候桓温应该一鼓作气的拿下长安，进而恢复关中地区。可是桓温却停止的进击，犹豫不前，最终导致战争失败。
很多人认为桓温是犯了军事上的错误，他不敢犹豫不决，而是听从谋士王猛的建议，直接向长安城发动攻击。实际上这种说法是断章取义，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战局。当时的战局虽然桓温占据绝对的优势，但后勤上非常吃紧。因为桓温第一次北伐时没有经过东晋朝廷同意的，是私自己带兵出襄阳北伐。因此后勤上没有东晋朝廷保障，全靠自己筹集粮食。司马昱等人为了避免桓温借着北伐胜利继续做大，干脆在后勤上拖后腿，迫使桓温只能在关中就地筹粮。结果桓温的军队与前秦争夺夏粮失败，被对方坚壁清野的战术打败，被迫撤回东晋。
从史书上看，桓温的第二次北伐失败也与上述原因有关，几乎跟殷浩是同出一辙。桓温在第二次北伐时取得的成就更大，他已经攻入洛阳，驱逐了割据的羌族姚襄的势力，还完成对洛阳皇陵的拜谒，并设置陵使修复皇陵。然而当他让朝廷派徐、豫二州出兵淮、泗，进入黄河配合作战时，却被消极对待。最终桓温只能放弃取得的土地，将当地的汉族百姓南迁至汉水、长江一带。不久后朝廷军队大量南撤，收复的司隶、豫州、青州、兖州等地再次失陷。由此可以看出，东晋朝廷的其他门阀根本没有收复失地的意图，只想着偏安江南而已。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东晋门阀对北伐完全是排斥的。他们在江南有很多既得利益，又沉迷于江南的奢华生活，对于战争非常惧怕。而江南门阀更不愿意出钱出力帮北方门阀收回旧地，自然在北伐事情上表示反对。再加上他们内部矛盾重重，各种利益冲突的存在，就不可能让东晋朝廷团结一心的进行北伐复国。如果没有占据东晋绝大多数国家资源的门阀集团支持，只靠桓温、殷浩等少量的大臣和家族，东晋根本不可能完成复国的任务。关中的谋士王猛正是看穿了东晋门阀的这个本质，才拒绝了桓温的邀请，没有随其南下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