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上午，珠海召開市公共場所疫情防控專場新聞發佈會。市衛生健康局副局長黃芸介紹，通過對全市708處公共場所採樣監測，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但目前珠海仍面臨境外輸入和境內反彈的雙重壓力，隨著公共場所逐漸開放，市民需繼續做好個人防護工作。
珠海目前疫情情況和總體防控形勢如何？
黃芸介紹，截至4月15日，珠海市已連續57天無本地病例報告，連續17天無境外輸入病例報告，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03例（其中境外輸入5例），死亡病例1例，已出院99例，現有在院病例3例（均為境外輸入，1例普通型、2例輕型），現有7名密切接觸者正在接受醫學觀察。
她表示，隨著境外疫情的持續高發和境外輸入病例不斷增加，以及國內復工復產復學的壓力，珠海市疫情防控面臨著境外輸入和境內反彈的雙重壓力，防控形勢依然十分嚴峻。境外輸入病例引起的傳播風險持續加大，需警惕輸入引發的本地感染和聚集性疫情。
對於市民關心的無症狀感染者及出院患者“復陽”的問題，黃芸介紹，珠海累計發現8例無症狀感染者，最後一例已於3月19日出院，自國家衛健委要求4月1日起將無症狀感染者情況列入每日通報以來，珠海市無新增無症狀感染者。同時，無症狀感染者全部按照確診病例的管理規範實施管理，包括在中大五院定點收治觀察，“在14天觀察後，雖然感染者可能沒有臨床症狀，但必須兩次核酸檢測陰性後才可出院；對於已出院的確診病例患者，也會重新開展一輪14天的隔離觀察。”目前，珠海市8例無症狀感染者均未發現“復陽”現象。
市內公共場所是否安全？
黃芸介紹，從2月21日起，珠海市疾控機構組織開展了公共場所監測，涵蓋了8大環境類型，包括公交站、機場、輕軌站、港口、口岸等交通樞紐，超市、商場，餐廳，醫療機構，入境人員隔離安置（分流）酒店，物業小區，農貿市場，企業事業單位等。
採樣部位以人群密集區域手高頻接觸部位為重點，比如售票窗口檯面、座椅扶手、自助取驗票機、公交車扶手、門把手、電梯按鍵、樓梯扶手、農貿市場攤位砧板及刀具、銷售人員手面等。
通過對全市708處公共場所2007個樣本的採樣監測，結果顯示所採集的樣品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
公園逐步開放，防疫措施是否到位？
“雖然說公共場所監測顯示出總體安全的結果，但並不能說明我們可以放鬆警惕，防控工作仍然絲毫不可放鬆。”黃芸表示。
據市園林綠化和市容環境管理中心主任王兆江介紹，該局組織各公園管理部門從六個方面採取了疫情防控相關措施。
一是印發公園開放工作指引，明確具體管理要求及遊園注意事項；二是加強公園工作人員管理，包括每日體溫檢測等健康情況排查；三是落實防疫物資保障，提前準備測溫器、消毒用品等；四是嚴格抓好入園人員的秩序管理，包括入園登記、體溫檢測、是否佩戴口罩、有無人員聚集等方面；五是在園內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張貼公告、懸掛橫幅、廣播提醒等引導遊園市民自覺遵守有關規定；六是加強公園衛生保潔和消殺工作，確保公園的桌凳、護欄、垃圾桶、洗手間等公共設施每日全面消毒兩次以上。
市民應如何繼續做好日常防護工作？
隨著復工復學階段到來，公共場所逐漸開放，市民外出活動時的個人防護工作應如何把握一個合適的“度”？黃芸指出，雖然目前珠海各區均為低風險地區，但仍面臨著境外輸入和境內反彈雙重壓力，市民不可放鬆警惕。
“在個人防護方面，要注意勤洗手，尤其是在觸摸了公共場所的一些物品後應及時清潔；購物時儘量採取電子支付方式，少接觸錢幣；一旦發現自己有發熱、乾咳、乏力的症狀，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及時到發熱門診就診。”同時，黃芸建議，市民應合理佩戴口罩，如在室外空曠場所或個人自駕車時可以適當摘下口罩。
鍾南山：中國疫情尚在控制階段，不能完全拋棄口罩
談及中國的防疫措施是否要持續保持，鍾南山說：“大家頭腦中一定要保持這樣一個認識，中國疫情尚在控制階段，不能完全拋棄口罩，中國和國外的情況不同。”4月16日，鍾南山院士攜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院長何建行、副院長李時悅進行視頻直播，首次分享中國從無症狀者篩查、疑似病例診斷、確診患者治療、重症ICU方案到愈後檢測的“新冠全路徑”經驗，並在線解答抗疫一線醫生的焦點問題。
談及中國的防疫措施是否要持續保持，鍾南山說：“大家頭腦中一定要保持這樣一個認識，中國疫情尚在控制階段，不能完全拋棄口罩，中國和國外的情況不同。”
鍾南山表示，他非常希望意大利、西班牙、英國等歐洲國家的疫情儘快進入平臺期。在平臺期，疫情可能會出現限制或下降的趨勢，這樣才能有更多人復工復產，但這時候的防控非常重要。
戴or不戴？東西方的口罩之爭，不只是口罩有沒有用那麼簡單
新冠疫情正在全球蔓延。自從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三月中旬建議居民減少不必要的外出、儘可能居家辦公以來，居住在倫敦的北京女孩佳瑩幾乎足不出戶。在此之前，她每天戴著口罩坐地鐵往返於家和公司之間，儘管“倫敦地鐵裡幾乎沒人戴口罩”。
為了避開早高峰，佳瑩比平時提前半個小時出門，趁同事都沒到之前用酒精把桌上的辦公用品和自己的隨身物品全部擦一遍。但是一進辦公樓，佳瑩就會把口罩摘下來，“辦公室裡沒有人戴口罩，一個都沒有。”佳瑩的工位在過道旁邊，經常有人走來走去，這讓佳瑩感到提心吊膽。
週末的時候，佳瑩全副武裝，戴著N95口罩和護目鏡出門採購生活必需品，“有個白人阿姨直目凝視了我十秒，但是我不管，被嘲笑總比染病好。”在佳瑩的常識裡，戴著口罩有一層防護，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帶著護目鏡和口罩全副武裝出門的佳瑩丨佳瑩提供
更讓佳瑩更擔心的是自己的男友。佳瑩的男友是一位波蘭裔咖啡師，在倫敦鬧市區一家咖啡館工作。在徹底停工之前，這家店的老闆不允許員工在工作時間戴口罩，因為“會嚇跑顧客，讓顧客覺得不舒服”。佳瑩曾試圖給咖啡店的老闆寫信，但是她覺得自己的話不夠有說服力，“有些根深蒂固的東西很難被改變……”。
“根深蒂固”的什麼？關於口罩對於預防新冠病毒是否有用、有多大作用，尚未有定論。但是，效用並不是影響各國家和地區的人對於戴口罩的態度和看法的唯一因素。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防治傳染病的歷史、人們對於疾病的認知，不同的社會文化和社交禮儀等等，似乎都被包裹在這薄薄的一層織物之下。
歷史上的口罩
人們最早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使用口罩的？確切的時間點我們無法確定。1887年，德國微生物學家弗魯格提出，醫護人員講話時的帶菌唾液會導致患者的傷口感染 。在這個基礎上，德國病理學專家萊德奇在同年建議醫護人員在手術時戴上一種用紗布製作的、能掩住口鼻的口罩——這是關於現代意義上的醫用口罩的最早記載。
類似的紗布口罩也出現在上個世紀初的中國。1910年秋天，一場鼠疫在我國東北爆發，擔任“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的華人醫生伍連德推測出鼠疫能通過飛沫傳播，發明了一種用兩層紗布製作而成的簡易口罩。所有的醫護人員、病人與其直接接觸者都被要求戴上口罩，疫情嚴重的地區還會強制要求普通老百姓戴口罩。
圖丨《1910-1911年的東北大鼠疫及朝野應對措施》
1918年，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肆虐全球。這場流感導致全球約5億人被感染，約5千萬人因此而喪生。
在網絡上搜索西班牙流感時期的照片，口罩是讓人無法忽視的標誌之一。當時美國的一些公共衛生學家建議所有人都戴上口罩，舊金山、聖地亞哥等城市頒佈了“口罩命令”（Mask Order），要求健康的普通市民在公共場合也必須戴口罩，違者將被處以罰款或者監禁。英國等歐洲國家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從照片中可以看到，不僅是醫護人員和病人，街上執勤的警察、司機、行人，幾乎每個人臉上都戴著白色的紗布口罩。
1918西班牙流感期間，紐約大街上帶著口罩的人們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當西班牙流感蔓延至日本，日本政府也開始大力推廣公眾使用口罩。日本最大的兩家報社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報道了美國的“口罩命令”，刊登了紐約街頭的人們戴著口罩的照片，向日本公眾宣傳這種“可以預防流感的口罩”。警察、進出電影院和劇院的觀眾、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客都被要求戴上口罩；零售業和製造商加大力度生產以滿足全國範圍內大量的口罩需求，有些學校購買原材料、組織學生自己製作口罩。歷史學家認為，口罩的生產和使用在西班牙流感肆虐日本期間成為了
一項全國性的大事件。
1919年東京，帶著口罩的女學生們丨Mainichi Shimbun
隨著西班牙流感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得到控制，世界各地的人們逐漸減少口罩的使用，尤其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但是在一些亞洲國家，特別是日本，普通民眾戴口罩的習慣卻在1918年的疫情結束被保留了下來，
且在過去的一百年裡被“發揚光大”。被接受和被反對
日本秀明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堀井光俊專門研究口罩在日本的發展。他告訴果殼，在醫用口罩流傳到日本之前，日本民間應對流感的辦法大多是“迷信療法”，比如說符咒。在堀井教授看來，日本政府在西班牙流感期間之所以大力推廣口罩，是為了減少這些“迷信療法”對國民的影響，從而讓國家快速步入現代化——口罩在當時代表了先進的西方醫學，戴口罩意味著日本是個現代的、科學的國家。
類似的，有國內學者認為，伍連德在鼠疫時期大力推廣口罩，讓國外先進的防疫理念滲透進個人生活，從而提高了東北地區百姓對西醫的接受度，促進了西方的科學理念在該地區的傳播。
伍連德發明的口罩 | 《1910~1911 年東北大鼠疫與哈爾濱公共衛生體系的建立》
和國內情況不同的是，在西班牙流感疫情結束後，日本政府也沒有減少宣傳在公共場合佩戴口罩的重要性。公共衛生部門發佈的一系列防流感宣傳海報，描繪了無形的流感病菌是如何被口罩所抵擋的。根據日本民間的對於清潔和骯髒的分類，外來的總是髒的，裡面的總是乾淨的。堀井教授解釋說，儘管沒有任何科學依據，但是在人們的想象中，外面的空氣中充滿著細菌，人口密集的公共場合是骯髒的，而口罩可以有效地隔離這些外來的“髒東西”。
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的一幅政府海報呼籲公眾戴上口罩 |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health of Japan/via KYODO
政府這些大力度的推廣無疑增加了日本民眾對於口罩的接受度。1920年福井縣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當地約80%的家庭都在使用口罩。在三四十年代，除了咳嗽、打噴嚏的人被建議戴口罩以防傳染別人，政府更強調健康的民眾戴上口罩保護自己。
然而，在歐美國家，口罩並沒有那麼“受歡迎”。西班牙流感期間，“在公共場合戴口罩”雖然在一些美國城市被寫進了法律，但這條法令也遭到了不小的抵制。在南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市，儘管警察逮捕並罰款了不少不守規矩的市民，人們依然會趁警察不注意的時候把口罩摘下。公眾們質疑口罩對抗流感的有效性，認為這種措施不過是在模仿照抄舊金山這些大城市的做法。面對公眾和輿論的壓力，政府終止了“口罩命令”（還有一部分原因是疫情得到控制，病例數減少）。
堀井教授認為：“在西方，尤其是美國，人們不喜歡‘被強制要求’戴口罩，很多人會覺得自己作為公民的自由被侵犯了 。”同時堀井教授也強調，相較戴口罩，洗手和接種疫苗才是歐美國家預防流感的主流做法。
六十年代開始，流感疫苗開始在日本被大規模推廣，防流感口罩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地位，但與此同時，口罩在日本社會找到了一個新的定位——防治花粉症（hay fever，又稱過敏性鼻炎）。
春季是花粉症高發的季節，日本民眾齊戴口罩丨qdaily.com
從1963年發現第一例患者至今，花粉症成為日本的一種“全國性疾病”。2006年的數據顯示，東京的花粉症患者高達28.2%。漱口、洗眼和服用藥物等來自醫生的建議對於許多患者來說收效甚微，80%的患者會採取“自我防護”的方法，其中就包括戴口罩。堀井教授如今長居英國，在他比較來看，一方面日本的藥物相對來說不如歐美的劑量大、效果不夠好，另一方面日本民眾又害怕西醫的副作用，權衡之下口罩既便宜又有效還沒有副作用，在日本這麼受歡迎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國內花粉症患者相對較少，但另一因素將口罩與日常生活“捆綁”起來。那就是空氣汙染。早在生活沒有被傳染病打亂的日子裡，口罩已經在北京等城市的便利店隨處可見，特別是防PM2.5的口罩。想必不少人都有經驗：霧霾嚴重的時候，空氣都帶著“異味”；在地鐵上看到一排排口罩，並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
倫敦街頭一個戴著口罩騎車的人丨 LUKE MACGREGOR/REUTERS
堀井教授幾個月前造訪倫敦時，在地鐵中發現有一名男子帶著口罩，頗有些驚訝，因為實在是太罕見了，“在倫敦最有可能戴口罩的是在街上騎自行車的人，他們會特別在意空氣汙染。但除此之外，戴口罩的人真的太少見了。”
“臉”很重要
出生在普利茅斯的Sereine在倫敦一家公司做HR，自從英國首相三月下令要求居民減少不必要的外出以來，她已經在家辦公快一個月了。Sereine和自己的寵物，一隻叫Shay的倉鼠一起住在倫敦郊外的一幢公寓裡，她沒有買口罩，沒有想過要買口罩，也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口罩。“我可能得需要上網查一查，普通的藥店裡有沒有得賣我也不知道，我也從來沒試圖買過口罩，這個東西就不存在我的生活裡，”Sereine說。
在Sereine過去27年的生活經驗裡，她只記得小時候父親在家做木工活的時候戴過工業用的口罩，以及大學時代來自日本的同學Yumi生病時戴過口罩，“Yumi告訴我她病了，不想傳染給別人。”在開始居家辦公之前，Sereine和同事日常聊天的話題總是圍繞新冠疫情，但是辦公室裡沒有人戴口罩，“
有人戴的話絕對會被開玩笑的”。堀井教授認為，在日常社交中把臉遮起來不是西方人文化中的一部分。他提到，歐洲不少國家出於宗教極端主義等問題，有“蒙面禁令”的規定。比如說法國在2010年頒佈的《禁蒙面法》規定，在公共場合不能使用任何材料遮蓋面部。
英國駐華大使吳百納在與果殼的交談中也提到了這一點。大使表示，除了宗教原因，在日常生活中會把臉遮起來的通常只有戴口罩的醫護人員，其餘大部分人習慣在正常社交中將整張臉露出以示尊重。有些人甚至認為在面對面交流時戴墨鏡也是不夠有禮貌的，因為看不見人的眼睛。
圖丨圖蟲創意
臉，更具體一點說，臉部表情和眼神交流在面對面的社交中無疑是至關重要的。在社會學家看來，墨鏡這樣的面部遮擋物就像是一個“介入盾牌”，屏蔽了人與人之間的正常交流。口罩、耳機也有類似的功能。在日本，除了氣候和疾病的原因外，不少女性戴口罩也是為了避免在公共場合被人騷擾。
一些跨文化研究發現，西歐人普遍對眼神交流持肯定態度，但是有東亞文化背景的人卻不一定這麼認為。事實上，在日本文化中，人們被教導不要與人有過多的眼神交流，直接看著別人的眼睛是不尊重人的表現。堀井教授說，在日本，前去參加工作面試的人會被建議不要直接看面試官的眼睛，而是看脖子，“這樣的話你還是看著你面前的人，只是沒有那麼直接，給人感覺不會那麼粗魯。”
圖丨paylessimages/123rf.com
堀井教授認為，日本人對口罩的接受度這麼高，一定程度上與這種“不直接看臉”的文化有關，但是 “臉”在日本文化中並非不重要。一些日本女性戴口罩是因為不想讓人們看見自己沒有化妝的臉，這樣的外貌至上主義（lookism）在其他東亞國家也十分普遍，韓國和中國也有越來越多的女孩習慣戴上口罩掩飾自己臉上的瑕疵。堀井教授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恰恰是因為臉過於重要了，需要用最正確的方式呈現出來”。
越來越普遍的口罩
我們似乎很難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關於人們到底為什麼戴，或者為什麼不戴口罩。堀井教授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到，戴口罩最早是一種集體性的、有針對性的對抗公共衛生危機的行為，卻在過去一百年裡在日本逐漸演變成一種缺乏明確目的的、沒有嚴格規範的個人化的行為——生病了戴口罩，怕生病戴口罩，天氣冷的時候戴，空氣質量糟糕的時候戴，沒有化妝的時候戴，不想搭理人的時候戴等等。
在對外部環境缺乏安全感的情況下，戴口罩成為了一種普遍的自我保護方式。而當真正的危機來臨時，像是這次的新冠肺炎，東亞地區的人們自然而然地接受了把口罩當作抵禦病毒的盾牌。堀井教授解釋說，災難來臨時的不確定感和安全感的缺失會促使人們立即採取措施，而人們所採取的措施通常來自於自己過去的生活經驗，或者說是自己認知裡熟悉的東西。
2003年SARS、2004年禽流感、2015年MERS, 出於對傳染病的忌憚，東亞地區對口罩的接受度越來越高。
口罩對於西方人來說並不是這樣一個熟悉的存在。西方在近年來沒有出現過影響力之大如SARS這樣的大流行，最近的一次是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雖然2009年H1N1豬流感曾在美國爆發，但其致死率相較於上述傳染病要低得多。）
2009年的H1N1豬流感的致死率要比西班牙流感、SARS等低得多丨nytimes.com
Sereine說，自己家最年長的長輩也對西班牙大流感沒有任何記憶，“我父母沒有經歷過這些，我祖父母也沒有。我想我們沒有辦法說‘上次我們是如何應對的’。”吳百納大使在採訪中提到，對於新冠肺炎，英國政府更強調的防疫措施是勤洗手、不出門和保持兩米遠的社交距離，如今也有些人選擇戴口罩。“面對當下的疫情，文化、國籍、種族、性別或者任何其他因素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作為人類必須團結起來，共同尋找治癒疾病的方法。”大使說道。
戴口罩也好，勤洗手也好，在面對真正的危機時，這些日常生活中的個人化行為重新轉變為一種集體性的、有針對性的對抗危機的方式。社會學家彼得·貝爾（Peter Baehr）研究了口罩在2003年SARS肆虐中國香港期間起到的作用。他在文章中寫道，在這個被口罩所籠罩的城市裡，人們的身份被口罩模糊了，即使是朋友和同事從身邊經過也很難立刻辨認出。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的集體身份被凸顯了，從而產生了一種“同呼吸共患難”的命運共同體的感覺 ——口罩象徵著一種行為準則、一種社會責任，在疫情的推動下迅速成為了一種社交儀式。
圖丨Mark Ritson/marketingweek.com
因此，在疫情面前，口罩的作用不僅僅是預防疾病那麼簡單。人們將對於現實的焦慮和不安轉化為戴口罩、勤洗手、保持兩米遠的社交距離這些日常行為，戴口罩幫助我們恢復日常生活的穩定 。美國媒體曾將口罩形容為“安慰用的毯子”，儘管對於很多人來說，口罩並不是像毯子這樣舒服的用品。戴久了耳朵被勒得有點疼，呼吸加重偶爾會覺得喘不上氣，與人交流需要很大聲不然會聽不清楚，而且我們不知道這種情況還要持續多久。但是我們還是選擇繼續戴著口罩。
堀井教授說：“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人們一起做些事情來共同度過這個難關，我覺得這是人類社會偉大的地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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