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閆斐/文 2020年一季度，隨著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並逐漸演化為全球大流行，這場近一個世紀以來全球範圍內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已在世界範圍內造成數以百萬計的人口感染、數以十萬計的人死亡。截至4月30日，全球累計確診感染病例近320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近23萬例；其中，累計確診病例最多的美國有超過104萬感染者，死亡超過6萬例，意大利、英國、西班牙、法國的死亡病例也均超過2萬例[1]。
新冠病毒極強的傳染性伴隨著全球化背景下大規模的人口跨境流動，使得全球多個國家和地區感染病例在1~2個月內迅速呈指數級增長態勢，部分感染病例症狀的急速惡化導致當地公共醫療服務體系不堪重負甚至嚴重過載。為有效控制疫情蔓延態勢，許多國家和地區被迫採取了史無前例的嚴格封鎖、關閉、隔離和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大量人口過千萬的城市無法正常運轉，經濟社會處於全面停滯、幾近停擺。
世界經濟迎來“百年一遇”嚴重衝擊
IMF在最新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指出，疫情或將使世界經歷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其衝擊和損失嚴重程度或將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據預測，2020年全球經濟將急劇收縮3%，其中，發達經濟體總產出下降6.1%，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總產出下降1%，美國、歐元區和中國三大經濟體同比增速分別僅為-5.9%、-7.5%和1.2%，遠低於2019年2.3%、1.2%和6.1%的水平；與此同時，全球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更是將驟降11%。世界銀行行長馬爾帕斯甚至表示，此次疫情對全球總產出、投資、就業和貿易的衝擊估計要比“大蕭條”更為嚴重[2]。
這並非危言聳聽。根據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的最新預測，疫情預計將使今年全球客運總收入同比驟降55%，國際航空業累計損失或將高達3140億美元。國際勞工組織（ILO）認為此次疫情將對全球就業和收入產生災難性影響，全球33億就業人口中已有超過80%的人受到工作場所完全或部分關閉影響，其中又以航空、酒店、餐飲、零售、運輸等行業影響最為嚴重；預計今年二季度全球總工時將減少6.7%，相當於1.95億全職崗位的工時，其中阿拉伯國家、歐洲和亞太地區分別減少8.1%、7.8%和7.2%，年底前全球失業率很有可能將超過該組織此前預計的2500萬人，具體規模和持續時間取決於未來世界經濟的增長和相關政策措施的效果[3]。
1929-1932年“大蕭條”期間，美國實際GDP下降了26.5%（名義GDP更是下降了45.6%），製造業產出降幅達到48%，失業率從3.2%飆升至24.9%，個人消費支出下降了40%，私人投資幾乎消失殆盡，社會資本存量淨縮減，股票價格下跌超過90%，企業公開發行股票數下降98%，出口額下降了67%，甚至連技術創新這類基礎性經濟活動也深受拖累。危機過後，美國實際人均GDP用了十年時間才恢復到1929年的水平時，但失業率仍比1929年高出5倍多，實際工資水平也用了八年時間才恢復到危機前水平[4]。為減緩疫情給經濟造成的衝擊，同時盡力縮短相關衝擊影響的時間、縮小影響範圍，特別是避免因政策救濟的不力損害到經濟長期增長的基本面，繼而出現類似“大蕭條”期間經濟長期一蹶不振和對企業、居民家庭帶來的災難性影響，國際社會紛紛緊急出臺了一系列涵蓋財政、貨幣、金融等一攬子寬鬆政策和救助計劃，包括減稅或發放補貼以促進居民消費，降低利率或為直接為市場注入流動性以提振私人部門投資，保障就業，適當放鬆金融監管等。
3月以來，美國相繼推出了一系列規模空前的貨幣、財政寬鬆政策以應對疫情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衝擊。美聯儲先後通過降息、降準、市場回購、無上限量化寬鬆等政策工具為市場注入流動性以應對疫情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衝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在短短一個月內急劇擴張超萬億美元；與此同時，美國政府3月底推出相當於2019年美國GDP近10%、總規模2.3萬億美元的天量財政刺激方案。歐央行3月也開始大規模加碼量化寬鬆，通過實施更多臨時性長期再融資操作、為定向長期再融資操作提供更優惠條件以及支持歐元區銀行向受疫情影響較大的中小企業提供貸款等，為歐元區經濟注入更多流動性；4月，歐洲各國宣佈將實施總額為5400億歐元的大規模救助計劃，其中包括歐洲穩定機制為歐元區國家提供的總額2400億歐元的低息貸款。此外，4月中旬召開的G20財政和央行行長會議上通過的《G20行動計劃—支持全球經濟渡過新冠肺炎危機》，除了從資金動員、信息分享、保證重要醫療物資供應等方面提出共同抗擊疫情的衛生政策措施，也號召各成員國通過經濟、金融、貿易等政策措施，對沖疫情短期衝擊的同時支持經濟中長期可持續增長，維護全球供應鏈基本穩定，防止世界經濟金融發生大的動盪，避免疫情影響的長期化；各成員國也承諾將通過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支持經濟，並著重通過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增加就業以及加大金融支持等措施為疫情後各國經濟復甦創造條件。
需要指出的是，與2008年金融危機源自美國國內次貸市場危機經由國際金融市場傳導至世界各國再對實體經濟造成衝擊不同，此次疫情大流行衝擊直接在世界範圍內作用於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實體經濟，特別是內外需在短時期內共同減少，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相互影響，多個層面不同因素形成共振和惡性循環，繼而對世界經濟和國際資本市場和全球金融體系造成衝擊，並持續相當長時間。
短期，各國為疫情防控所採取的各種隔離、封鎖、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會造成總供給不足，存貨減少的同時通脹率上升；中期，企業營收和盈利預期下降，投資減少，繼而直接衝擊就業和收入，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下降導致預防性儲蓄動機增強，總需求萎縮並對產出造成二次衝擊，形成正反饋。全球經濟大停擺造成的世界經濟潛在增速下行引發的國際範圍內外需減少，貿易融資面臨枯竭，發達經濟體資本輸出顯著下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活動受到衝擊，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部分新興市場經濟體或將面臨資本外流壓力。此外，投資盈利預期低迷、工資性收入的下降和居民家庭財富縮水，會通過信貸渠道和股價使銀行資產負債表的質量惡化、挫傷投資者信心，市場風險偏好下行引致包括權益類資產在內的風險資產價格暴跌的同時波動加劇並波及整個金融市場，恐慌情緒的蔓延又可以通過跨國資本流動對國際資本市場和世界經濟造成衝擊。長期，世界範圍內總產出缺口或將持續擴大，各國潛在經濟增速下滑，資本積累速度放緩，人力資本被削弱，研發投入減少導致技術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變弱，保護主義抬頭、逆國際化趨勢加劇，由此導致國際生產網絡和全球產業鏈面臨調調整與重構，地緣政治衝突可能由此加劇升級，甚至引發包括糧食短缺、軍事衝突等人道主義危機。
外部衝擊在傳導機制、規模與波及範圍、影響的嚴重程度等方面的差異，客觀上要求決策者需要有新的解決思路和政策工具。一方面，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相比，當前國際經貿格局、經濟增長潛力和主要驅動因素等均已發生較大變化；另一方面，多國普遍面臨更高債務水平和長期零利率政策掣肘國內財政和貨幣政策空間的現實，經濟發展的長期結構性矛盾非但沒有緩解反而進一步加劇。不僅如此，近年來世界範圍內保護主義傾向的抬頭、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戰等都使得全球範圍內政策協調和一致行動的難度大幅提升[5]；此外，部分國家十年前充滿爭議的刺激政策相關後遺症尚未全面消除，再次按照特殊時期不計成本與代價進行財政擴張和無限量量化寬鬆政策，決策必要性和合理性本身充滿爭議的同時，也勢必對疫情得到控制後各國和世界的長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為此，決策者在面對包括世界範圍內總體疫情發展態勢、防控措施有效性、疫苗研發進度、跨國合作的意願和能力以及相關政策時滯等諸多現實約束和不確定性，要制定出一整套綜合全面、兼顧長短期且能夠平衡好各方利益與各種因素的政策，無疑面臨重大的挑戰[6]。
外需衝擊威脅中長期增長
近年來，中國外需深受中美貿易戰拖累和影響，年初兩國談判所取得的積極進展原本使局勢剛剛有所緩和，不料突如其來的疫情爆發以及此後迅速在世界範圍內的持續蔓延，使出口部門再次遭受沉重打擊。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今年一季度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約20.65萬億元，按不變價計算同比下降6.8%，為近三十年來首次出現負增長。與此同時，一季度我國貨物貿易總額約6.57萬億元，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約3.34萬億元，進口約3.24萬億元，分別同比下降11.4%和0.7%，當季貿易順差983億元。
WTO預計，2020年世界貨物貿易總額同比將下降13%~32%，具體影響程度取決於全球總體疫情防控形勢、各國政策效果和國際間合作的有效性。根據IMF的預計，2020年發達經濟體、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的進口額分別將下降11.5%和8.2%，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整體出口額預計將下降9.6。特別是，當前疫情最嚴重的五國——美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的總產出預計分別將下降約6%~9%[7]，而近十年來這五國年均佔中國貿易總額的五分之一、出口總額的四分之一和進口總額的十分之一，由此導致對中國外需和貿易的衝擊不容忽視 。
外需對中國長期經濟增長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改革開放以來，外需在我國促進增長、創造就業、提高收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優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且積極的作用[8]。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十餘年間，外需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約為22%，2000-2004年更是一度超過34%[9]。研究表明，我國國內消費不足、消費率長期偏低是導致對外需過度依賴的內因，消費率低意味著儲蓄率過高，高的儲蓄率只能通過增加投資和出口來吸收，然而投資作為中間需求又受制於國內消費率的長期偏低，從而導致整個經濟的增長長期只能更多依賴國外消費[10]。
近十年來，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程度已顯著下降，但淨出口對總產出貢獻率和對增長的拉動作用依然重要，外需下降對總產出和增長的影響的不可小覷。
一方面，儘管當前我國整體對外依存度已顯著下降。但與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相比，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幾近翻番。2019年，我國對外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分別已降至31.84%和17.39%，為近二十年來最低值，遠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平均近60%和30%的水平；但貨物貿易總額達到35.55萬億元人民幣（其中，出口總額16.42萬億元人民幣，進口總額14.09萬億元人民幣），淨出口總額2.33萬億元人民幣，貨物貿易總額和淨出口額分別相當於2008年的1.7倍和1.4倍。
另一方面，外需在總產出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仍然重要。2019年，我國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的貢獻率為11%，當年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增長的拉動率0.67%，分別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新高，這在中美貿易戰局勢跌宕起伏、波雲詭譎的背景下，尤顯難得。然而，貿易對經濟增長動能的促進作用邊際減弱的趨勢已經顯現。自2019年一季度開始，我國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當季同比貢獻率由22.8%持續下行至-2.2%，貨物和服務淨出口對GDP當季同比的拉動率也由1.46%逐漸降至-0.13%。2019年，我國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1641.22億美元，其中貨物貿易順差4252.71億美元，服務貿易逆差2611.49億美元。我國外匯儲備從2014年超過3.8萬億美元的高點，在經歷了2015、2016連續兩年同比驟降13.3%和9.6%之後漸趨平穩，2019年達到3.11萬億美元，同比微增1.15%。
無疑，當前和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外需的大幅萎縮將對我國貿易和增長造成嚴重衝擊，問題只在於衝擊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這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疫情發展態勢、相關防控措施和相關經濟支持、救助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決定世界經濟究竟能否在明年得以復甦繼而推動外需的全面反彈的關鍵。為此，決策層必須高度重視，儘早儘快全面出臺一攬子支持穩外貿、緩解外需負向衝擊的政策措施，即使無法完全消除或避免全部衝擊，也應盡力緩減衝擊的影響、程度和損失，尤其需要謹防外需驟降衝擊經由就業、收入和企業盈利對消費、投資造成衝擊，並對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積累等中長期增長潛力造成損害。
緩解外需衝擊政策刻不容緩
2008年，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對我國外需造成了顯著衝擊。2009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出口和進口分別約2.2萬億美元、1.2萬億美元和1萬億美元，同比驟降14%、16%和11%，貿易順差結束了“五連增”，從2981億美元降至1957億美元，同比下降近35%。此次疫情衝擊直接作用於全球實體經濟，市場普遍認為其影響範圍之廣、規模之大、程度之升將遠超十年前的國際金融危機，堪比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可謂百年一遇。
面對如此大規模的外部負向衝擊，客觀上要求我們的政策工具組合在規模和數量級上達到歷史空前的創紀錄水平，加之此次疫情衝擊與2008年金融危機在傳導機制、影響範圍和規模、嚴重程度等方面所表現出的巨大差異，十年前一些效果顯著的穩外貿措施和應對金融危機衝擊的經驗或將變得不再可行，至少參照價值十分有限。特別是，當今世界國際生產分工、貿易格局與貿易壁壘、我國在國際產業鏈中的地位、出口部門整體競爭力、國內財政與貨幣政策空間、地方政府債務水平、金融體系風險集聚等各方面，都與十年前有顯著不同，諸多因素客觀上對我們的決策過程提出了更大挑戰。
短期內，除了為外貿企業提供包括出口信用保險、融資擔保等信貸支持、減稅降費、出口補貼等常規政策以外，通過打通上下游產業鏈障礙促進出口轉內銷等措施兼具必要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但也存在包括國內外市場環境的顯著差異、產品與服務技術標準的不同、新建營銷網絡需要時間和成本、消費習慣培育等困難。研究表明，2008年金融危機後，我國出口企業內銷增幅無法完全抵消出口的降幅，平均出口下降1%僅能帶動內銷增長約0.3%[11]。
這就需要我們除了短期政策，更多著眼於中長期包括改善國內營商環境、擴大內需、制度改革紅利的釋放和進一步加快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轉型，通過加大國際產業鏈高端、前沿領域的技術研發投入力度，促進創新驅動發展和技術進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擴大和深化包括國企改革、服務業市場準入、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水平等有助於促進資源優化配置和效率提升的改革，以技術進步和制度改革紅利共同推動經濟中長期增長潛力的提升。與此同時，積極加強同世界各主要經濟體特別是主要貿易伙伴以及包括WTO、G20、IMF、UNCTAD等在內的國際組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等在共同抗疫、緩解疫情對貿易與投資的衝擊等方面加強雙邊和多邊國際合作與宏觀政策協調，也至關重要[12]。此外，我們還需要竭力避免“四萬億”刺激政策帶來的相關副作用和後遺症，同時高度關注近年來歐美早已甚囂塵上疫情爆發後又進一步加劇的關於製造業迴流和產業鏈回遷等聲音可能對我國中長期FDI、資本外流等方面帶來的壓力和不利影響，未雨綢繆。
當前所有對經濟因疫情造成的衝擊、影響程度的分析以及所採取相應政策措施的討論，很大程度上都依賴於全球疫情蔓延態勢、各國所採取的防控措施的嚴格程度和有效性、相關救助計劃與經濟支持政策的有效性以及國際政策協調的意願、能力和效果。然而，從醫學和公共衛生流行病學的角度，當前各國對新冠病毒的瞭解和認知還十分有限，醫學領域徹底控制疫情蔓延的終極措施——疫苗的研發仍在進行中。因此，當前所有疫情給經濟造成的影響分析，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較大的侷限性。
美國學者萊因哈特和羅格夫在《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一書中描述人們在歷次危機爆發前，普遍傾向於過度樂觀和自信地認為“當下的繁榮完全是建立在堅實的基本面、結構改革、技術創新和良好的制度與政策基礎之上的，舊有的準則不再適用，這次不一樣”。然而，這次疫情對世界經濟的衝擊對或許真的不一樣。根據IMF的預測，如果今年下半年疫情能夠消退，相關防控措施逐步取消且各國支持經濟復甦的政策充分發揮作用，2021年世界經濟有望實現局部復甦，增長率或將超過趨勢水平達到5.8%，但總產出水平要達到疫情爆發前的水平仍面臨較大挑戰。此外，全球經濟整體復甦回升的力度仍存在較大不確定性。
總之，新冠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已經對全球經濟造成巨大沖擊，並將在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造成世界範圍內增速的放緩、總產出缺口的擴大和社會總體福利的損失，這種總體福利損失既包括短期內因全球公共醫療資源嚴重過載、社會經濟資源大量流向病人救治、疫情防控等非生產性領域帶來的損失，也包括社會總體非自願性失業率的上升，企業盈利悲觀預期導致私人部門投資驟降，研發支出佔比的降低，繼而對長期經濟增長的資本積累、人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等核心驅動因素造成損害，並對全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都構成罕見重大挑戰。學術界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的研究仍在繼續，此後所採取的相關救助政策措施也是充滿爭議，所有這些都對當下決策者制定和出臺相關政策措施構成了挑戰。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1] 數據來源：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系統科學與工程中心（CSSE），參見：
https://www.arcgis.com/apps/opsdashboard/index.html#
/bda7594740fd40299423467b48e9ecf6
[2] World Bank Group President Malpass: Remarks to the Development Committee, 2020年4月17日。參見：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statement/2020/04/17/world-bank-group-president-malpass-remarks-to-the-development-committee
[3] ILO: COVID-19 causes devastating losses in working hours and employment, 2020年4月7日。參見：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740893/lang--en/index.htm
[4] 喬納森·休斯、路易斯·凱恩著，楊宇光等譯，《美國經濟史》（第八版），第521-549頁。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5] 歐洲疫情爆發後，包括意大利、西班牙、法國等許多疫情嚴重的發達經濟體僅國內救治已自顧無暇，更難以支援其他成員國，歐盟內部互助機制在面臨國際公共衛生危機時幾近名存實亡。近十年間，先後經歷歐債危機、英國脫歐後的歐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一些包括未來歐盟將全面解體的極端觀點也一度甚囂塵上。
[6] 當前，中國境內疫情總體得到控制，但歐美各國疫情仍在持續蔓延，總體拐點難現。由此造成的經濟社會損失難以估量，包括WHO在內一些公共衛生和醫療領域的專家學者提出並呼籲國際社會更應關注包括的印度、非洲等公共醫療水平低、人均公共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的國家和地區疫情態勢。
[7] 截至4月30日，全球疫情最嚴重的五個國家——美國、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和英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83萬，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6萬。相關預測值參見IMF《世界經濟展望》2020年4月。
[8] 江小涓：《大國雙引擎增長模式——中國經濟增長中的內需和外需》，《管理世界》2010年第06期，第1-7頁。
[9] 尹敬東：《外貿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需求解析》，《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7年第10期，第81-90頁。
[10] 紀敏：《本輪國內價格波動的外部衝擊因素考察》，《金融研究》2009年第06期，第31-43頁。
[11] 戴覓、茅銳：《外需衝擊、企業出口與內銷:金融危機時期的經驗證據》，《世界經濟》2015年第01期，第81-104頁。
[12] IMF認為，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期間，各國爭相實施的重商主義政策客觀上使世界經濟形勢雪上加霜；儘管當今世界國際經濟合作和互助機制網絡的覆蓋面和救助能力早已今非昔比，但仍需謹防部分國家極端保護主義的再次興起引發競爭性貿易保護措施，繼而對世界經濟的長期復甦造成損害。參見IMF《世界經濟展望》202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