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11日上午，鄭州市中院公開宣判王三運受賄案：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12年，並處罰金人民幣400萬元；對王三運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1993年至2017年，王三運利用擔任中共貴州省六盤水市委書記、中共貴州省委副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長、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利用擔任中共福建省委副書記、安徽省人民政府省長、中共甘肅省委書記等職權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相關單位和個人在工程承攬、職務晉升等事項上提供幫助，直接或者通過其親屬等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上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摺合人民幣6685萬元。
出生於 1952年的王三運，是一名資深正部，早年在貴州工作，1995年出任貴州省委常委、貴陽市委書記時僅42歲。
此後，他先後擔任貴州、四川、福建、安徽省委副書記，在安徽主政時間較長。2007年底至2011年，他任該省省長。2011年到2017年又擔任甘肅省委書記。
王三運在貴州工作時，時任省委書記是劉方仁，此人落馬後全國震動，可惜王三運並沒有吸取這位老同事的教訓。
王三運曾主政的安徽、甘肅兩省，有多名高級領導幹部落馬，比如安徽的陳樹隆、周春雨、楊敬農和甘肅的虞海燕。
王三運還勾連副部。根據披露的國家開發銀行原黨委書記、董事長鬍懷邦罪行，王三運通過時任交通銀行董事長鬍懷邦，為上海華信公司入股海南銀行提供幫助的證據。王三運通過國家開發銀行董事長鬍懷邦，為海南華信公司獲得國家開發銀行48億美元綜合授信額度提供幫助。
王三運還是落馬的茅臺集團公司原董事長袁仁國“利用茅臺酒經營權進行政治攀附，撈取政治資本”的的攀附對象。
袁仁國“靠山”之一是王三運，另一“靠山”省委常委王曉光。王曉光一直在貴州省工作，2014年躋身省委常委，先後任遵義市委書記、副省長。
王曉光愛喝酒，且只喝年份茅臺。每當有酒局時，他都會吩咐下屬，給他準備一箱酒。飯局結束後，箱子裡經常還剩四五瓶沒有開封的酒。據介紹，王曉光幾乎每天都有酒局，如此積少成多，大概每個月就能收集到約50瓶好酒。加上有求於他的人送酒上門，他家的名酒堆積如山。由此，王曉光做起了賣酒的無本生意。他給相關機構與企業打招呼，辦了四張酒類專賣證書，在貴陽開了四家名酒專賣店，交給家人打理。報道稱，“在他落馬前的半年內，他老婆將家中上百瓶名貴白酒倒入下水道。據估計，這段時間王曉光夫婦倒掉的白酒價值數十萬。”
到甘肅後，因為知道自己的仕途也就這樣了，王三運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為退休以後打算，貪腐行為變本加厲，達到高峰。
為了隱匿財物，他還特意讓親戚從貴州等地趕來幫忙，並和相關人統一口徑，把老闆們出的購房款對外說成是“借款”，還訂立假合同進行偽裝。
在懺悔錄裡，王三運寫道：“中央對我進行組織審查是完全正確的，自己落得如此下場絕非突然、而是必然，我心服口服、認錯認罪。雖然我現在悔恨交加、痛不欲生，但也深知錯已鑄成、為時已晚。”
此前祁連山生態問題，與王三運也有著莫大關係。他作為省委書記，對祁連山環境問題不重視、不作為。“監管嚴重缺失，是生態環境持續惡化的重要原因。
王三運的公開履歷顯示，他的出生地在山東單縣，但單縣少有知之者。反而是遠在西南的貴州織金縣，在這個環山繞水的小縣城，王三運卻“聲名遠播”。
1968年，王三運到織金縣綺陽公社當知青，任縣一中代課教師時，年僅16歲。許多人以為，這是王三運第一次從山東到貴州，但其實生在山東的他長在貴州，是名副其實的織金人。
中央紀委電視專題片《巡視利劍》中披露了王三運家族腐敗細節。王三運出鏡說，“我兒子和我兩個外甥，他們到甘肅來搞什麼業務，搞什麼承攬工程。我那兩個外甥，對我們家的幫助都非常大，經常給我們出錢裝修房子，還給我們在貴陽買房子，這樣實際上把這個關係就搞成一個相互利用關係了。”
專題片披露，王三運先後擔任過貴州、四川、安徽、福建四省的省委副書記，不少在這些地區和他聯繫密切的老闆，在他任職甘肅省委書記後“尾隨而來”，王三運也利用職權為他們在獲取項目、通過審批等事項上提供幫助。
“他們到甘肅來投資以後，也故意在炫耀跟我的關係好到什麼程度。大家都知道這些人來自何方，跟我熟不熟悉，一看就知道。他們即便不找我，他們在那兒去找別的人，實際上也是利用我的影響，這樣變花樣想辦法塞私貨把這些問題解決。”王三運說。
這些人依仗著這位父輩、親友、故交的影響力，同樣構建了一張張浸潤著權力且錯綜複雜的利益網。
王三運在懺悔書裡則談到主政甘肅時期，對甘肅的政治生態建設問題負主體責任。“我本應在政治生態建設上弘揚好傳統，破除舊習，打開新局面，樹立新風氣。但在我主政甘肅期間，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不夠深入的問題依舊沒有得到解決，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依舊沒有很好落實。特別是在全面從嚴治黨問題上，我因自身底氣不足，不敢動真碰硬，對大要案查處的力度和效果很不理想，在私底下發牢騷說怪話，還不時流露出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等消極情緒。”
他在懺悔書中寫道，自己對甘肅政治生態出現的問題，是起了包庇、縱容和助長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