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來到黃山旅遊，有一個詞彙是無法避開的，那就是徽州商人。不管是徽派建築還是徽州菜系還是黃山等等，這裡無不烙下了徽商深深的印記。在中國古代，“士農工商”，“商”為四民之末。是不受待見的，但是，在徽州這塊土地上，“徽商”這個特殊人群，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且是很大的一個群體——“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這就是他們的生活環境。徽州，作為一個地域的名稱，有著悠久的歷史。其前身經歷了從"三天之都""蠻夷"之地屬吳、越、楚秦置黟歙，新都郡，新安郡，歙州的漫長曆程。北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平定方臘起義以後改歙州為徽州。在此後的866年中，徽州的名稱一直沿用，直至1987年國務院批准成立地級黃山市時止。如今徽州地域包括：黃山市的歙縣、黟縣、休寧縣、祁門縣、屯溪區、徽州區和黃山風景區；宣城地區的績溪縣和（江西）婺源縣等。儘管千百年來，朝代的不斷更替，名稱的不斷變化，但徽州的地域相對穩定，這就為徽州商業文化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地處群山之中的古徽州，在無奈和封閉裡平靜地度過了800年。在"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地狹人稠的現實面前，數不清的徽州少年不得揮淚雙親、背井離鄉，遠赴異國他鄉打拼，而這正好造就了明清兩代徽商的極度繁榮。 無數徽商從新安古道走出去，這裡是一條比屯溪老街更地道的古代街衢，出歙縣縣城西南5公里就是徽杭公路下方。沿練江下行，走進古徽商曾經走過的路，所見堤欄殘道斷斷續續，早期的十幾個漁梁商埠碼頭還在，很難想象，這裡曾經是徽商奔波的通衢大道。想當年徽商從練江出水，轉入母親河新安江，飄搖杭州、浙江、揚州等地，把木材和茶葉源源不斷地輸送到城建現場和官宦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時至明代，已有一定經商基礎的徽州商人，又迎來了新機遇。朝廷的需要，催生了徽商的發展。朱元璋初定天下，徵用了大量兵丁充實到邊防戍守，必然需要大量的糧食。為了刺激人們繳糧的積極性，朝廷頒佈了相關法令，每繳100石糧，可以到國家鹽政部門換取400石食鹽準銷證。聰明的徽商開始到南方收購糧食，通過運河送到北京，再僱騾馬拉到長城腳下，換取鹽業銷售許可證。及至後來，徽商為節省僱人和運送費用，乾脆找人在長城腳下墾荒，直接供應長城腳下的戍邊隊伍。一直到明朝社稷大定，糧草充裕，戍邊的將軍開始改收糧為收錢。這是明朝部隊最初的腐敗，卻又給精明的徽商帶來更大的機遇。拿錢就可以買到鹽業準銷證，方便靈活，一大批徽商自此就滾雪球般地壯大起來。
明嘉靖以降至清乾隆、嘉慶時期，徽商經營達到極盛。 作為中國商界中的一支勁旅，徽商曾活躍於大江南北、黃河兩岸，以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和葡萄牙。其商業資本之巨，從賈人數之眾、活動區域之廣、經營行業之多、經營能力之強，都是其他商幫所無法匹敵的。
徽商興盛於明中葉以後，歷時四百多年，到了清末民初，漸趨衰落，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看：
清道光十一年，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積弊，實行票法年之間，不僅使過去商人虧欠的數千萬兩鹽課得以消除，反增加收入以千萬計，鹽商利益受到重大打擊。所以，陶澍初議革除鹽弊時，鹽商蠹吏都大肆反對。以鹽業起家，身為乾隆、嘉慶、道光三朝宰相的歙縣人曹振鏞雖然不好出面反對，但因徽商遭受損失，也酸溜溜地說：鹽政改革"焉有餓死之宰相家"。 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後，西洋列強的舶來品傾銷於我國各地，同時，隨著洋商的出現，國內買辦階級勾結官紳，也成了徽商的勁敵。 徽商在與新興的閩、粵、江、浙商幫的競爭中，逐漸處於被動地位，原因除了拘泥於封建生產經營方式之外，還因為咸豐同治年間，徽州戰亂延綿之久，開始是團練的搜刮，後是曾國藩督師祁門又縱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軍與清軍攻防爭奪，激戰不斷，殘酷地焚、燒、殺、擄，屍首遍野，十室九空，廬舍為墟。徽州慘遭自古以來罕見的災難，使得徽商在人力、財力、物力上受到滅頂之災。
徽商在南宋崛起之後，到明朝已經發展成為中國商界和晉商並舉的一支勁旅，到清朝中葉，徽商一躍成為中國十大商幫之首，所謂"兩淮八總商，邑人恆佔其四"，尤其是在鹽茶業貿易方面，徽商獨執牛耳。康熙、乾隆年間，"鑽天洞地遍地徽"，"無徽不成鎮，無績不成街"，徽商進入鼎盛時期，直到清末，徽商才開始走向沒落。 但績溪徽商的興起比徽州其他縣要晚一些，當徽屬各縣之徽商日趨沒落之際，績溪徽商卻方興未艾。據史書記載，大約在明代中葉，績溪徽商才興起，到清末蔚成大觀。績溪徽商的主要代表胡雪巖就是其中重要人物之一。
胡雪巖從辦阜康錢莊開始，仰仗湘軍權勢及官府勢力，十多年間驟然暴發。他經商半個多世紀，家財億萬，富可敵國；混跡官場，大紅大紫。先是攀附浙江總督王有齡，後又追隨左宗棠，為左中堂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亂周旋於西洋銀行以提供了軍費，可謂是立下汗馬功勞。雖然從中獲利頗多，這雖然為他後來迅速敗落埋下了定時炸彈，但依然榮獲清朝政府賞穿黃馬褂、賜二品頂戴、紫禁城騎馬行走等種種殊譽，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徽州商人和晉商相比，更加註重文化教育，故又有”儒商“之稱。”養而不讀書，不如養窩豬“，”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深受沒有文化的痛，故他們對子孫後代的教育非常重視。在這裡，每個家族，常會遴選頭等資材者去讀書，博取功名，二等資材者選擇去經商，最下等者只有在家務農了。雖然，商業帝國縱橫天下，但是內心的極度自卑，是徽州商人最願意的是攀附封建士大夫，已選擇機緣能夠登龍門，光耀門庭。這是時代的悲哀，也是歷史的侷限性。如果說山西喬家大院的喬致庸是草根金融的代表，那麼胡雪巖可謂官商結合的典範。但比較二人的商旅生涯，就會發現胡雪巖過得比喬致庸可要舒服：胡雪巖官商結合的斂財模式，效率極高，個人財富在短期內扶搖直上，遠非喬致庸所企及；胡既是商人又是二品高官，社會地位也非喬可比，也難怪後來的商人們似乎更青睞胡雪巖，否則一句"當官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做胡雪巖"怎麼會一直傳誦到了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