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在新冠病毒的衝擊下，全球經濟受到重創，特別是新興經濟體，承受的壓力相當大。
目前，鑑於美元債務過高、若干大都市出現醫療系統擠兌現象、許多國家被石油價格捆綁以及世界經濟難以避免的不景氣，人們普遍開始質疑新興市場的增長前景。
對此，資產管理專家們根據疫情的發展現狀以及這些市場的自身結構，做出了自己的判斷。他們將新興經濟體分成兩類：一類已從瘟疫中逐步恢復，一類還未擺脫疫情威脅。中國，韓國和臺灣被劃入第一類，經濟恢復前景最佳。
萊格梅森（Legg-Mason）股票部門首席投資策略師卡奇蒂斯（Kim Catechis）指出，金融在瘟疫中是否具有較高的抗壓能力，取決於以下三個決定性因素：1）國家和機構的績效，2）對石油價格的低依賴性，3）衛生系統的穩定性。他認為中國、韓國和臺灣的抗疫措施卓有成效，因而也最有可能在可預計的未來度過這次危機，並恢復常態。目前的石油低價也給它們提供了很好的助力，但對那些依賴石油出口的新興市場（如，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和俄羅斯）來說則是個很大的挑戰。
“Nordea 1新興之星股票基金”（Nordea 1 Emerging Stars Equity Fund）的投資部經理漢斯威登（Juliana Hansveden）持同樣的觀點。她的理由是，當其它市場上尚處於疫情初始階段的時候，這三個國家和地區已在逐步結束“停擺”狀態。因此，她的投資公司加大了對中國、韓國和臺灣的投入；對巴西、印度和印尼的前景則相對悲觀，因為這些國家尚有爆發更大疫情的風險。
漢斯威登尤其看好中國。雖然中國的第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減少了6,8%，但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隨著企業的全面復工，2020全年最終還會進入正增長。美國在華商會預計，中國四分之一的企業4月底之前會恢復常態，年初投資計劃的40%將照常進行。
默克爾的“放縱說”引起輿論反彈
4月20日（週一）開始，德國逐步解禁。
對德國各級政府宣佈的解禁措施，有人歡喜有人愁。有關開禁的節奏和細節，各州步調不一，企業的抱怨聲隨處可聞，反對黨則要求加快開禁速度。這一切再次證實了專家早前說過的那句話：限制“容易”，開禁難。
根據筆者的觀察，討論限制措施同磋商如何開禁一樣，都曾出現過這種比較“紛亂”的階段：三月中旬那會兒，各州“比學趕超”誰限制得更快更徹底；現在，大家又開始“比學趕超”誰開禁得更快更全面。
在德國這樣的聯邦體制中，涉及全國的決策由聯邦和各州共同作出，具體執行則主要由各州來獨立完成。因此，討論、爭論和競爭在決策中會突出些，這很正常。從積極的角度看，它能促使出臺的政策更加周全；弊端當然也有，那就是各州具體落實時難免步調不一，相互對比時容易產生壓力和不解。
在德國的16個州里，除西南部的巴符州（Baden-Württemberg）由綠黨領導和中東部的圖林根（Freistaat Thüringen）由左翼黨領導外，其它各州均由聯盟黨（Union）和社民黨（SPD）分別主持。就目前情況看，社民黨領導的各州步調相對一致，而聯盟黨的地方大員們之間爭論比較激烈。
“聯盟黨”是基民盟（CDU）和基社盟（CSU）聯合組成的“姐妹黨”，相互合作，但彼此獨立。基社盟的政治活動空間侷限在巴伐利亞一州之內，其政治自信源自以下兩個事實：一，該州的經濟實力全德最強；二，該黨在州內的執政從未間斷。
二戰後的聯邦大選中，基社盟曾兩度代表聯盟黨參選（1980年的施特勞斯和2002年的斯托伊貝），均告失敗，但其與基民盟的競爭從未停止。現任州長徐德（Markus Söder）這次抗疫中表現突出，不排除成為下一個聯盟黨總理候選人的可能。
針對眼下聯盟黨內的各種觀點，默克爾認為，目前疫情的緩解還非常脆弱，此時過多公開討論解禁程度容易產生負面影響，因為“我們還遠未脫險”（Wir sind noch lange nicht über den Berg）。問題是，她難以管束巴伐利亞的基社盟，所以只能在基民盟主席團的內部會議上批評黨內“諸侯”中的“冒進”勢頭。
不幸的是，默克爾在表達時使用了一個在德語中不太雅觀的詞彙：“放縱”（Orgien）。這個詞也有“狂歡”（古希臘ὄργια，Orgia）的意思，最初形容古希臘酒神崇拜中的作樂方式；在現代，它常被用來形容那些故意違反習俗、特別是性習俗的放縱行為。
默克爾這次使用該詞的語境當然與“性”無關，她的意思無非是，眼下有關開禁問題的討論有些“過熱”，容易“脫韁”，給人造成“似乎危險已經過去”的錯覺。沒想到，危機中一直表現沉穩的默克爾，卻因為“有關開禁的放縱式討論”（Öffnungsdiskussionsorgien）一詞引起了國內輿論的反彈。
“德國每日新聞”（Tagesschau.de）評論道：默克爾批評放縱式討論，且不說她怎麼會想到選擇用這個詞，但她的批評最起碼是無禮的（Unverschämtheit），或者說是狂妄的（anmaßend）。政府限制了人們的基本權利，且規模空前，雖然它有充分理由這麼做。但是，人們每天討論如何儘快恢復公民的自主生活和工作，是再正常不過的，甚至是絕對必要的，哪怕這樣會讓總理心煩。默克爾有義務不斷說服民眾為何不能走得更快；她可以提醒、或認為現在過多開禁不對，但必須在討論中有理說理，而不是從一開始就壓制討論。
《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寫道：人們討論這個話題不是因為沒事兒幹、或輕視病毒的危險性，而是在為自己的生存擔心，也因為討論能帶來希望，看到前景。如果默克爾只是因為擔心疫情可能“反彈”而將討論視為“放縱”，那就是“家長制”作風（Bevormundung des Bürgers ）……正如作家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所說的那樣：人們不僅應該知情，而且有權知情。
媒體對默克爾的造詞進行諷刺（圖片來源：推特）
《世界報》（die Welt）的評論也很犀利：默克爾從不諱言自己不喜歡公開討論擺脫限制這個話題，她不僅多次在內部講話中明確表示過，週日又在基民盟領導層幾乎半公開的視頻會議上重複了一遍，批評各州的討論是“放縱”。人們可以笑話她這次用了典型的德國畸怪詞彙（das typische deutsche Wortungetüm）以及新教（默克爾是新教徒）對“放縱”一詞的解讀。默克爾認為公開討論開禁是一種危險的放縱，這反映了她對人的懷疑態度，也說明她對我們這個社會持有一種非常保守的看法。實際上，唯有展開關於抗疫問題的討論，政府才有帶領人們堅守數月的合法性。
布蘭登堡的《北方信使報》（"Nordkurier"）明確指出，要如此規模地限制人們的基本權利，就必須從第一刻開始說明如何往回走。再說，這不是“放縱”討論，而是民主的體現。
馬格德堡的《人民之聲》（"Volksstimme"）寫道：默克爾將恢復常態最佳途徑的討論稱為“放縱”，與2015年開放邊境時她不喜歡討論如出一轍。關於解禁問題的討論，即便在科學家圈子裡，都存在著不同聲音，畢竟，每個措施都有可能決定許多企業和員工的生存問題。
從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在西方，被稱為“第四權”的媒體，對本國領導人尚且如此“不留情面”，更不要說對外國政府了。還有，絕大多數媒體人並非專家，能對某專業作出中肯評論的不多，所以，他們更喜歡充當“政治正確”的代言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那麼，默克爾對目前討論的提醒和批評是否有道理呢？當然有。但是，隨著更多的數據和信息相繼問世（疫情期間信息滯後是常事），人們對之前發生的一些事情，開始有了更加清晰的瞭解，爭論也就多了一些素材。
譬如，上週末被當作“好消息”傳播的德國傳染率（R）已低於1人（0.7）的信息，這兩天被證明並不完全準確。倒不是因為該數據這兩天略有回升，而是因為它在三月中旬實施嚴格限制措施之前就已經在“1”之下了。
所以，人們現在不得不問：既然如此，當時作出如此大規模的限制是否有必要？如果沒有這些措施，現在也不至於這般“騎虎難下”，更不會引起針對默克爾“放縱討論”的詬病。顯然，面對如此兇猛、甚至貌似“詭異”的病毒，人類的失策和誤判在所難免，專家學者中也存在著意見分歧。
糾結過去於事無補，現在要思考的是今後該如何操作。目前專家有兩種意見：1）在疫苗問世前，儘量把傳染率（R）控制在“1”以下或左右，以此確保醫療體系不被擠兌。要做到這點，開禁的幅度就不能太大。2）以最快的速度把傳染率壓倒更低的水準上，最好是0.2~0.3，以便能控制和跟蹤傳播鏈。但這意味著現在不僅不應該開禁，而且還要加強限制措施。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很多科學家對開禁有所保留。德國“首席”病毒學家德羅斯滕（Christian Drosten）就對週一開始的開禁措施深表擔憂。他估計感染人數有可能再次迅速增加，特別是在65-70歲以下的人群中，“因為人們又開始彼此接近和互訪了。”
德羅斯滕明確表示：“我肯定，會產生這樣的效應，這種擴散效應是無法避免的。”他發出警告：如果感染率在開禁後重新超過“1”，即每個病毒攜帶者傳染一人以上，病毒的傳播將以超出人們想象的力度再次反彈。他提醒人們，莫忘當年西班牙大流感中殺傷力很強、波及面很廣的第二波疫情。
問題是，科學家只能（也只願意）提出建議，拍板的事情還得讓政治家來做，所以，政治家承受的民生、經濟等壓力非常大。
危機之時思能人
誰都知道政治家不是完人，但人們在危機中會習慣性地去尋找完美的政治家。
在德國人的心目中，前總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就是這樣一個“危機處理楷模”，所以，若干德國媒體最近提出了“誰是新的赫爾穆特·施密特？”一問。
那麼，這位五年前撒手人寰的德國老總理為何近日再次受到追捧呢？這恐怕與施密特當年的成名之“戰”有關。
1962年2月17日，漢堡決堤，城市的大部被淹，成千上萬的人被這突如其來的洪水搞得無家可歸。當時的漢堡市長奈沃曼（Paul Nevemann）正在療養，大部分部長聯繫不上，數月前才走馬上任的警務部長施密特一大早從電話中獲悉災情後，二話沒說，直奔警署辦公室，攬下了抗災救災的指揮任務，並向聯邦國防軍、北約和消防部門發出緊急警訊。施密特當時的名言是：“那些天裡，我沒有去翻閱基本法。”言外之意，他在決策時根本沒考慮“什麼允許，什麼不允許”等法律問題。據說，他通過個人關係，啟動了北約力量來救災，從程序上說是不允許的，但他做了。
那次漢堡抗洪讓施密特成為德國家喻戶曉的人物，被公認為“擼起袖子，敢做敢為”的危機處理者（Macher und Krisenmanager）。十二年後，這個聲譽成就了他擔任聯邦德國總理。
之後， 他在1973-74年的石油危機、“德國之秋”（Deutscher Herbst）時面對極左恐怖組織“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和北約雙重決議（Nato-Doppelbeschluss）等重大事件中，均展示了自己的“鐵腕”能力。從此，施密特的名聲走出國門，享譽世界。
1977年的施密特，圖片來源：wiki
回顧施密特的政治生涯，可謂一波三折，考驗重重。紅軍派的恐襲雖然造成人員傷亡、鬥爭的殘酷性也尚無後者，但1962年那場橫掃整個德國北海沿岸的颶風，對人民生命財產構成的威脅更大。施密特當年雷厲風行和不拘小節的作風，成為眼下抗疫中德國媒體和政治家們希冀的“強人”典範。
在德語中，“Macher”這個概念在形容政治家時其實褒貶都有：即有“果敢決斷”，也有“不擇手段”的意味。所以，1989年，當施密特這位“世紀見證人”被記者問及如何看待外界對他的這個評價時，曾這樣詼諧地回答：這個稱號對政治家而言還不算是“最差的特質”，但他本人拒絕這個“標籤”。
他詳細解釋了這個“稱號”對他“名不副實”的理由。他說，雖然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但並非只是擼起袖子就乾的“簡單行為主義者”，他固守信念，言行基於理性、知識和倫理。對他而言，政治與明確的價值觀和倫理規範密切相連。具體地說，他用智慧去指導行動，得益於羅馬皇帝奧列利烏斯（Marcus Aurelius）的“自我反省”能力（這位先人著有《反思錄》），以及從康德（Immanuel Kant）、波普爾（Karl Popper）以及韋伯（Max Weber）身上攝取的哲學素養。
正是這些先哲，為他在政治生涯中，特別是面對困境和必須作出貌似“不得人心”的決策時，提供了行動指南和衡量標準。他不會胡亂決策，更不會慌亂決策，他決策的背後有著對國家和集體的強烈“義務感”和“責任感”。
當然，漢堡救災涉及的只是某個地區，無法與眼下波及全德、全歐、乃至全球的新冠病毒瘟疫相提並論。現在的疫情對公共衛生、全球秩序和世界經濟的挑戰無疑是空前的，完全有可能成為本世紀最大的災難之一，但施密特處理危機的做法是具有很高參考價值的。
新冠疫情在德國和歐洲爆發初期，歐盟和北約的表現頗為不堪。當歐盟成員國各自為政，紛紛關閉邊界和禁止入境時，布魯塞爾的危機處理顯得遲緩和無力。面對共同的疫情，各國的“民族本位主義”大行其道：德國頒佈了針對包括歐盟成員國在內的醫療防護裝備的出口禁令；重災區意大利首先得到的不是歐盟的幫助，而是來自中國的救援；在設立“新冠債券”問題上，歐盟至今未能達成一致。
數週前，人們一定還認為北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嫌隙不可能大於北約內部的經費之爭和貿易戰，但是，這次疫情讓人看到“大難臨頭各自飛”能飛多遠：美國總統川普單方面宣佈禁止歐洲航班入境，還試圖買斷德國一家公司的疫苗產品，僅供美國市場使用；日前，他又宣佈停止向世衛組織提供資金。
今天德國人緬懷施密特，也因為他曾是歐洲一體化和北大西洋夥伴關係的積極推動者。他深知，歐洲的統一、歐洲公民的富裕以及歐洲在世界上的作用，很大程度取決於歐洲各國是否能共同應對危機，是否能與自己的夥伴一起提供解決問題的辦法。
歐盟前外交事務專員莫蓋里尼（Federica Mogherini）不久前曾說過這麼一段話：以科學為基礎的政治決策是走出危機的唯一理性之路，而科學依據是我們目前擁有的唯一可靠的參照。
她的這番話也從另一個政治現象中得到了證實：在這次危機中，這些年人氣高漲的全球民粹主義勢力幾乎變得“無影無蹤”，因為抗疫需要科學依據，而非簡單和極端的鼓譟。推特刪除了巴西總統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質疑“隔離在抗疫中的有效作用”的信息；川普的謊言多次被揭穿，最後不得不修改對病毒的說法；德國的選項黨對抗疫束手無策，除了敲邊鼓之外幾乎無所作為；而德國政府卻因其有條不紊的表現贏得了選民的高度認可和讚揚。
現在採取的措施以及出現的爭議，並非指向德國社會的民主根基，這點各方沒有異議。討論只要是理性的，無論對病毒的瞭解，還是對社會共識的形成，都是有益而無害的。
施密特就是這麼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他堅信理性辯論的力量，也從未在政治爭論中失去妥協的能力。在危機處理中，他始終充滿責任心，並不失章法，決策時常常超越黨派意識，虛心聽取專家意見，鼓勵團隊提出反對意見。
他在任期內遇到諸多危機，經常需要在不完全掌握信息的情況下立刻作出判斷和決策，因此，及時修改決策中的錯誤是非常必要的。施密特深知這點，並在決策時就做好了這種準備。他的觀點是：個人的專業知識越缺乏，專家的意見就越重要，但不能把決策權和執行義務甩給科學家。
施密特在危機中經常反思和自我批評，但行動中卻堅定不移。他的這些作風和品質，或許就是德國人眼下對政治家的期待吧。
施密特是漢堡人，現任總理默克爾也出生在漢堡。兩人的政治生涯都與德國這座港口城市有著某種關聯。施密特無疑是德國人心目中的一座政治豐碑。默克爾是否也會成為後人的政治楷模呢？
回到德國當下的疫情：
這場瘟疫，不僅考驗著人們的體力和耐心，也在挑戰一個國家的實力。德國政府連年以來一直堅持的“不舉債”國策（“Schwarze Null”），被電子顯微鏡下才能得見的新冠病毒“輕而易舉”地推翻了：從疫情暴發開始，德國政府已舉債數千億歐元。
德國普通百姓有兩大愛好：喝啤酒，看足球。因此，“十月啤酒節”（Oktoberfest）不僅屬於巴伐利亞人，也是德國在國際上的一塊招牌。
足球早就沒得看了，俱樂部也已停賽。如今，啤酒節也泡湯了：巴伐利亞州府和慕尼黑市府21日宣佈取消今年的“十月啤酒節”。
在這個民間節日七十年的歷史裡，真的還是“頭一回”。
-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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