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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個有盜竊和搶劫前科的人當做“精神領袖”併網紅化，其傳遞出畸形的價值觀：只要一個人足夠有趣、足夠娛樂化，那麼哪怕他犯了罪入了獄，也是無關緊要的。
這是娛樂至死的思維，它在無形中會吞噬、消解最基本的善惡是非的評判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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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某。新聞/截圖）
“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不可能打工的。做生意又不會做，就是偷這種東西，才能維持得了生活這樣子，進看守所感覺像回家一樣，在看守所裡的感覺比家裡感覺好多了！裡面個個都是人才，說話又好聽，我超喜歡裡面的！”
2012年6月，周某因偷電瓶被民警抓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作出了上述回應，該採訪視頻隨即在網絡上躥紅。2015年，周某再次偷走5輛電動車，加上跟車主打了一架，偷盜變搶劫性質，被法院數罪併罰判處有期徒刑4年零6個月，2020年4月18日出獄。
周某雖在監獄服刑，但監獄外仍流傳著他的傳說。很多人將他“不可能打工”做成表情包和鬼畜，在網絡上廣為流傳，還給他安上一個“竊格瓦拉”的外號，把他當做“精神領袖”。
周某萬萬沒有想到的是，他出獄當天，等待他的不僅有家人，更有若干家網紅經紀公司派人開著保時捷和瑪莎拉蒂等豪車去到現場接人。
他們想把周某打造成網紅。周某的一個兄長表示，有30多家類似的公司接觸過他們家屬，200萬、300萬的簽約價都有人提過。
300萬哄搶一個有搶劫前科的“不打工男”，為了流量真可以無所不用其極？
被消解的惡，
被追逐的流量
連幼兒園的孩子都知道的常識是：盜竊和搶劫是大錯特錯的。相信追捧周某的成年更不可能不懂這個道理。
但他們之所以對周某的“錯”與“惡”視而不見，根本上是，當週某那段玩世不恭的話被二次創作和傳播後，周某的惡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是廉價的調笑。
這就是波茲曼所說的，娛樂至死。當所有東西都娛樂化後，嚴肅的東西會淺薄化，罪惡也會被消解和無視。
而網紅經紀公司對周某趨之若鶩，既是對惡的無視，根本上還是逐利衝動，為的就是藉助周某的流量撈一把。
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網紅經濟時代。網紅經濟這塊蛋糕是千億級別的。數據顯示，MCN機構2015年有160餘家，到2019年增加至6500家，而不少MCN簽約的網紅數量動輒上千個。因此，各大網絡平臺上大大小小的網紅數以萬計。
但網紅群體裡的兩極分化也相當嚴重。頭部網紅通吃一切，小米小蝦分剩下的邊角料。同時網紅群體的迭代非常殘酷，“三個月不行，就淘汰”。因此現在很多MCN焦心的是，怎麼打造出現象級紅人。但像李佳琦、薇婭這樣的頭部網紅是可遇不可求的。
這時有的MCN轉而走上另一條經營路線：不是把小網紅打造成大網紅，而是直接把網絡上陰差陽錯躥紅的小人物“網紅化”。
從最早的“芙蓉姐姐”“鳳姐”“犀利哥”到“流浪大師”沈巍、“髮際線小吳”，以及不久前的“喬碧蘿殿下”，都是這一思路的產物。他們之所以被MCN盯上，不是因為他們顏值高、學識高或者有什麼特殊才能，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名人”，有龐大的流量，轉型成網紅“事半功倍”，轉化為真金白銀的商業利益指日可待。
芙蓉姐姐。IC photo/ 圖）
被丟棄的底線，
被忽視的真問題
流量本身是中性詞，網紅也是中性詞。好東西可以成為流量，糟粕也可能成為流量，正能量的人可以成為網紅，三觀敗壞的人也可能是網紅。
這反倒凸顯的是，在流量經濟、網紅經濟中，價值觀與底線思維的重要性。
把一個有盜竊和搶劫前科的人當做“精神領袖”併網紅化，其至少傳遞出了兩個錯誤而畸形的價值觀：一個是，只要一個人足夠有趣、足夠娛樂化，那麼哪怕他犯了罪入了獄，也是無關緊要的。這是娛樂至死的思維，它在無形中會吞噬、消解最基本的善惡是非的評判標準。
把一再盜竊、信奉不勞而獲的周某捧成網紅，是底線失守，是以醜為美、以惡為榮，會不會有人把這當做走紅新路徑來效仿？
另一個是，周某之所以成為出圈成為“精神領袖”，主要是他那麼心安理得、自然而然地說出那句，“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擊中的是許多人內心深處“不勞而獲”的錯誤想法。
民間有一個關於豬的順口溜，叫“四周柵欄都倒掉，天上紛紛掉飼料。天下屠夫都死掉，世界人民信佛教”。如果人們以好吃懶做的人為“精神領袖”，那跟豬有什麼區別？
中國演出行業協會近日發文對此表態：網絡直播抵制惡意流量炒作。流量只是一種驅動力，是否導向健康的經濟模式，是否能具有長遠的發展動力，要看流量是否能被引向真正的價值。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網絡表演直播分會秘書長瞿濤表示，“對於以此為噱頭炒作‘搞事情’的網紅經紀公司，行業堅決予以抵制，對這些無視行業道德底線，破壞行業健康生態的網絡經紀公司，納入負面清單。”
主辦方邀請了一群“網紅”現場直播活動現場，以吸引更多的粉絲觀看活動直播。IC photo/ 圖）
有網紅經紀公司辯解道：我們這是在幫周某融入社會。
事實上，周某寧願坐牢也不願意打工，甚至認為看守所比家還溫暖，背後隱藏著諸多亟待思考的社會性問題。有學者研究發現，“與初犯相比，累犯的文化水平更低，尤其是盜竊罪和搶劫罪佔有較大比例；累犯人格障礙發生率高，父母教育方式具有低情感、低溫暖、高拒絕、高否認等特點。此外，累犯情感忽視、軀體虐待和忽視因子分高，生活中多采用不成熟型或中間型心理防禦機制。”
周某連續四次因盜竊入獄，他的家庭在哪裡？他是否有什麼樣的心理問題？社會系統對他的教育與“扶志”為何發揮不了作用？
從“犀利哥”到“流浪大師”再到“竊格瓦拉”，這些人走紅是因為他們與我們周邊的大多數不同，他們的邏輯和行為超出我們的常識體系，所以他們走紅了。但心理學者指出，他們的“反常”行為背後，可能在心理、生存方面都存在問題，需要的是切實務實的幫助， 而不是利用他們賺取流量，用過即棄，對他們的真實困境漠不關心。
從2012年周某的採訪視頻曝出至今，一些媒體對周某獵奇式的報道，也暴露了不少問題。一個面對鏡頭真心懺悔的盜賊是“沒有看點”的，“反常”的周某才有話題度和爆點。某些媒體盯住的是他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樣的“雷語”，而非試圖探尋一個人到底是如何走上這樣的歧路的，或者為引導其改過自新提供幫助和機會。這樣的報道，何嘗不是追逐流量的結果？除了一地雞毛，它又帶來了什麼？
流量本無罪，但流量的浮沫下，但願我們都別忘了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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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項調查數據顯示，54%的95後想當網紅，這也是廣大00後最嚮往的職業。
刷手機的時候，看著同齡人甚至比自己年紀還小的人在網絡上玩得風生水起，拍拍視頻，開開直播就能輕輕鬆鬆賺錢，心裡或多或少都會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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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後最想做的職業是網紅？up主的變現之路好走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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