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禧年前後，日本的自殺者數每年保持在3萬人左右，尤其是2003年，這個數字甚至達到了3萬4000人，日本也因此成為了先進國中年自殺人數最高的國家。籍此，日本自殺者數的高企不下一直以來還成為了國際上的熱議話題。此後，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人們思維觀念的改變等原因，日本自殺率開始逐年減少，至2019年，全年自殺人數降至2萬165人，與十多年前相比，減少了三分之一。
進入2020年，據警察廳的統計速報值顯示，上半年自殺者數依然呈負增長，比去年同期減少了10%左右。不過，好日子似乎也就到此為止了。從7月份開始，日本的自殺人數再次呈上升趨勢，當月自殺人數達就到了1840人，八月升至1889人，九月雖略有減少，但也達到了1828人，連續三個月超過1800人的自殺者數，已經完全超過了去年同期的數字。而整個10月份，日本全國的自殺者數又攀新高，上升至2153人，此一數字終於震驚了日本朝野，一時間引起了世論的大譁……
日本街頭，針對在疫情中失去打工機會的學生，日本共產黨提出的伙食費補貼計劃
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轟動，是因為與去年同期相比，日本10月份的自殺者數居然暴增了39.9%，而這個數字也成為了自2018年以來日本單月自殺者數的最高紀錄。通算今年1～10月份的自殺數據，自殺者數已達1萬7219人，其中男性為1萬1541人，佔比67%，女性為5678人，佔比33%；如果從年齡比、性別比來看，中老年人自殺者數依然呈減少趨勢，反之，10～19歲、20～29歲和30～39歲的各年代男女自殺者數卻均開始呈上升趨勢。以8月份為例，未滿40歲的男性自殺者數比去年同期上升了31.4%，同年代的女性自殺者數更可怕，居然上升了76.6%。
這些數據完全與日本政府近期發佈的令和2年版《自殺對策白書》的統計數字相符。《自殺對策白書》的統計表明：在15～39歲的死亡者中，死因為自殺的人佔比最高；《自殺對策白書》同時還指出：這也是在發發達國家中只有日本才出現的事態。對此，日本厚生勞動省呼籲社會各界採取措施，以防止、阻止從高中生開始增多的自殺事件發生。
一直以來，日本的自殺者大部分都以中高年男性為主，原因大體上都是因為失業或者公司經營出現問題導致失去收入擬或收入減少，致使他們無法負起養家餬口的責任而無顏見“家中父老”。老年人則大都是因為獨居的孤獨、生活的窮困，以及無法料理自己的生活等原因而選擇自殺。不過進入今年以來，調查統計卻發現擁有大好年華的年輕男女的自殺者數開始呈不斷上升趨勢。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即將擔負起日本未來的年輕層和已是社會中堅層的自殺者數急劇增加了呢？又是什麼原因使得越來越多的韶華女性選擇結束自己寶貴的生命呢？
日本輿論認為，隨著新冠疫情的長期化，不僅僅是新冠確診者不斷增多，受全國經濟不斷惡化的影響，自殺者數也在不斷增多，之所以年輕男女，甚至是高中生近幾個月來自殺者數也越來越多，主要也是受疫情影響：學生不能到校上課，公司職員不能正常上班，只能採取網上上課，在宅通過網絡工作等，慢慢的就使得人產生孤獨感，隨著這樣的日子越來越長，孤獨感日增，尤其是日本獨居的年輕人又多，漸漸感到前途渺茫的人也就越來越多。日本自古又有著淡漠生死、寬容自殺者的傳統，於是，為了尋求解脫，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年輕人也就自然而然的增多了。
設置在日本車站內的鏡子，據說對於想要臥軌的自殺者有一定的心理防範效果（圖｜維基百科）
至於年輕女性自殺者的增加，輿論同樣把它歸結為疫情的原因，她們之中同樣有很多人因為疫情失去了工作，迴歸家庭後，則開始照顧因疫情在宅辦公的丈夫和孩子，操持增加的繁重家務等。同時，她們還失去了和同僚、友人面對面的交流機會，這一切使得他們的壓抑感無限增大……而新冠疫情長期化還帶來了另一個副作用，那就是“家庭暴力”行為的增多，這讓受害女性更加不堪重負，選擇自殺解脫的人自然也就增多了。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因為失業使得自殺者增加的情形存在。我們先來看一些疫情下日本年輕人窘狀的具體例子。日本的許多社會福利雖然非常好，可是這些表象下面也隱藏著許多看不見的殘酷現實。日本AERE雜誌報道的那些失去工作的日本年輕人現狀，就實在讓人唏噓。這家雜誌曾採訪了一位在新宿流浪的日本年輕人，他因為疫情失去了工作，記者採訪他時，他已經流浪了近2周左右。 原本他是東京郊外的一家電力公司的派遣社員，8月份身體出現類似新冠的症狀，於是，周圍人因怕被傳染對他的態度開始發生了轉變，故意疏遠、刻意無視成為了家常便飯。在這種日本社會常見的“いじめ”（欺凌）氛圍下，無奈的他只好選擇了辭職，當然也就再無資格住在公司宿舍，不得已成為了流浪者。而不願求人幫助又是日本人的人生信條，也因此，在接受採訪時，這位“新浪人”已經連續3天沒有進食，僅僅靠著清水來維持生命……
日本街頭
10月下旬，在東京池袋公園，這家雜誌記者又採訪了一名流浪的男性。據這位男性自述，他出身九州，之前在長野縣的一家工廠工作，也是因為疫情的影響導致工廠經營惡化，無奈，這家工廠只得選擇裁員以求渡過難關，很不幸，他自己成為了裁員名單當中的一人。為了尋求工作，他來到了東京，一邊生活在可以提供住宿的最便宜的網吧裡，一邊開始尋找工作。10月中旬，尚未能找到工作的他已無錢支付網吧費用，只好睡在公園，成為了“浪人”中的一員，而手中的錢也只剩100日元（約6元人民幣）。現在他能夠依靠的，只有一家做慈善活動的NPO法人機構，會偶爾在公園派發一些生活用品等。據這家NPO的工作人員介紹，上述這類人在近幾個月越來越多，他們生活的困苦程度也都大體相似，最後走投無路時，選擇告別人生也就只能是他們無奈的選擇了。
這還只是普通人受於疫情影響而導致的悲慘個例，即使是名人、明星等，在疫情中自殺的也大有人在：5月23日，出演日本《二層公寓》（日文名《テラスハウス》）的22歲女優（女演員）木村花，自殺身亡；7月18日，年僅30歲的日本著名演員三浦春馬也選擇了自殺；9月20日，日本老牌演員藤木孝，在東京的家中自殺；9月14日，與藤木孝一起出演過電影的36歲女星蘆名星，在新宿的家中自殺；9月27日，日本電視劇女王竹內結子，竟然也選擇了自殺了結生命……
日本寺院門口的佈告欄的禪語，大意是鼓勵在最前方與新冠病毒戰鬥的人們，不要逃避痛苦艱難的事情
如果說普通人，哪怕是年輕人因疫情導致工作、生活陷於困窘而流浪街頭，甚至選擇自殺尚能理解的話，但上述的這些日本藝人，他們大都有著光鮮亮麗的外表，有著殷實的財富，這些也都是讓普通人十分羨慕的標籤，但最近發生的這些自殺事件，卻不得不讓人深思，他（她）們為何也都選擇了一條不歸之路呢？
藝人、名人從來都是走到哪兒都受人追捧的一個群體，而受制於疫情，他（她）們不僅不能在萬眾矚目中展示自己了，而如女明星們每天窩在家裡，甚至無需化妝，只是穿著睡衣就可以度過每一天。這種失去了光鮮、光環，時時被簇擁著的生活之現實，讓她們比一般人更難適應，最後在孤立、孤獨中陷於脆弱，走向自殺就成為了一些藝人選擇的解脫方式。尤其是被譽為廣告女王的一線女星竹內結子的自殺，鑑於她對日本國民的影響，在她自殺後的第二天，甚至日本內閣加藤官方長官都專門在定例記者吹風會上，針對竹內結子的自殺發表了看法：一般來說，著名藝人自殺，因他（她）們的行為更具模仿性，因此，影響更大，也更容易引起連鎖反應，需要引起重視云云。話雖如此說，但正如一些日本媒體提出的疑問：從各種分析數據來看，表面上確實是上述這些原因導致了年輕人和女性，以至藝人的自殺，但，難道就沒有更深層的根源性的社會、文化原因存在嗎？
答案很明確，當然是有的。概括來講，日本20～40歲人的自殺原因，主要是他們覺得在這個時代活得太痛苦，尤其是在疫情長期化的當下。這不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裡面包含著社會整體的問題，比如無處不在的規矩、責任，收入差距、貧困、就職難以及人際關係等等多個方面。以就職活動為例，一般的大學畢業生如果連續幾次就職活動失敗，很多人就會陷於自卑之中難以自拔。日本有句老話叫“一次脫軌，就很難矯正過來了”。那麼，幾次“就活”不果，心靈脆弱者精神就瀕於崩潰狀態了，這時一些人就會選擇“死”來作為人生的解脫。即使如願找到一份工作，按日本人的說法，那你在會社裡也就是一粒“新米”。“新米”嘛！自然要經受打磨，而所謂的打磨不外是自己拼命工作的同時還要承受“先輩”的欺侮，如此，精神脆弱者在過勞和“欺凌文化”的雙重摺磨中難以忍受就也會走向自我毀滅。尤其是在疫情長期化的今天，就職環境更加惡劣，工作環境同樣令人堪憂，無處不在的危機感、孤獨感、恐懼感，都因疫情而無處傾述，“憋”的一些心理脆弱的人就只剩下走向自殺這一條路了。
疫情期間，一些老鋪相繼出現了“閉店告示”
從上述這些事實中可以看出，普通人也罷，明星也好，在疫情生活中“痛苦”二字無不貫穿始終，就頗似魯迅先生在《狂人日記》裡描述的那樣：“……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吃人’。”日本國立精神•神經醫療研究中心的自殺對策擔當教授的調查也顯示：在自殺者中，有這樣一批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原因，就是覺得活得痛苦，怎麼努力換來的也只是更加絕望，而這些又無處去傾述，最後只能走向自殺的結局。年輕女性同然，那位自殺對策擔當教授說：以年輕女性層為中心，整體性的孤立問題不斷向著不好的方向發展，她們同樣存在著缺少“可以傾述的對象”問題，而這個問題在今天的疫情長期化時期就顯得尤為突出，正是這樣根深蒂固的複雜的各種社會原因才導致了自殺者下決心選擇告別人生。
此外，如果從文化根源上挖掘，日本人還是一個有著“自殺情結”的民族。“生如夏花之絢麗，死若秋葉之靜美”，泰戈爾的這句名詩，在日本之所以被廣泛流傳，無外乎是它應和了日本人的幽玄情緒和悲情情結。而“花是櫻花，人是武士”，更是日本人婦幼皆知的古訓，蓋因櫻花是日本文化的圖騰，日本人的骨子裡認為櫻花是其生命最重要的象徵。
“寧願短暫，只要燦爛”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早已不單是指櫻花，而是寓意了人生。
關於日本人的生死觀常見的一句禪語：生死事大，無常迅速
出於對大自然的敬畏和無奈以及通過櫻花開謝對人的生命之感悟，千百年來，已使得日本人“憂傷成疾”，對死亡懷有了一種特殊的感情，對自殺也抱有一種異常寬容的心態，這在日本文化人的自殺現象中表現得頗為突出——
出生於1909年的太宰治，一生可謂波瀾壯闊，他的經歷就是自殺未遂、結婚、與父母家庭斷絕關係、文學創作，然後又是自殺未遂、殉情未成、離婚、再婚，最後終於在39歲時與情人一起殉情自殺成功。他的經典的兩句話是最具衝擊力的，一句是“對不起，我出生了”，另一句是“僅僅一句‘再見’就是人生”。就是這樣一位不負責任的人，後世的日本人對他的尊崇和寬容卻是無以復加的。
川端康成，他的自殺被日本人譽為“美的昇華”。這位1968年就成為日本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文豪，在當時的環境下可以說是集人生一切成功與快樂的大成者，但川端康成卻如流星一逝，給世間留下了無窮餘味。不過，從其平時最喜歡的一休大師的一句“佛界易入，魔界難入”，他所認為的“沒有比死更高的藝術”，以及他最持同感的芥川龍之介在遺書中寫的“所謂自然的美，是在我‘臨終的眼’裡映現出來的”等有關川端康成的資料來看，川端康成應是難以等待要在“臨終的眼”裡才能看到真正的自然之美而主動跳入魔界，以求早些看到這臨死的自然瞬間之美，才於1972年選擇了口含煤氣管自殺的。
而1970年11月25日佔領了日本自衛隊駐某地總監室，發表了激烈的演說後選擇了剖腹自殺的三島由紀夫，則可算是把“自殺美學”演繹的最轟轟烈烈而又武士般的悲壯了。
上述三位大作家的自殺可以算作代表，當然，20世紀自殺的日本文人還有多多，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沒有任何一個人是混到了窮途末路非死不可的地步，相反，卻大都是在正值大展才華達事業頂峰時選擇自殺的，以此成就了日本的“自殺美學”。記得前些年流行的渡邊淳一的《失樂園》中，男女主人公服藥同歸於盡，也被描繪成是一種神聖而永恆的行為，被津津樂道為“自殺美”的傑作。
三島由紀夫（左一）與川端康成（中），兩人均是日本“自殺美學”的代表人物（圖｜維基百科）
今時的日本人自殺，雖然有著其歷史、文化的根源存在，但理由卻已與過去武士、文化人等所追求的“自殺美學”大相徑庭，由於工作、家庭、社會等理由而對前途無望活不下去的，佔了絕大多數。自殺者增多，自殺理由流於常理化，頗覺日本人終於有一點從“自殺美學”的聖壇上溜達下來的感覺了。由此，個人認為，更多的如年輕人的自殺，從表象上看，他（她）們就是覺得活的痛苦，活不下去了，那就不如死了算了，正是這種“一了百了”的在日本年輕人中常見的頹廢、不求上進的心態才造成了他們自殺數據的上升，這與“自殺美學”已經實在是沒什麼關係了。如果一定要說有，那也是日本傳統的對自殺者的寬容文化和日本人淡漠生死的人生觀在潛移默化的起著一些作用。
不過，倒是還有一種說法存在：說日本年輕人之所以自殺者多是因為日本人沒有宗教信仰（其實日本多宗教，正是因為多，日本人東信一點西信一點，結果慢慢就不知道自己到底信仰什麼了），這貌似也有些道理，因為有了宗教信仰就有了精神寄託，而有精神寄託的人內心自然強大，當然不會輕言生死了。這則又是“多宗教”惹的禍了。
萬景路專欄丨日景尋路
萬景路|旅日作者|著有《你不知道的日本》等
（本文為作者原創稿，原題《疫情中的自殺現實讓“自殺美學”不再美》，轉載請留言獲得授權。除特別註明外，文中圖片均由庫索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