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史書、看電視劇我們會有一個疑問，先秦、唐朝，總體感覺人們在文化、在性觀念上是非常開放甚至是奔放的，為什麼印象中的中華文化卻是保守的呢？
《列子》記載：“男女雜遊，不媒不聘”；
《周禮·地官·媒氏》記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
《贈美人》：“粉胸半掩凝晴雪”；
《貴耳集》：“唐人尚文好狎”。
這得從宋代的程朱理學說起。
程朱理學，亦稱為“程朱道學”，是宋明理學的主要派別之一，也是理學各派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學派之一。由北宋時期河南（今河南洛陽）人二程（程顥、程頤）兄弟開始創立，其間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時期朱熹集為大成。
程朱理學的根本特點是將儒家的社會、民族及倫理道德和個人生命信仰理念，構成更加完整的概念化及系統化的哲學及信仰體系，並使其邏輯化，心性化、抽象化和真理化。
程朱理學強調格物致知，認為格物就是窮盡事物之理，致知就是推致其知以至其極。並認為，天理是萬物的本原，是永恆存在的，先有理後有物。在認知方法上，主張多讀書，多觀察事物，根據經驗，加以分析、綜合與歸納，然後得出結論。
乍一看，程朱理學和現在的科學發展觀念何其相似！
但是，程朱理學還提出了“明天理、滅人慾”的思想，使得追求“理”的道路偏離，陷入極端。
實際上，相似的概念在《禮記·樂記》中已經出現，其中記載：“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慾者也”，說的是人如果放任自己的慾望而不懂得順應規律（即控制），就會變成“物”。這說的其實沒錯，錯就錯在程朱理學錯誤地將其理解成“天理”至上，為了“明天理”，而要“滅人慾”！這其實將人以另一種方式“物化”，從一個極端進入另一個極端。
實事求是地說，程朱理學在最初提出時也沒有那麼極端，《朱子語類》中朱熹曾說過：“飲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慾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慾也”，就明確將正常的“人慾”視為“天理”，而將超出於“天理”的慾望，視為“人慾”。
並且，程朱理學還壓制君權，提出理高於勢，要求皇帝正心誠意，遵循“天理”。《朱文公文集》記載了朱熹信中的一段話，顯示了在朱熹看來，歷來被歌頌的英君明主漢高帝唐太宗，都不過是“假仁藉義以行其私”，從根本上動搖了君主專制的理論基礎。
所以，在最初，程朱理學並不受歡迎。
不過，由於理論的侷限性，程朱理學也相當於承認了尊卑等級、三綱五常就是“天理”，這很快讓統治階級發現了其價值。
由於宋代在軍事上的羸弱，統治階級需要一套理論支持其的統治。宋代後期，程朱理學順利上位。
到元朝時，程朱理學被正式確立為官方的意識形態。官方大力弘揚的“君臣大義”思想，已經超越“華夷之辯”成為當時社會的普世價值，並被包括漢人在內的知識分子所廣泛接受。大批的漢族色目地主糾集的“義兵”興起，也成為鎮壓紅巾軍的主力。不過元朝消耗漢族世侯、對於漢族知識分子的排斥，也使這個群體很大程度遊離於元朝中央政權之外，使元朝的統治根基脆弱，最後崩潰。
清朝進一步推動了程朱理學的發展：“朱子之學，即程子之學。程朱之學，即孔孟之學。若程朱非，則孔孟亦非矣。程朱之學，孔孟之學也。程朱之道，孔孟之道也。學孔孟而不宗程朱，猶欲其出而不由其戶，欲其入而閉其門也。”乾隆五年下詔說，程朱之學“得孔孟之心傳……循之則為君子，悖之則為小人；為國家者由之則治，失之則亂，實有裨於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
諷刺的是，程朱理學就這麼地從壓制君權的理論變成了維護君權的理論，從科學主義萌芽發展成了客觀唯心論。
中華文化也慢慢地變得非常反性禁慾，“失節事大”、“婚前守貞”等等觀念極度深入人心，也導致後來中國演變成為基本上是世界上最最看重守貞的國家。
客觀來看，程朱理學有對儒家思想的反思。
魏晉至隋唐時期，佛教和道教盛行，讓儒學感到不滿和不安，認為佛教和道教的理論使人們的行為不受禮法的約束，會危及社會秩序，且僧侶不從事任何生產活動，反而要大肆修建廟宇，不僅勞民傷財，還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但是，儒學和佛道又不是完全衝突的，可以相互融合、共同發展，並借鑑佛、道的理論來完善儒學。
不僅如此，恐怕也有對唐朝的反思。
由於唐朝過分自信和沒有節制開放的風氣，使得“君王不早朝”，雖然萬國來朝，令人神往不已，但也埋下了禍根，使中國進入長期分裂和混亂的五代時期。
傳統倫理道德的極大破壞，也催生了程朱理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