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一山:“清史”留名第一人

蕭一山:“清史”留名第一人

蕭一山,中國歷史學家,江蘇徐州銅山人。一生專治清史,憑一己之力撰寫而成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文筆流暢,史料詳備。梁啟超、李大釗、朱希祖諸前輩及日本今西龍博士等親為之序。被譽為“奇人”。人們將他與孟森並稱為中國清史研究的兩大奠基者,又與簡又文、郭廷以並稱當代著名研究太平天國史專家。


1902 年5月7日(清光緒二十八年三月三十日)生於江蘇銅山(今徐州市)一個書香世家,原名桂森,號非宇,字一山,以字行。


其父蕭文彬是一位塾師,略通經史以教讀為業,並終身奉佛。蕭一山從小即隨父在私塾讀書,得益於乃父教導甚多,他在幼年就對歷史發生濃厚的興趣,四書五經多能背誦,尤愛《資治通鑑》。


1919年蕭一山畢業於山東濟寧省立第七中學,旋入山西大學預科。此時已開始研究清史。 1921年春,蕭一山在山西大學預科畢業,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政治系,與梁任公並無正式師生名分,實受教於明清史專家朱希祖、孟森等人。


1923年《清代通史》上卷出版。1925年,蕭一山北大畢業後,應聘到清華大學任教授,其在清華時期,與梁啟超同校執教,梁主講文化史,蕭主講政治史並深為梁氏器重。不久,他的《中國通史大綱》一書又行問世,日人今西龍博士特撰文推崇,博得東瀛史學界的好評。稍後又在北大、北師大等校兼課。


1929年,蕭一山在北平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蕭一山任院長,聘請學友黃現璠等人任教於該學院。他辦此學院 ,初衷是有志於教育制度的改革。希望有一所從小學到大學一貫制的新型學校,在較短的時間內培養具有文、史、政治素養的人材,以改變舊制學科分散,精力不易集中之弊。


1931年,應南京中央大學之聘,為清史教授,次年,教育部派赴歐美考察。在歐美期間,除考察研究外,他特別留意太平天國史料的蒐集。1934年回國。


1935年,任河南大學文學院院長。1937年 1月創辦了《經世半月刊》。


1938年,蕭一山轉任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後改任西北大學文學院院長。隨後,大學內徙於四川三臺,他被教育部聘為部聘史學科教授。抗戰勝利後,他出任北平行轅秘書長,當選為國民政府第一屆監察院監察委員。


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攜眷赴臺。自1950年始從事修訂《清代通史》工作。 在臺期間,蕭一山擔任臺灣近代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臺灣“中國史學會”監事等職,受聘於各大學講學。並與張其昀等人共同主持“清史編纂委員會”,集中一批清史學者費時一年,將《清史稿》改編《清史》共8冊,約700餘萬字。


1960年,他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訪美。1978年,在臺灣“清史檔案研討會”期間,蕭一山因心臟病突發,於同年7月4日逝世,終年77歲。


縱觀蕭一山的史學思想和實踐,可以發現三個明顯的特徵:


1、始終以“人文化成”為理想


蕭一山探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潤,具有深厚的國學根基,對文化有獨到的見解。他引用易經“見龍在田,文明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夫人也,以化成天下”,認為“凡文事的發明,稱為文明,有關人事的文明,稱為人文,而以人文理則感化天下,化成天下所累積凝結的成果,才是文化。


他解釋說“中國人講文化,日本人講武化,西方人講物化。因為日人講究武士化,西人重視物質化,而中國則數千年曆史的全貌就是‘以文化天下’。反對‘以力服人’,反對鬥爭,反對以武統治天下;中華文化的根源思想在此。”


2、盪漾著民族主義的激情


蕭一山幼年時代受家鄉兩位抗清義士事蹟的激勵,萌發了民族主義意識。大學時代,他激憤於日本人所著的清史著作中對中國人民族感情的蔑視,乃發憤寫作《清代通史》。


抗戰時期開始提倡民族革命史觀,他說:“中國近三百年來,四萬萬民眾,朝朝暮暮,都在民族解放復興運動中過日子。”在《中國近代史的中心問題》中進一步談到:“三百年來之中國近代社會,整個受中國民族革命之支配,一切皆依其為樞紐而變動,迄於今日,仍處此一大變局中而未已,吾人何為樂此革命而不疲耶?乃因帝國主義者之侵略壓迫,使我不得自由與平等耳。抵抗為人類的天性,豈不可努力自救哉?至帝國主義者以其政治文化經濟之壓力,侵凌中國,方面雖多,對象雖雜,若擷其大體則可分為三個階段,而吾民族革命之目的與行動,數百年來,始終一貫。唯領導人物及口號隨時代而不同。”民族革命史觀構成其史學思想的核心。


蕭一山以民族主義作為評價歷史的重要標準。他稱天地會是近代民族主義的開山鼻祖,推崇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把義和團運動看成一種民族自覺。蕭一山提倡民族革命史觀,目的是喚醒中華民族的自信心,為團結抗日,挽救危局而搖旗吶喊。


3、充滿了經世特色


蕭一山對經世之學有深刻的體認,把它解釋成“古代所說的大學”,即“通貫的學問’,“大學以中庸為體,以經世為用互相配合,乃成一體。”而“歷史就是載諸空言-明道,見諸行事-政治的經世大典,”所以,“經世學的體是歷史和哲學,用是政治和經濟,目的是治國平天下。”蕭一山極力讚揚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負經世之志”的學者,自己也身體力行,投身於濟世安民的實踐。


文化理想、民族主義、經世之志是三個不可分割的方面,統一於蕭一山治史的實踐之中。民族主義是史學的靈魂,史學是經世之學的基礎,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史學家,他的史學著作“其立論均以探討中國文化源流,闡揚我國古代經世致用之學為本。”正如他在民族文化概論導言裡說:“我最初發表這些論文的時候,原來有一箇中心思想,就是闡發民族的潛德幽光,抉出文化的微言大義,敘述國民革命的歷史背景,昭示三民主義的哲學根據


清史研究緣起:


蕭一山讀中學時,日本史學家稻葉君山所著之《清朝全史》在中國翻譯出版。頗多感慨,認為中國史反出自外人之手,而國人不自研究,引為奇辱。他後來回憶說:“民國三、四年間,上海有譯日本稻葉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頗風行一時。餘方讀中學,以國人不自著書,而假手外人,真吾國學術界之恥也!稍長,乃埋頭致力,發奮著《清代通史》。”他的同班同學張克昌教授生前回憶說:“蕭一山在山西大學讀書時,已經把他的精力集中到清史的研究上,每日伏案疾書,勤苦不輟,此時他已寫出了《清代通史》的部分初稿。繁重的研究工作,使他心力交疲,神形憔悴,常常胃口不開,吃不下飯去,只好在粗茶淡飯中多放一些辣椒以佐食。”


1922年,在著名明清史專家朱希祖與孟森的倡導下,北大建立了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組織力量對清代文獻進行清理。這對久有志於清史研究的蕭一山來說,真是如魚得水。他在那裡夜以繼日地工作著,接觸了大量原始資料,諸如謄黃、敕諭、誥命、實錄、會試、考卷、題本、庫表等等;其內容涉及到有清一代的地丁、漕米、旗營、軍餉、墾牧、河政、鹽行、課稅等經濟、政治、軍事方面的資料。這些珍藏多年的史料,大大開擴了蕭一山的視野,為《清代通史》的寫作提供了豐富的原始素材。


他曾十分感慨地說:“清代內閣檔案自撥歸國立北平大學整理後,餘亦躬與斯役,披閱所及,取證滋多。此雖案牘之言,實難盡信,然較之官書,勝萬萬矣。”通過勤苦鑽研,潛心攻讀,廣搜史料, 在兩年時間裡,完成了《清代通史》上卷,1923年上卷出版時,他還是一位北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


李大釗先生為《清代通史》初版寫了序言。梁啟超、蔣百里 、蔣夢麟、日本史學家今西龍博士等先生亦為之作序。李大釗在序言中稱:“

蕭子一山,以績學之餘,著《清代通史》一書。書成,執以示愚。愚受而讀之,知其書之性質為有清一代之中國國民史。置之史學系統中,當為普通史中之記敘的國民史。取材既極宏富,而於文明及政治諸象,統攝貫通以為敘述,且合於社會諸象悉相結附不能分離之史理。餘故樂為之敘,冀著者之益精厥業,以此為重作各史之先聲也。


他對早期清史和清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研究和考證,為清史研究的深入作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被人稱為“清史研究第一人”。


蕭一山突破了以往通史編著由政府組織專人來完成的慣例,集一人之力,完成鉅著,實為近代新史學的一大成就。《清代通史》既是蕭一山的成名之作,也奠定了其在近代史學上的地位。洋洋四百餘萬言的《清代通史》足以讓蕭一山名垂後世。《清代通史》至今仍成為清史入門必讀,學者常藉助檢閱之書,歷久而不衰。


太平天國史研究緣起


1932年南京政府以公費資助蕭一山赴歐美各國考察,在英法等國圖書館和收藏中心發現了許多珍貴的太平天國史料,大多是當時國內罕見的孤本,於是廣為抄錄或影印,回國後再加以整理和編撰,於1935年出版了(太平天國叢書》首集、《近代秘密社會史料》、《太平天國詔諭》、《太平天國書翰》、《英國政府有關中國文書總目》(英文本)等書。這些珍貴史料的整理出版,為後來的太平天國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也確定了他在太平天國史研究領域中極其重要的地位。


時任北大史學系主任的朱希祖在《太平天國叢書》序言中,尤其稱讚蕭一山蒐集整理太平天國史料之功勞卓著。這些海外新史料的出版為當時國內史學界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注人了新鮮血液,不僅如此,蕭一山還強調外國資料對於研究中國歷史的重要性,提醒人們留意英國政府的文書、英美外交檔案、日俄法的檔案及外國人的著作。


蕭一山:“清史”留名第一人


提倡“經世致用”


九·一八事變後,蕭一山哀於國勢日蹙,大力提倡“經世”之學,呼籲抗戰救亡。關於“經世”的確切涵義,他曾著有專文《經世釋義》加以闡釋。所謂“經世”,也就是中國古書中所說的“經濟”,亦即“經國濟民”之意。這和我們今天常用的 “經濟”一詞,涵義不同。


蕭先生喜談“經世”,他創辦的期刊,報紙、學社等,大都以“經世”命名。如:《經世半月刊》、《經世戰時特刊》、《經世日報》、《經世叢書》、經世學社等等 。


他在南京創刊《經世》半月刊時,在發刊詞中寫道:“不應再受漢學遺毒,飯訂補苴,和宋學遺毒,高談靜坐。要負起經世之志,談經世之務,拿道德文化力量和應用科學的知識來維繫社會,照顧人生。

”指出文字堆砌的紙上談兵和高談闊論的空話連篇,都是無補於時艱的。並積極號召他的學友楊兆龍、黃現璠、范文瀾等教授相繼投稿或參與其辦報組社之中。他主張書齋之革命須與社會之革命同步進行。強烈的“經世”精神,使他敢於突破“為學問而學問”的藩籬,最終形成貫通曆史與現實的學術體系。


生平逸事


一部清史名噪文壇


有人說蕭一山是個奇人,也許這句話並沒有誇張之嫌。王家範教授說:“憑一己之力撰寫而成,中國第一部體系完整的新式清代通史,始出於北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年方22歲;而全書殺青,三卷聯袂問世,竟在40年之後,算得上是近世學術的一件奇聞軼事。”


與李宗仁的交往


抗日戰爭開始後,蕭一山在西北聯大任文學院長,並取得國民參政員頭銜。1943年,李宗仁任漢中行營主任時. 蕭一山正執教西大,經過同鄉、青年軍二0六師師長方先覺的介紹,認識了李宗仁。李宗仁待人頗為誠懇,沒有什麼官僚架子,一般地方人士,對李都有好感。李因蕭表示鄙視蔣介石,就引為知己。


李宗仁是一位在國民黨政權中具有“民主改革”形象的軍人,他一向對“威儀棣棣”的蔣介石不滿。李氏蒞臨北平伊始,蕭一山便將故都的知名教授學者介紹給了這位軍政大員,並在中南海建立了“教授雙週座談會”。李是一位頗具心胸的人物,對學者們無不竭誠接待,揖讓相見。如北大胡適之、清華甘介侯等,都是李氏的座上常客。隨後,李宗仁敦請蕭一山任秘書長,蕭感戴知遇,欣然拜命。


1946年初,在李宗仁的授意下,蕭一山在北平創辦了一份對開大報《經世日報》。由李宗仁擔任報社董事長,蕭一山任報社社長。1960年,蕭一山到美講學。時李宗仁居美有年,外傳李宗仁有回大陸定居之意,美、臺方面便對李氏加強監視,一時間李氏住宅親友卻步,門可羅雀。而蕭先生不顧環境險惡與外界阻撓,毅然走訪了李宗仁,使李氏大有“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眥穿胸不汝忘”之感。後李終於衝破艱險回到大陸,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

我和一山是終身的朋友。”足見兩人的深厚友誼。唐代詩人王昌齡“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的詩句,似可一狀此情了。


特殊的學生


他對青年人的提攜愛護與激勵自不待言,他的學生和學友數不勝數。其中,他與學生黃現璠的關係頗為有趣。黃現璠比蕭一山大三歲,由於黃現璠家貧,上學較晚。黃氏於1926年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時,蕭一山已在北京師範大學兼課,成了黃現璠的老師。黃現璠四年本科期間,因生活困難,需課餘時間去謀職助學,恰好蕭一山創辦“北平文史政治學院”,聘用黃現璠為老師。黃氏即在該學院幹了三年,與蕭一山交往日深。其後,蕭一山創辦《經世半月刊》、《經世叢書》時,都有邀請黃現璠投稿。兩人雖不在同地,但始終有書信來往直到蕭一山去臺。他們的關係也可是亦師亦友的關係。蕭一山被學人譽為清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黃現璠有”中國現代民族學奠基人之一和壯史研究第一人等稱。兩人都在學術上作出巨大的貢獻。他們這種少見的師友關係也算傳奇。


學人評價


1. “蕭子之於史,非直識力精越,乃其技術也罕見也......蕭子之學,未見其止......吾將於蕭子焉有望也。——梁啟超


2. “.....蕭先生乃是一個年紀還不到二十二歲的青年學者。他既有天賦的聰明,又富於春秋,只須好學不倦,將來造詣,實未可限量,必有成為世界的大史家之一日。我敬服蕭先生之為人,更驚歎他的學力。”——今西 龍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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