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經緯客戶端4月24日電 題：《王曉紅：疫情催化下全球產業鏈將發生哪些改變？》
作者 王曉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教授）
疫情帶來全球供應鏈的重組，是大概率事件。通過這次疫情，發達國家認為對中國的依賴性太大，這是由發達國家的藥品、口罩等防疫物資短缺所引起的，這些產品主要來自中國。疫情剛剛開始的時候，美國並沒有嚴格的防控措施，也非常不在意，然而疫情非常兇猛，很快口罩也不夠了，藥品也不夠了，而主要藥品生產基地都在中國，他們認為對中國的依賴性太強，因此出現了要求企業撤離中國的呼聲。那麼，成本的上升，加上產業鏈面臨的搬遷壓力，產業鏈會不會有斷裂風險，會不會發生大規模的遷移，是很多人關心的問題。
我們可以分三個階段看這個問題。第一是最初綜合成本的上升導致的產業鏈轉移。像中國企業家曹德旺去美國設玻璃廠，主要屬於自身成本上升導致的產業鏈轉移，尤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測算顯示，中國和美國在成本上比較，土地成本是美國的9倍，物流成本是美國的2倍，銀行借貸成本是美國的2.4倍，天然氣的成本是美國2倍以上，能源成本是美國的2倍以上，這些綜合成本的上升導致企業搬遷。當然，曹德旺也遇到了問題，去了美國之後招不到熟練工人。這說明，僅僅考慮成本還不夠，還要有生產力，這些是企業生存的綜合因素。
從轉移的目的地來看，目前主要的轉移目的地還是在南亞、東南亞等地，這與這些地方的開放度非常相關。這些國家與地區普遍具有優惠的政策，比如說印度的經濟特區，“五免五減”；越南對電子信息、鞋帽、服裝這些產業，有10%到15%的所得稅優惠。前年我到訪非洲時發現，非洲的政策也非常優惠，對全球的產業轉移，無論是勞動密集型還是能源、汽車製造業等等全部接納。我去了尼日利亞、加納、埃及、岡比亞，主要是針對怎麼樣共建“一帶一路”，轉移我們的產能進行產業合作、投資。發展中國家現在都在大量承接產業轉移，這些地方在未來很可能是主要的產業轉移目的地，因為他們具備良好的成本優勢。很多國家的企業選擇到這些國家投資，說明成本上升和結構的調整帶動了產業轉移。
第二，貿易摩擦導致產業加速轉移。這些轉移出去的產業，有些並非我們所期望的。2018年貿易摩擦剛剛發生的時候，白宮經濟學家就提出要擺脫跟中國供應鏈的依存關係。如今，美國的戰略佈局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非常典型的是向南亞和東南亞佈局，印度是美國在將來產業轉移非常重要的目的地，因為印度的成本很低。近期我問了一些軟件企業，同樣一個軟件工程師，我們要支付的工資水平相當於印度的兩倍多。印度的軟件業發展很好，但是他的工資水平跟菲律賓、越南這些地方差不多，可見人力成本競爭力是很強的，而且其軟件信息產業的技術優勢也是上升的。從勞動密集型產業來講，越南、菲律賓、印尼、印度等東南亞、南亞國家，都有可能成為未來企業轉移的目的地。
去年，中國的外貿雖然受到貿易摩擦的影響，但還是保持了增長。可見，企業和產業轉移不會像想象的那麼快。因為企業在任何一個地方的經營，都要考慮產業鏈配套的優勢、成本的優勢，還有大量的技術工人支持等等，企業的轉移不是簡單的一件事情。凡是國內產業鏈非常長的一些外資企業，它的根植性都比較好。我在蘇州工業園區調研期間發現，像艾默生這樣的企業，在中國生存了很多年，已經形成了上下游非常完整的產業鏈配套，基本上不太有搬遷的意願。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加速產業鏈的轉移，對此應當高度重視。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進出口同比下降6.4%，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4%。貨物貿易的出口比服務貿易的出口表現差，加工貿易比一般貿易表現差，勞動密集型產業比資本技術密集型表現差。貨物出口下降主要是因為製造業的影響，相比之下，服務貿易出口下降相對較少，主要是知識密集型服務貿易發揮的作用。產業鏈越長，抗擊風險的能力越強。1-3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2161.9億元人民幣，同比下降10.8%，這也是預期之內的，疫情之下，全球外資負增長是預料之內，跨國公司會收緊投資，儘可能地減少風險，這是跨國投資一個共性特徵。但是高技術使用外資的比例增長了15.5%，信息服務、電子商務、專業技術服務都分別增長了28.5%、62.4%、95%，可以看出，中國具有結構優勢，中國的結構確實在轉型。現在真正的紅利是知識密集型產業，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才，比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多，這有利於中國去承接高端產業、技術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的一些服務業。
至於會不會產生大規模的企業搬遷？我認為，會有企業搬遷的個案，但是大規模的搬遷短期之內還不至於出現，企業搬到其他的國家，建廠房、招工、產業鏈的構建等成本是非常昂貴的，企業要賺錢，就不能不算賬。目前，中國的產業配套能力和產業鏈、供應鏈配套能力，營商環境都是向好的，尤其產業鏈、供應鏈配套的優勢，充分體現出製造業的優勢，營商環境在改善，所以短期之內不太會出現大規模的搬遷。
從產業集群來看，區域的配套能力要強，產業鏈完整，龍頭企業帶動能力強，這個是很重要的特點。比如深圳的手機設計，從手機材料研發、設計、製造、銷售等，整個非常完整的產業鏈，在珠三角都可以找到，僅僅是設計各種分類都非常細，分為結構、外觀、功能設計等。設計服務提供商設計好後很快就會有企業製作，很快就會有銷售渠道銷售。所以一個新產品從設計研發到製造、走向市場，速度非常快，這是中國具有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不可比擬的優勢，我認為，在未來保持住這種優勢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營商環境。營商環境將來是不是比現在更好，能不能夠和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對接，市場準入是否更加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能否形成，知識產權保護、減稅降費降低成本等措施能不能落地，這些都是營造營商環境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推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對於營商環境的打造非常重要。我們的體制、市場環境如果完全不能與發達國家和其他市場經濟國家對接，時間長了，外資會慢慢流失，因為產業鏈和供應鏈不僅僅由中國企業來完成的，它實際上是內外資企業共同完成的。比如，一個大型在華跨國公司，其上下游產業鏈有很多國內企業配套，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關係是中國和世界相互融合的一種關係。一個龍頭企業的上下游產業鏈與供應鏈中有許多是中國本土企業，如果龍頭企業走了，這些配套企業為誰去服務？這個問題一定要高度重視。產業鏈和供應鏈關係雖然是在國內，但它實際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全球化的。中國在海外投資是融入全球產業鏈，在國內實際上也是一樣。所以，產業鏈、供應鏈和營商環境是相輔相成的，中國的產業鏈能不能夠繼續保持這樣一種完整的配套能力，取決於營商環境好與不好，營商環境越好，產業鏈和供應鏈配套能力更強，外商越不會遷走。
國際上的產業鏈轉移，最典型的模式是日本。日本的跨國公司集群投資帶動產業鏈轉移的模式，是世界上比較成功的模式，由龍頭企業引領。比如，豐田帶動它的配套企業跟進。集群式的投資，對於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是非常有借鑑意義的。當然，我們更希望，跨國公司過來以後，上下游的產業鏈中能有更多國內企業為其配套，這是提高根植性非常重要的方面。
疫情雖然是短暫的，但將會非常深刻地影響全球化進程和格局的變化，全球供應鏈體系的變化，這些都是很有可能的。我們的製造業體系非常完備和發達，發達國家就感覺到了不安，感覺到了產業安全對他們的影響，就要考慮戰略佈局調整。一方面是讓企業回到本土，對國家安全有重大影響的，可能並不是高精尖，也可能是生活必需物資，製藥、零部件、中間產品等製造業都有可能。我認為這種改變完全有可能實現，工業4.0時代的智能製造已經由勞動密集型向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型轉變，要素配置、競爭優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我認為是完全有可能回到本土的。另外是轉移到印度、越南等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為的是避免風險，雞蛋不能放在一個籃子裡。
發達國家未來將在哪些領域可能進行產業鏈再造？我認為一是高技術產業，我們可能會面臨更為嚴重的技術封鎖。二是安全領域，比如生活必需品、原料藥等，都存在產業鏈再造的可能性。
最後，我們的產業鏈該怎樣取捨？產業鏈一定是全球分工的結果，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實現完全自主的產業鏈。越是技術複雜的高技術行業產業鏈會越長，分工會越細，通常由多個國家來完成。比如計算機、飛機、汽車。我們期待的所謂完全封閉式的內循環是不可能的。人力資本優勢、技術優勢、成本優勢、國家安全需要等，這幾個方面仍然是產業鏈取捨的基本原則。
（根據4月22日王曉紅在國際金融論壇（IFF）研究院第一期視頻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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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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